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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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9年的最后一天,山西省召开了“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专题会议。会上说,山西的煤矿整合重组协议签订率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94%,采矿许可证换发率达到80%,“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在和地方政府以及民营煤矿的博弈中,山西的大型国有煤企拥有着优势,但也有难言之隐

2010年元旦,山西阳煤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段千寿,终于可以稳稳当当休息几天。

此前,负责资源整合工作的他,终日奔波在阳泉、太原等6个地市,和13个县的77个小煤矿“斗智斗勇”。

段千寿的目的只有一个:顺利完成省政府下达的资源整合任务,在这场煤炭整合中,让“5+2整合主体”之一的阳煤集团获得应有份额。

现在这份成绩单是:阳煤集团的资源占有量从77.7亿吨飙升到137亿吨;年煤炭产能扩张到5000万吨,基建煤矿规模达到6800万吨,“亿吨煤炭集团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可再顺利开采80年”。

成绩单背后,是一年来与煤矿主、地方政府之间漫长而又复杂的谈判。

全省成绩单

2009年,山西省政府开始推行煤炭整合。按照政府规定,山西历史上2200多个企业所属的2600座煤矿,将在年底前被整合成100个企业和1000个矿井,消灭90万吨以下矿井;而主要的整合主体,是人称“5+2”的7个山西国有大型煤炭集团。阳煤集团即是整合的主体之一。

2010年1月5日,国家发改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国家能源局在北京联合举行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新闻通气会,通报了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最新进展。山西煤矿矿井数由整合前2600座压减到1053座,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达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个年生产能力达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集团。

根据山西省整合后的统计,山西全省保留的1053座矿井中,国有办矿比例约为20%,民营企业办矿约占30%,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约占50%。山西煤炭厅副厅长牛振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其中,朔州和吕梁两市民营企业办矿比例约为60%。”

在小煤矿退出的同时,太钢、焦炭集团、能源产业集团、国际电力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转由国有大型煤矿企业控股经营。

整合博弈

翼城是政府给阳煤集团划定的整合范围。而在与山西省翼城各煤矿的单独谈判中,阳煤集团一度深陷矛盾漩涡。

在2009年前,阳煤已在沁水煤田北部的寿阳、和顺、左权、昔阳等4地兼并了不少小矿,但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大集团对地方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因此在2009年展开的大整合中,表现并不那么积极。

2009年10月中旬,段千寿发现,“因为9个方面的原因,和翼城的谈判很难继续”。

在2004年至2006年,翼城县曾经对煤矿进行过两次政策性关闭。阳煤集团认为,这1.5亿元的关闭费用应该由县财政埋单。翼城县则是将其摊派给所保留的36座煤矿,每矿最少摊派248万元。翼城提出,这1.5亿元需要阳煤计入收购价格;

一些小煤矿提出,从2006年7月开始,由于不停发生矿难,以及各类因素影响,煤矿关关停停,“2006年生产了5个月,2007年生产了2个月,2008年只生产了40天”,所造成的损失,要求阳煤给予埋单;

一些小煤矿还提出,煤矿从9万吨到90万吨的数次改造,因为时间相隔过短,来不及收回成本,相当于数次折本无归,要求按估价的数倍予以赔偿;

县乡政府和村委会,还提出整合后的煤矿,必须像以前一样,无偿负责地方的修路修桥、建校扶贫等多项社会公益开支;

……

对此,阳煤集团全部予以拒绝。此外,阳煤集团又把2008年7月关停的8座煤矿摒弃在谈判桌外,只愿和28座翼城煤矿谈判。因为,那8座煤矿,是由于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而被山西省政府政策性关闭,关闭成本为3.6亿元。

最难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煤矿的评估价格。段千寿说:“独立评估机构评的价格和一些小煤矿经营者的报价差得太多,有的相差一倍,至少也差1/3”。

而小煤矿的一些矿主也感到异常委屈。翼城上河煤矿矿主李红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他的煤矿已经投入巨资上马了综采――这正是2009年山西煤改的具体目标之一。

过去曾有人欲出价5亿元收购该矿,李红伟坚决拒绝。而在这轮整合中,阳煤集团对上河煤矿的评估价格为2.8亿元。

阳煤调查发现,一些小煤矿建矿成本过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小煤矿都有大量俗称“高利贷”的民间借贷,“利息高达3-5分,有的甚至高达1毛”。

翼城的东坪煤矿,评估价格为4073万元,煤矿方说实际投资6940万元,其中民间借贷高达4070万――按3分利息算,每年产生的利息在1500万元,“而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阳煤集团发展计划部副部长李义仁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你没钱怎么能办煤矿呢?我们不可能为此埋单”。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0月19日,阳煤集团董事长任福耀亲自出马,和政府分管领导连夜谈判了两天。10月21日,阳煤集团和翼城28座煤矿签订了整合协议。

“过渡性”安排

谈判达成一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要换证并进驻民营煤矿前,整合的企业须和各个煤矿签订“合作协议书”;这一步,最为不易,其后是“进驻”。

11月6日,阳煤集团在翼城的堡子煤矿举行了首个进驻仪式――这被视为具有翼城资源整合的标志性意义。

在本刊记者12月中旬到达翼城采访之前,已经有26个煤矿与阳煤集团签了协议。26个矿中,有10个煤矿认可了评估价格;另外16个煤矿认为评估价格与成本差异较大。据内部人透露,它们最终签了协议的原因,是阳煤集团给了其“过渡性生产”资格。

所谓过渡性生产,是指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山西的小煤矿大规模进入达到90万吨的基建阶段,为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民生不受过分影响,一些小煤矿可在国有大矿进驻监管下,进行正常生产。

“一些小煤矿3年没有生产10个月,而2010年可以顺利生产12个月”,此举使一些抵制整合的小煤矿经营者产生分化。

按此前规定,阳煤将把翼城的煤矿整合成12个大矿,俗称12个“包”,一个包只许有一个矿进行过渡性生产。

国企的欢宴?

在和地方政府以及民营煤矿的博弈中,山西的大型国有煤企拥有优势,但也有难言之隐。

被矿难折腾怕了的临汾,很少选择本地民营企业作为整合主体,而是首选“5+2”的企业。像翼城,最后选择了阳煤集团;这和吕梁、长治市整合主体多为民营煤企正好相反。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留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资源整合中的矛盾,主要出现在国有矿兼并民营矿中;而国有矿兼并国有矿、民营矿兼并民营矿则不存在多少问题”。

翼城的局面,正是一个国有的阳煤集团整合一群民营煤矿。

面对整合中的种种矛盾,11月底,翼城县政府曾上书省市政府,称阳煤集团在整合中有“十大问题”。

这些问题,除了前面所述的“增加过渡性生产矿井数额”外,还包括:

阳煤坚持只收购51%的股份,而翼城一些小煤矿主愿整体退股,为此僵持不下,影响整合进度;8座2008年被政策性关闭的小煤矿,因为当时六证齐全,都进行了采改,投资较大,阳煤与之签了整合框架协议,后又不予签订协议;阳煤对县乡村既得利益不予确认等等。

与这些说法对应的是,段千寿采取了“平静应对”。

到了12月26日,最后两个没有签约的翼城民营煤矿上河、青洼终于有了进展:上河煤矿婉拒向本刊记者说明原因;而青洼煤矿则是“意外”地投向晋城煤业集团。

这意味着,翼城的煤炭资源整合初步完成。

而在其他地区,整合特点也各不相同。长治市市长张保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整合过程中,我们按照整合的原则来做,初步整合结束后,一算才发现,22个主体,民营的有9个,总体趋势算下来,不是‘国进民退’,而是‘民进国退’了。”

山西朔州市山阴县的华夏煤业公司是一家民营主体整合企业,2008年9月份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温作驾与其他两位浙江商人一起参股当地一家30万吨的煤矿并改为“弓长煤矿”,占股80%。在2009年3月份,在朔州市确定的初步整合名单上,华夏煤业的前身弓长煤矿与相邻的一家30万吨煤矿对接在了一起,2009年6月份双方经过沟通,现在已经确定了两家煤矿合并,整合后年产量为210万吨,温作驾与其他两位浙江商人占股提到90%。

温作驾向记者介绍说,他们也曾想过与当地一家国有企业进行合作,但最后由于国企不积极而作罢。他们当初的想法是,让这家国有煤矿参股自己的企业20%-30%股份,派出国有专业的煤矿管理人员管理煤矿。

“要说最为遗憾的,还是一直都是在投入,” 温作驾介绍说,因为第一个矿就是一个基建矿,从2008年9月到现在,总共投入了五、六个亿,到现在还没有产一吨煤。对于煤矿未来的营收前景,他说,现在不明朗的是,资源价款的标准还没有出台,未来的盈利水平也就无从计算。

在一些民营煤矿估算自己财务收支的同时,阳煤集团也拿出了一份整合的投资估算:

77个小煤矿的估算收购资金为82.93亿元;这些矿被整合成31个“包”,要立即关闭18个煤矿、2010年年底再关闭24个过渡生产矿,“投资损失约30亿元”,占收购资金的36%;

收购完成后,这31个矿将多被改造成90万吨以上煤矿,需要继续投资96.6亿元。

这意味着,阳煤集团在此次大整合中,需要付出真金白银150亿元。

这也正是一些小煤矿的担心之处,“他们会不会兑现不了收购资金?”

不过,这被山西官员称为关乎山西转型的“必打一战”,仍将持续推进。山西省的长远目标是,到2015年,煤矿数量减至800座。

(本刊记者张庆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