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庸俗的和最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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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高雅的人，他完全鄙视世俗的一切，认为奔走于功名利禄是浪费生命，享乐败坏人的天性，而为了保持至纯真且自由烂漫的天性，他只能离群索居，冷眼看待人世间的一切烟火喜乐——庄子大约就是这样的人；另有一个庸俗的人，他公开标榜说，人生唯一的最高使命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哪怕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帮助到天下人的事，他也坚决不能干——这个人是杨朱。

从一般趣味而言，庄子和杨朱实在没什么共同之处可言，然而，若就先秦思想与社会的现实情况来说，二者其实有不可忽略的共通之处。

先秦的儒家、墨家以及后起的法家，都是从社会的层面求人生的解决，修身养性是为了参与社会事业，兼爱非攻也事关社会大众，而行法术、成就王霸之业，还是事关公共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在思维上的起点，或主性恶，或主性善，一个简单的逻辑假设作为前提即可。只有庄子和杨朱之类的另类人物不这么看。

庄子有句名言：我最大的麻烦是我有个身体。这在先秦的一片大道理中，指出了一个致命的小道理：人之为人，不仅是社会化的抽象概括的对象，其根本的特征更是单独而个体的身体存在，离开了这种生物和物理的存在去讨论人生和社会，往往沦于虚妄，这是庄子及其门徒对孔孟以及其他改造社会、创造理想社会的思想总抱着冷笑态度的原因。小至蝼蚁，甚至微生物，大至神仙世界三千年为春、三千年为秋的仙界玉树，宇宙间的一切，连同人类的生命，莫不在时空的规范之内，这个体而具体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方显得意义和超越的可贵和可能。

与庄子一样，杨朱生活在一个对上古的美好道德世界极为推崇的时代，面对这种狂热的道德怀旧狂潮，他提出了一个很震撼的反驳：他认为，上古那些美好的先王之道都是虚幻的，世界上最值得讨论，也最珍贵的事物是“我”。这与庄子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庄子和杨朱所强调的身体化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假设，即关于自我的概念。现实暴虐的政治残害人命，各种关于重建美好社会的大道理同样无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血腥的现实和书面上的理想国，无不以忽略生命为代价。只有庄子和杨朱这样的人，冷峻地提醒世人：如果不顾惜生命的独特价值，再宏大的霸业、再美好的理想又与我何干？

回到惨淡的现实层面，与儒、墨、法诸家的积极进取不同，庄子与杨朱等人也是主张采取行动的，只是这种行动不是往公众的、社会的方向走，而是朝自我的、远离公众和社会的方向走，那就是自我。“贵我”是一个鲜明的旗帜。杨朱认为，对社会的思考不应汲汲于利己利他的视野，如人人能保持自我的界限，则社会必无问题；而在实践的层面，由于个人不能影响大的环境，因此，当世间的情形无可作为，那么，退隐山林，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然而，这种身体第一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所谓主流思想真的是南辕北辙的吗？只要看一下从古至今中国冠绝世界的养生和美食理论及实践，人们不难发现，庄子到杨朱的身体哲学其实一直很好地融合于求富贵功名的人生观之中，并给古代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赋予一种过度享乐主义的色彩。出门高歌道德，热烈建功立业，又同时以朝堂为山林，回家观梅养性，美酒花月，甚至肆意口腹之欲，并且沾沾自喜：这就是有文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