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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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胸怀者的决策，是民主的决策。兼听则明，“兼听”后的决策是带来光明的决策，相反，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决策是一个过程。无论办一件事还是用一个人，都有决策的过程。宽广的胸怀是保证民主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主决策，是决策正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有胸怀的领导者，他往往把自己定位为各种方案的选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就是选择。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经过反复的调研，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最后的结论。想法即便是相对成熟了，也还要讨论，开各种各样的“听证会”，让大家对将要的决策进行会诊。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的见解是提醒，是补充，肯定会给决策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领导者也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腹案），因为领导者不可能什么都懂，特别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项目的决策，领导者应该让下属拿出若干方案，对这些方案进行选择，对各个方案的优点进行吸纳。

胸怀小的领导者，总觉得自己当了领导，肯定事事比下属强，否则，怎么能当领导呢？对他们来说，自己没有方案，这是无能的表现，是不可思议的事。以为有了权力就比别人高明，这是权令智昏，这样的决策怎么可能不出乱子呢？

我们的很多行为与决策都要其他人的参与，忽视别人的意见只能带来阻力，自己的意见反而无法推行；对别人意见的包容就是对人家的尊重，也是为自己找到工作或生活的同盟。总之，有胸怀的领导，是把事业当作人民的事业，而不是自己承包的某个项目。因为是人民的事业，所以需要大家的智慧。自己只是一个选择者，是最后的拍板者，也许某方面有一些长处，但并不比他人更加高明。虚怀若谷，才能海纳百川；高高在上，仿佛可以傲视苍生，实则是胸中只有自己，只容得下自己，最后难免成为孤家寡人。

二

有胸怀者的决策，是放眼未来、为历史负责的决策；相反，短视者的决策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只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决策者，那绝对是非常狭隘的决策者。

“二战”后的日本千疮百孔，如果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他们考虑的可能是怎么建几条有面子的大道，搞几个有气派的广场等等。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日本人的素质，强化高规格的义务教育，政府甚至还要保障日本孩子的营养午餐和足够的牛奶，因为这些措施，战后日本人平均身高提高了六七公分，为日本重新崛起准备了高素质的人才。试想，当时出台这些措施，对在位的日本首相和各级官员不会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是，他们有为国家谋求未来的胸襟。

宁波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宁波有一座大桥，是七八十年前德国人帮助设计并建造的。前些年，宁波通管道煤气，发现七八十年前德国人已经在桥面下安装了管道煤气的通道，而且居然还能用。这说明，他们有为未来考虑的胸怀，自然也有超前的眼光。我们不少官员的胸怀，就只容纳五六年，他任上修的广场，刚离任不久，就已经破败不堪；昨天修的马路，今天就开膛剖腹……诸如此类的事并不鲜见。这些人只考虑眼前利益，甚至只是眼前的个人利益，像焦裕禄、谷文昌那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事，他们是绝对不干的。

三

有胸怀者的决策，总是坚定不移地实现既定目标。管理学博士吕蜂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目标决定胸怀”。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成大事者进行了剖析。春秋战国的勾践，在消灭吴国之前，那是何等的胸怀。灭吴之后仿佛立刻变了一个人，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放逐。建立汉朝的刘邦，消灭项羽之前，也能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豪言，及至得到天下，那些猛士们的下场也很悲惨。

这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故事，说明领导者心目中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这个阶段性目标表现在勾践身上就是复仇、消灭吴国，表现在刘邦身上就是统一华夏、建立政权。为了实现目标，他们也能广聚人才、广纳意见。吕蜂指出：“卧薪尝胆的勾践精神激励了多少在艰苦中创业的领导者，但是勾践的目标就是那么大，他只想消灭吴国，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范蠡们也只是帮助他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勾践没有更加远大的目标，他只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如果当初范蠡们通过影响勾践使其把目标定位在统一华夏，那么，文种的悲剧就一定不会发生。被领导者应该知道，当领导者的目标已经完成，他的胸怀就变得有限了。不是你没有价值，而是他没有了更伟大的目标。”不是领导者是否有胸怀，而是领导者是否有目标；不是领导者的胸怀发生改变，而是领导者的目标发生了改变。

四

有胸怀的人，尊重失败者，尊敬敌人，甚至可以容纳自己敌人的才华，对竞争的失败者怀有应有的敬意，有能力化解潜在的冲突或危机。袁绍进攻曹操时，令陈琳写了篇檄文。陈琳才思敏捷，斐然成章，在檄文中，不但把曹操臭骂一顿，而且骂到了曹操的父亲、祖父的头上。曹操气得全身冒火。不久，袁绍兵败，陈琳落到了曹操的手里。一般认为，曹操这下不杀陈琳就难解心头之恨。然而，曹操并没有这样做。他仰慕陈琳的才华，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抛弃前嫌，委以重任，这使陈琳很感动，后来为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

林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内战无英雄。南北战争，北方战胜了南方，国家统一了。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最高将领罗伯特・李向北方的最高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投降。战胜者格兰特是林肯观点的践行者。他提出的受降条件是：没有战俘，不搞叛国罪的审判。南军官兵可以保留随身武器和行李，他们只要在誓约上签字“永不打仗”，就可以带着坐骑，各自回家。此后，他们“不会受到合众国当局的打搅”。下午四点，签字完毕，“面色忧郁、憔悴”的李将军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相送。李将军一身戎装,神色严峻，如一尊雕像。当他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后来，所谓“失败者”的不少南方将领，还参加了竞选，成了国会议员等等，继续为国家效力。

五

胸怀二字，是中国人特别愿意描述领导者的一个词。我觉得，胸怀问题，似乎有人治的味道。一个单位，工作是否顺利，人心是否顺畅，要看主管领导胸怀的大小。遇上胸怀开阔的领导，有了善治，否则，工作荒废、人心不畅。我想，应该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在那里，无论具体人的胸怀大小，你都只能这么做，而不能那样做，那就好了。在中国，我们常说刘邦的胸怀是大的，项羽的胸怀是小的，此外还有曹操、刘备的胸怀如何如何之类。我就不曾听说里根或克林顿的胸怀是大的，尼克松或布什的胸怀是小的……他们固然可以选择自己要用的人，但他们用的重要的人物，要两院通过，要举行听证会，总之，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决策，在总体上能体现他们竞选时的承诺。否则，不论你胸怀大小，都会被选民赶下台。

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观念与方法。中国还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制建设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企业的管理也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中国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不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业单位，还处处可见人治的痕迹。只要有人治，就有治理者的胸怀问题。

其实呢，不论人治还是法治，或者是人治、法治兼而有之，胸怀开阔总比窄小要好。佛界有一幅名联：“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怀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哪怕只是一种修养，把自己历练成一个有胸怀的人，其生活的幸福程度，也要大大高于肚量窄小的小人。如此想来，我们在这里高谈胸怀，也不是一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