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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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将行政中心区位置从1日城以西约7公里的五棵松“新市区”，东移至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梁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是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载于《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3个部分，并附8项说明。建议书在最后连用了8个“为着”以表达殷切之情：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是此次都市计划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事关全局，必须慎重：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最主要的因素。更具体的说，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建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蹦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会之娄：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愿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一即将现时一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骤增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和改变北京外貌的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办公楼的设想，予以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即使沿长安街建设，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而且，“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严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建议》强调，“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迂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还进一步论述道，在1日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两位学者特别指出：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衙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其中，两位学者重点论述了向旧城之外转移城市功能，是解决旧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外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两位学者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再提请研究和讨论。这恰似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克隆比在指导完成“伦敦市区计划”之后，又进一步提凼以伦敦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大伦敦计划”。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规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