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的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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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和景仰―――严宽祜。他与李嘉诚同是潮州人，年纪相仿，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两人在生意场上的成绩不分仲伯。

后来，一个贵为香港首富，在国际上的影响举足轻重；一个却在事业处于巅峰之际将自己拥有的九家工商机构全部转让给亲友，移居美国，过着淡泊名利的隐居生活。

香港回归前夕，当港岛的一些人纷纷移居国外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严宽祜先生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风尘仆仆地回到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个人资产创办了面向祖国内地的慈善机构，6年来他在国内贫困区捐建希望小学26所，中学教学楼5座。5000多名学子得到持续性资助，直至毕业。他以78岁高龄，把足迹留在大江南北的偏远穷困地区……

我的目的是要人人都能心灵净化，更希望能够社会道德重整，虽然这是很渺茫的希望，但我的愿望永远存在，今生不能完成，不能达到目的，下一生我还要再来救度众生改良社会戾气，同时亦发愿生生世世，做一个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普利大众。―――严宽祜

香港回归祖国，严宽祜回归香港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侨居美国20多年的严宽祜先生和夫人严崔常敏女士毅然双双回到香港，成为港岛的永久居民。1997年4月12日，严先生领导香港4家慈善社团举行“万人助学，喜迎回归”庆典，筹得善款50万余港币。香港回归之后，严宽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申请成立福慧慈善基金会，同年10月获得批准，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家慈善机构。

其实，严宽祜先生致力于慈善事业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初始两年，严宽祜先生以个人资产独立创办，他把目光首先投向中国偏远、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投向因贫困徘徊在校门外的学生和大学校园内陷入困境的贫困生。仅5年时间，严宽祜先生在安徽、甘肃、浙江、山西、河北、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广东、陕西、宁夏等地捐建希望小学26所、中学教学楼5座，5000多名学子受到资助。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为了把面向祖国的慈善事业永久性进行下去，严先生接纳同仁和亲友加盟，并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香港汇入美金30万元，购置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888号写字楼一个单元，作为永久会址，以表示他的决心，使与会同仁安心工作。

严宽祜先生在上海的同仁中，有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丰子恺先生的学生潘文彦等人。

无法用数字表达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早已习惯于用数字作为事实的依据，所以一开篇就罗列了以上一系列数字。说实话，在见到严先生之前，这样的数字已经令我震惊了，因为我深知建校助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个人若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快的进展，何况严先生今年已经78岁，又动过心脏大手术。不久前，当我在成都见到他之后，我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数字来体现的。

我结识严宽祜先生，先要从弘一大师的孙女儿李莉娟说起，她在天津佛教协会供职。为了让一个名叫扭有科（彝族音译）的凉山穷苦孩子走进梦寐以求的学府，李莉娟与丰一吟于津沪两地共同操劳，使扭有科终于圆了读书梦。当我替凉山的苦孩子向她们致谢时，她们坚辞不受，并且告诉我，助学金是由严宽祜先生提供的。此后不久，我收到严宽祜先生寄自香港的邀请函，说他建在四川德阳的一所希望小学落成开学，他要去那里看一看孩子们，他还要去四川南充地区的两所高校为贫困生颁发助学金，并邀我共赴成都，相见畅谈。

按理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当面致谢的机会。但是，当我在成都见到严先生之后，我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位长者，始终无法说出一个“谢”字，我想说的话，像阳光下的稻草一样失去了分量。

“感谢你们接受我的馈赠……”

只有那些从小就经历着贫困的孩子们才会真正知道，严宽祜先生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严先生所给予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在受严先生资助的学生当中，有一个生长在云南边陲的少年，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一贫如洗的家庭拿不出学费给他，在这决定一生命运的时刻，这个少年咬咬牙到亲戚朋友家去祈求帮助，他挨家挨户下跪，有一次竟然跪了一宿，可是最终也没有跪来他的学费。一个名叫王张华的女孩来自西北农村，在挨饿受冻之中长大，考入华东师大之后，她每顿只敢吃半个馒头充饥，一星期也舍不得吃一顿菜，由于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而晕倒。她身上的衣服是别人穿旧不要的……几乎在每个学府，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过完了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伙食费在哪里，他们读完了这个学期，不知道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在哪里，他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还要对别人隐瞒一切，精神的重负有甚于肉体的痛苦。

是在这样的时候，严宽祜先生来了。在严先生到来之前，学生们早已知道自己的学费有了保障，知道严先生的资助会一直持续到他们完成所有的学业。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还算有点好运气，撞到了有钱人，他们甚至想好了这个有钱人该是大腹便便、衣饰华贵的样子。当严先生和夫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学子们惊讶了：这个面容清瘦、衣着朴素、举止儒雅、目光睿智的老人就是他们想像中的那个人吗？他慈爱的目光像温暖的阳光一样洒落在每个孩子身上。

在华东师范大学，孩子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一天，严宽祜先生把一份份助学金放到他们手上，然后对他们说：“贫困不是你们的过错，贫困不是一种罪恶，贫困也没有一点点可耻之处。相反，贫困的经历、吃苦的经历、战胜困难的经历会成为你们受用一生的财富。”为了不使自己捐钱的举动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严先生特意叮嘱校长，把“帮困助学金”改为“爱心助学金”，他说：“我来帮助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然后，他真诚地说，“感谢你们接受我的馈赠，因为没有你们的接受，我的愿望便不能实现！”听了他的话，一个女生忍不住侧身而泣。

这些在物质的贫穷与精神的创伤中长大的孩子，在接过严老助学金的同时，也扬起了他们年轻的头，脸上现出本应就很灿烂的笑容。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严老：我们该怎样报答？他们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我不需要你们的报答。我已经70多岁了，我甚至等不到你们有能力报答的那一天。我所期待的，是你们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贡献于社会的人，把你们曾经得到的爱送给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严老，为什么无偿贡献的是您，衷心致谢的还是您？―――相信这样的疑问不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严先生是那种只管去做的人，像山上的木樨，香气自然吐露，任何一种诠释都不够完美和确切。与严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自动放弃了提问这种属于记者的习惯，只是凝神注视他以一种最谦卑的姿态在恭候学生，俯身握住他们的手，把助学金放到他们手上，侧耳倾听他们讲话，他脸上的笑容比阳光更加温暖和煦……此时，我就会沉浸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感动之中。严先生是那种不怒而威的老人，当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你会感到一种内在的威严。他只有在发自内心想笑的时候才笑。他最开心的笑容，就是当他置身于受助孩子中间的时候，是当他把一份份助学金、奖学金、建校款交到另一双手的时候。那是一个人从心底涌出的最欢喜的笑容，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笑容。

带补丁的汗衫和袜子

“我们每节省下一笔钱，就会多一个孩子得到帮助。”―――这是严宽祜先生和他的太太严崔常敏女士常常算的一笔帐。为此，他和太太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不养私家车，出门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衣食俭朴。一条西装裤，严老已经穿了十几年，至今还在穿。1997年，严老和太太“回归”香港之后，为了节省开支，甚至没有购置一处住所，因为他们算了一笔帐：以他们的年纪，住宾馆比买房子更省钱。他们居住的宾馆距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地点有半小时路程，严老每天或步行或乘坐公交车。为了节省办公经费，他在香港只聘用一个雇员，大量的具体事务由自己亲自来做。在上海工作期间也是这样，出门时，离地铁较近的地方，他总要步行一程，再搭乘地铁。今年4月，严先生为南开大学的50名贫困生（兼优秀生）颁发助学金，活动结束之后已是晚上8点多钟，辛苦了一天的严老在返回宾馆之前，特意驱车来到超市，买了面包当作次日的早餐，因为他嫌宾馆的早餐费太贵了。

严先生对自己如此苛刻，对别人总是那么慷慨。记得在成都的街市上，他曾买下一个无名小辈的书法作品，返回的路上，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和人家讲价。他是那么真心地对我讲：“他才开价140元，太低了。你想想，那个青年人先要辛辛苦苦地写，然后再辛辛苦苦地裱，还要站在寒风里叫卖，才卖这样低的价钱……”那一刻，我的心里好温暖，望着他慈祥的面容，我恍然明白了台湾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自在的老人、慈悲的老人。”了解严先生身世的人都知道，“勤劳节俭”四个字是严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严先生原籍广东汕头，1951年来到香港白手起家，初时与友人合作经营进出口贸易，不久即由自己开创出一条成功之路。前后不过十余年，他独资经营了九家工商机构。当记者追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只有四个字―――勤劳节俭。”严先生从20多岁即开始吃素，经商多半生，却从不应酬，甚至连饭局也不参加。有些人认为不交际应酬会影响生意。严先生说：“那是假话，我的生意非但做得下去，而且发展得很好。喜欢像我这样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总会把生意给我做的。”严先生诚恳地劝勉后人，“做事业要勤俭刻苦，忠于所业，以诚待人。”我们无从追寻严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之路，我们只要看一看今天他以78岁高龄依然为了公益事业每日辛勤劳作，克勤克俭的晚节，即可知他所说的四字成功之道真实不虚。

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在上海办事处的潘文彦教授提起严先生的一件往事，至今都无法平静。那是1998年春天，严老在香港做了胆囊手术，卧病期间还在惦记上海外国语大学有一批学生尚待颁发助学金，于是委托潘文彦教授代他前往学校颁发。同年秋天，严老刚刚病愈，即启程前往学校看望受助学生。畅谈之间，面对那些在困境中奋发努力的优秀青年，严老坐不住了，他低声问潘教授：“你身上带了多少钱？”潘教授从1995年即跟随严老工作，他知道老人家要做什么，就说:“这次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是不是下次再发给学生？”严老不同意，于是叫过严太太，三个人把身上的钱倾囊而出，给在场的每个学生发了1000元“红包”。

回到上海办事处，潘先生向同事讲了此事，一位女士听了以后眼圈红了，说：“严老对别人总是这样慷慨，对自己却……”她停了一停，让自己平静一些才又接着说下去，“我刚才把严老脱下来的衣服悄悄拿去洗，才发现他的汗衫和袜子都是打了补丁的！”

在祖国内地、在台湾、在香港、在泰国、在美国……在有华人的许多地方都有严老创办的慈善机构，多年来，他究竟救助了多少人，用去了多少辛苦一生换来的血汗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如今，他在国内的投资已经超过2000多万元。严老每天都在问自己：“生命只在呼吸之间，何况我已经78岁了，又动过心脏手术。我该怎么做，才能在有生之年多建一所学校，多帮一个孩子？”

“他没有儿子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四川女孩子，心无城府、口无遮拦。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候机室里，当我向她讲述了严宽祜先生之后，她这样脱口而出。应当说，对于我们周遭的人群来说，与这女孩子一样的思维模式很普遍。是啊，我们也在忙，先为自己挣钱，再为儿孙挣钱。

趁着飞机晚点的空暇，我认真地回答了四川女孩子的提问―――

严先生和严太太有个独生子，名字叫慈恩。慈恩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甚至是非常严厉的家庭教育。生长在这样一个殷实富贵之家，慈恩从小就要学着自己劳动，勤劳节俭。从上小学开始，直到完成所有学业，他所就读的学校从来都是平民学校。慈恩从小知道，当自己完成了学业，开始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父母亲停止供给他学费和生活费，需要自食其力的时候。他还知道，将来长大成人之后，也没有一笔可观的财富由他继承。如今，慈恩已经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科技大学建筑系，在一家建筑公司服务，正在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一天，严先生和严太太坐下来和他们唯一的儿子算了一笔账：把过去提供给他的学费余额拿出来是多少？再算一算他读书期间总共花掉由父母提供的多少费用―――这笔钱要由慈恩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返还父母。两笔钱加在一起是多少？好了，这些钱恰好可以在国内贫困区建三所希望小学，学校落成之后，以“慈恩”来命名。

这就是严宽祜先生和夫人严崔常敏女士的爱子方式，用心良苦啊。他们如果把财产留给子孙，即使是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受用不完。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因此而成为于自己而言毫无建树、于社会而言毫无贡献的人。严老对我说：“我不是仅有一个儿子，那些需要帮助的青年学生都是我的儿女。”今年4月，严先生在南开大学进行助学活动期间，了解到有三个女生家境特别困难，其中一个学生幼年丧父、母亲下岗，心中一直牵挂，当时由于时间仓促，只能匆匆分别，回到香港之后，他特意给我打来电话，委托我去学校寻找这三个学生，让我转告她们：千万不要为了学习费用的问题而影响学习。他还写信鼓励她们大学毕业之后继续读研究生，他将资助她们完成所有的学业。

1993年初夏，严老旅居台湾期间突发心脏病，在台北的一家医院进行了心脏大手术。消息不胫而走。不知什么时候，医院外面悄悄排起了一条看不到尾的人流。人们要求为严老无偿献血并陪伴守护，其中很多人是曾经受严老资助的青年学生，他们由于焦急难过，眼睛里浸满泪水。那一年，严老的病情稳定之后返回美国疗养，在机场等候他的人们又排成了看不到尾的长龙，其中很多人依然是受严老捐助的华裔青年，他们要求守在严老身边，日夜照顾他。

是啊，严老说得对，他有无数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