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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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父母支持对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支持、学习目标、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对父母支持的感知依赖于个体怎么去对待自主性与能力发展，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职业的选择上更注重家庭的目的与意愿，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相对比较低。以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往往把挑战情景视作个体的发展机遇或机会，增强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而环境与父母支持间存在交互作用。
作者简介：刘新学，男，河南安阳人，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特殊教育心理学、高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吴地花，女，浙江丽水人，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职生心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高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2012年度浙江省教科规划课题“高职院校创业教育制度供给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SCG357）阶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吴地花；2011年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高职生职业理想现状调查及教育对策研究——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LB201150），主持人：吴地花。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1-0075-0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问题（Betz， 2007）[1]，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发展（Lent et al， 1994）。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高度动态的，其结果是人既受环境影响但同时人也影响环境。因此，有研究指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需要解释职业生涯发展中3个复杂却相互联系的问题：职业兴趣的发展；教育与职业选择；在教育与职业领域的表现与发展。虽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Lent et al， 2008）[2]，但是，这些研究囿于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的问题，得出的结论还缺乏说服力，因此，一些学者指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还远没有被证实。
从目前国内外已发表的主要研究文献看，发现大多数文献资料主要集中于个性、职业自我效能感、兴趣等之间的研究。个性的测试工具一般采用大五人格量表，对职业的考量往往选用信度与效度比较好的荷兰职业兴趣测试。但是，这些已有的文献资料中，很少有研究关注个性与个体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现有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某几种个性特质上，并没有把研究内容放到更广阔的个体背景上，如果未来的研究能够避免这些文献资料的缺陷，将会有助于以新的视野来审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Borgen， Betz， 2008）[3]。事实上，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结很难进行准确的区分（Vondracek， 2007）。班杜拉曾指出特别是个体归因与环境因素对个体的改变与发展的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Bandura， 1986）。也就是它们之间的影响很难用单向的因果关系来进行准确地描述。
由于目前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还不完善，需要在将要开展的研究中，从多个方面考察职业决策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一是集中考察学习目标（人为因素）与对父母支持的感知（背景因素）之间在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的交互作用。二是通过整合社会认知理论（Lent et al， 1994）与认知评价理论（Deci， Ryan， 2002），来检测与以父母支持为主的研究间的差异。如果个体或支持的接受者和父母或支持的提供者在对父母的支持行为感知有差异的话，我们就需要考虑不同支持模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感知效应。考察这些感知差异效应，是预测与解释同一现象却带来不同影响的重要原因。
二、父母支持对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父母支持是指为主要的看护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口头鼓励、物质帮助、情感支持、与职业相关的帮助等（Turner & Lapan， 2002）。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一些背景因素如：父母的支持影响个体的职业发展定向（Lent et al， 1994），孩子的行为往往受身边重要人物的影响，特别是孩子的父母。例如：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发展是通过观察父母所进行的与职业选择或探寻有关的活动发展起来的（Alliman-Brissett et al， 2004）。在创业研究中也发现，父母的支持对个体（子女）的创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父母来的支持可以促进个体在职业选择中的经验学习，同时，这种支持也提升了个体职业决策的自我效能感（Turner， Lapan， 2002）。事实上，父母的支持与鼓励很大程度上受个体专业学习成绩、学习专业的努力程度、职业准备、与职业生涯的影响（Kenny et al， 200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客观与自我对环境感知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研究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理论，把一些背景因素看的尤为重要，尤其是来自父母的支持，更能提升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相反，如果个体误解来自父母的支持，则可能大大挫伤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因为，对父母支持的理解与反应依赖于个体怎么去对待或感知父母提供的支持。因此，个体或支持的接受者与父母或支持的提供者对父母提供的系列支持行为，站的立场不同可能就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或解释。
现今的一些研究采用个体对父母支持的感受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父母支持在个体的职业发展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Diemer， 2007）[4]。这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来自父母的支持，提升了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该结果，一些研究者就提出了批评，认为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角度来评估父母在职业支持中的作用，并不能解释清楚父母支持与个体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入父母支持中心模型，也就是要从父母与个体两个方面来考察对父母支持的感知，只有这样，才能从多个方面来解释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变化。
三、文化背景对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主要是在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背景下被广为应用，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研究所选用的被试者主要局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Constantine et al， 2005）。在以西方文化背景为主的被试者中，亚裔的人数很少，不能够体现非西方文化背景个体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的表现。由于已有文献资料被试取样范围的差异，还没有办法使该理论适用于更为广阔的领域。因此，就需要拓展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研究取样范围，例如可以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亚非等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取样研究，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适用性和普遍性。
在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文化中，家长支持对个体职业决策效能感的影响尤为突出。集体主义强调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非常注重家庭主义、群体利益，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青少年在职业的选择上更注重家庭的目的与意愿，而把个体愿望放在从属或次要地位（Restubog， Bordia， 2006）。东方文化中的青年个体在职业选择上，十分看重父母的意愿，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把家庭幸福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Salazar-Cleme？a， 2002）[5]。因此，当个体面临冲突时，往往放弃自己对职业的兴趣与愿望而去迎合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期望，这种职业决策方式就导致东方青少年在职业决策中，由于过度考虑父母的影响，就会影响求学目标，这样当个体面对职业决策时，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Mau （2000）用中国与美国学生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台湾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台湾学生表现出低水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台湾的集体主义文化，台湾学生更愿意遵从集体（家庭）的意愿，把集体的意愿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像美国学生把个体的能力与技能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从这为数不多的研究可以看出，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采用个体对父母支持的感知来考察，父母支持影响个体的学习目标，个体的学习目标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而高低父母支持评估在学习目标导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之间应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四、学习目标对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学习目标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自我调节的加工过程在成就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我调节的加工过程是个体主动学习的重要体现，这说明个体的目标导向在个体的成就影响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Elliot， Harackiewicz， 1996）。从集中于学习目标与个性特质导向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发现个体持续不断的努力与发展进步，受学习目标的影响很大 （Dweck， Leggett， 1988）。研究指出具有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往往在选择的专业上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学习掌握该专业的新技能，努力去完成艰巨的任务，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阻碍成功的障碍（Meece et al， 2006），这种为目标而坚持的努力表现为个体身上稳定的个性特质，该特质促进和提升了个体对目标定向的积极应对，并保证个体最终取得成功。个体一旦确立学习目标，就会制定合理的学习策略，积极投入到目标实现的工作中，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相反，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个性特质，个体就可能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在现实中往往表现出无助、失败，并把这种沮丧的行为进行无能的内部归因，对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导致差的工作业绩（Elliott， Dweck， 1988）。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学习目标、个性因素或倾向性等因素，影响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学习目标导向能够影响学习取向，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这是因为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不惧怕遭遇挑战情境，往往把这种挑战情景视作个体的发展机遇或机会，这种积极向上的内在体验，是个体表现出积极行为的强大支持资源。许多研究发现，学习目标导向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Youngcourt， Beaubien， 2007）。Phillips与Gully （1997）的研究表明，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与低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相比，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表现出比低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更强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也倾向有高水平的目标定向与目标承诺水平（Klein， Lee， 2006）。还有对一般的自我效能的研究表明，学习目标导向对个体的职业定向与职业生涯有积极的影响（Payne et al， 2007）[6]；虽然不是针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本身，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目标导向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支持。Bandura （1986）认为自我效能的判定依赖于特定的任务与特定的领域，因为信念往往与实际操作的环境有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学习目标在个体职业决策的自我效能感或个体相信能够成功完成任务所必须做出的职业决策之间的关联研究（Betz & Luzzo， 1996）。这里需要指出职业决策的主要成分包括：收集职业信息、选择目标、对未来的规划、解决问题（Betz，Luzzo， 1996）。从文献资料的研究结果看，职业决策与学习目标之间存在正相关。
五、环境与父母支持间的交互作用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如父母的支持可能与人的因素有交互作用，并影响与职业有关的自我效能感。这就需要考虑个体的感知与父母的感知这两种不同的感知模式，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对感知父母的支持有重要意义。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假设，一些环境因素如父母的支持可能部分依赖于个体对情景的评估（Lent et al， 2000）。Vondracek （2007）认为背景重点强调的是个体对环境的自我感知，例如对资源、支持、障碍等环境因素所作出的主观评价，这种对环境信息感知的积极加工表明，个体有能力来有效运用自身的练习经验，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力量（Lent et al， 2000）。从当前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个体对父母支持的主观感受并不需要等同于他们父母的解释。例如：个体可以顺利地表达接受父母支持的主观体验，而此时父母只能根据孩子的行为表现来推断自己的支持对个体职业决策是有益或有助（Kazdin et al，1983）。因此，我们期望父母提供的支持有益或有价值的评价或体验，依赖于支持接受者和支持提供者的主观解释。
由于在个体与父母间存在对父母支持行为感知的差异，为此需要来解释这种差异。这就需要用认知评估理论来解释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认知评估理论（Deci，1975）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旨在解释内部动机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认知评估理论认为父母支持是一种环境因素，父母的支持可能强化或削弱个体固有的或内在的动机，而动机依赖于环境为个体自主或能力发展的基本需要所提供的支持程度（Deci，Ryan， 2002）。以学习目标为导向的个体也是被这种心理基本需求所驱动，个体既然采用以学习目标为导向驱动能力的发展，那么，就是个体把能力看做更具有延展性（Dweck，Leggett， 1988）。由于专注于个体需要与兴趣，并相信这种努力将获得的成就，那么环境所提供的自主性就可能促使学习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们期望有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把父母的支持行为这一环境变量，感知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个体的自主与能力。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将正确对待父母的支持是否对提高他们的能力有益，并有能力去把握父母为他们提供的其他支持，在父母提供的支持环境中去体会自主性，做出良好的职业决策，在行动中增强责任心。依照认知评估理论，当环境不能为个体提供能力与自主的需求时，消极的影响就可能发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这时候来自家长的职业支持，个体感知到的将是被控制感与无自由感，而不是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支持（Schultheiss et al， 2001）。有研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家长的支持具有强制性，不符合个体的职业期待，个体感知到的是父母把自己对职业的期望与愿望强加于其身上，这就阻碍了个体对职业的兴趣和自主选择（Schultheiss et al， 2001）。Dietrich与Kracke （2009）研究发现，父母的干涉与职业决策困难间存在正相关。
总之，父母支持与学生间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很复杂的关系（Bernardo， 2010）[7]，理论上的探讨需要实证研究提供支持，在讨论的很多不确定性上，未来需要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这包括调查研究与实验研究等。
参考文献：
[1]Betz N E. Career self-efficacy： Exemplary recent research and emerging directions.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7，15， 403–422.
[2]Lent R W， Lopez A M， Jr， Lopez F G， Sheu H B.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and the prediction of interests and choice goals in the computing disciplin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8， 73， 52–62.
[3]Borgen F H， Betz N E.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personality： Linking career confidence and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8， 16， 22–43.
[4]Diemer M A. Parental and school influences up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poor youth of color.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7， 70， 502–524.
[5]Salazar-Cleme？a R M. Family ties and peso signs： Challenges for career counseling in the Philippines.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2， 50， 246–256.
[6]Payne S C， Youngcourt S S， Beaubien J M.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of the goal orientation nomological ne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 128–150.
[7]Bernardo A B I. Exploring Filipino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 over academic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0， 31， 27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