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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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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翻译的标准。比较多年来我国译界存在的多种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和顺”,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论述。这也正体现了中国翻译思想的不断发展、深化、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信达雅;信和顺;神似;化境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64-01

严复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这种翻译的“三字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和标准,应该说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要。严复的“信达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字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能“肢解”。以“信”为本,以“雅”为美,以“达”为纽带,三位一体。

严复的“信”和“达”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首先“达”是为了“信”,他的翻译思想不是以句为单位的“句本位”思想,而是以篇段为单位的“篇本位”思想。其次“信”与“达”的统一之“道”。严复在《与梁启超书》中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值音声也。”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如果对中外文字差异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会在“信”与“达”之间徘徊。其结果不是“信”与“达”的统一,而必然是如梁启超所说“绚华文而失西义,绚西义而梗华读。”

关于“雅”字。它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译作的文学艺术价值。翻译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性。可以看出严复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来进行创造的,所以他的翻译作品既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又具有永恒的文学艺术价值。“雅”是衡量一部文学译作艺术价值的标准。郭沫若先生有一句巧喻,极形象的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杯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他一份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些泥沙,那就不行了。”“雅”字的第二层含义也就是桐城派文人的雅俗观,即“雅”是为了“达”,这正是严复“雅”的本意,他是以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师的美学观点来要求自己的译文文字。“雅”字的第三层含义是“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各自不同的“雅”之标准。

总之,“信达雅”三难说,百年不衰,影响深远,一代又一代译人使之发扬光大。如今它已超出了严氏原创的命意而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

“五四”新文学时期翻译事业的繁荣,带来了翻译思想的活跃,在翻译标准上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其中最具代表的当属鲁迅先生“易解、丰姿”双标准和“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了。

鲁迅提出的“易解”和“丰姿”的翻译双标准,是鲁迅翻译理论的核心。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写道:“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他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变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可译得不顺口。”

鲁迅提出的“易解”和“丰姿”的翻译双标准,较之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具有更大的涵盖力,这是对”信达雅“的传统翻译理论的一种传承和发展。一般说,“信达雅”标准是内容、语言和风格三方面的标准,这三个方面是不能分割的。鲁迅的“两面”论“力求易解”和“得存原作丰姿”就是既要通顺,又要忠实。然而这个“忠实”不完全等同于严复提出的“信”。就本质而论,应该是广义的“信”,全面的“信”——即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的、充分的忠实,包括“达”和“雅”的意义在内,换句话说,就是忠于原作内容和形式这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鲁迅先生还主张,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耳不信,他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并不是说要把“跪下”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成“牛奶路”,而是要在翻译时不但输入新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翻译事业和其他科学文化事业一样,也获得了蓊郁蓬勃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傅雷“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这就将过去的单纯语言学化的传统翻译标准,引进文艺学和美学领域,提出了文艺学和美学的标准。

傅雷的“神似说”以艺术哲学原理和美学理论为指导,在大量优秀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傅雷认为要想达到“神似”,首先就是要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将原作“化为我有”,他把翻译比作是蚕宝宝造丝,吃进去的是蚕叶,吐出来的应该是丝,所以,了解与体会原作是“神似”的第一要义。第二要义是要把了解与体会的东西用中文表达出来,并且要做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神似”的第三要义指的是“气息贯通一文脉贯通,”也就是说既要传达原作的内容,又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傅雷把翻译看成是一门艺术,艺术是无止境的,可以说没有完美的境地,因为一个人的认识与经历毕竟有限。傅雷以传神为特色的和谐完整的译文风格,人称“傅雷风格”,成为中国译界的第一个“译派”。

钱钟书的“化境”与傅雷的“神似”这两个概念,在易趣上无大异,从时间上说,前者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者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大体相去不远。可视为统一体系的两种不同说法,视为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理论上的延伸,因此有的学者把二者合二为一,成为“神话说”。

在漫长的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和现代的“神似说”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识所经历的从现象到本质的自然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从“质”、“信”到“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