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画艺术的文化内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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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种艺术形式，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得到发展，都有它的理由。艺术就像一颗种子，只有找到适其生长的土地和气候才能成长壮大。中国接纳禅画艺术并使它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不是偶然的，这丰富的养料和适宜的气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1中国传统文化与禅宗的结合

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支柱，道家和禅宗起着辅助的作用，禅宗受到道家、儒家文化影响，成熟后的禅宗又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1]

以先秦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发展到魏晋又衍化出玄学。不管是先秦道家思想，还是魏晋玄学，对禅产生了极大影响。[1]作为佛教之一的禅宗，继承了印度佛教大乘“性空”“中观”“涅佛性”等基本理论，以“无”“空”“唯心”“真如佛性”为宗本，又受到老庄三无论、三忘说的影响，宣称不可言说。禅宗主张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参究禅道时，要求心无一物，不假外求，不立文字，直截心源，见性成佛，自然任运。在修行的过程中也含有魏晋玄学的“忘言得意”“得意忘象”相近的含义。中国的老庄哲学，以“道”为中心，构成了一种注重内心世界而不注重外在为特征且主观随意的哲学思维方式。禅宗把这些思想都纳入了内心反思的框架中，以对空灵澄澈的“本心”的体验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2]

禅宗和老庄思想有相近和融通的一面，儒学思想中的理学和心学也与禅宗有着渊源，当时代表官方文化的理学就源于禅宗的“本心”说，王阳明的心学更是如此。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入世的人生观在历代文人心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入世精神通过新理学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一直顽强地占据着士大夫的社会观念与伦理观念。但是儒家的这种入世进取的人生观却忽略了个人生活情趣的一面，正因此禅宗文化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第二支柱，补充了儒学思想的不足。[2]禅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宗教伦理哲学，是重在出世间的。禅宗讲求忠实于自己的本心，注重内心性情的发掘。这就与儒学思想相反了，人的行为是需要调节的，努力和享受是要同时进行和互相补充的，儒学教育人们积极入世，勤奋努力，但在积极的人生追求背后总有疲倦和受挫的时候，这就需要禅学思想注重内心的教义调节了。所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和禅宗一直活跃在文人士大夫心中，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2禅宗对中国绘画的接纳和反哺

禅画的形成是禅宗与绘画互相接纳影响的结果。绘画是修禅的一种方式，艺术品对于画家和欣赏者的修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禅宗对中国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我看来禅宗思想最巧妙的表达方式就是绘画。绘画具有可塑性和表现力，一直承担着抒感表达思想的任务，绘画的这种特性使其成为禅宗解释禅意的媒介。禅画是禅意的图像性表达，十分符合禅宗不立文字的传教习惯。但是“以画喻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用有限的形象去发掘形象背后的含义，禅画艺术的魅力和内涵是巨大的，这就对欣赏者有了更高水平的要求，禅画便于启发欣赏者对禅意的追求和顿悟，是欣赏者的一种特殊的修禅方式。

绘画语言的巧妙运用，也是修禅的一个重要方面。墨色可清、可重、可淡、可深的效果非常有利于表现虚无缥缈，清幽逸远的禅境，而且作画者在创作作品时，往往在心中构思禅境和禅机，这种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修禅方式，艺术构思同样也需要禅学的知识和悟道，以及参透禅机并表达的能力。正是基于绘画与参禅的微妙关系，禅宗理智而又主动的接纳了绘画这种艺术形式。

禅宗对绘画是具有反哺性的，体现在禅对绘画的影响：

（1）心灵。禅宗强调“心”的作用，艺术创作也离不开心灵。禅宗思想净化了作画者的心灵，使其在心灵上达到一种澄明心净的状态。禅的自性论理论，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艺术上却符合创作规律，对文人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表现心灵，抒发心灵的绘画，成了禅画甚至文人画的主题。[3]

（2）笔墨。在笔墨上，禅画相对于文人诗意画更自由，放纵。如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和《李白行吟图》，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人物的性情。这种对笔墨的处理是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禅宗讲求内心的修行，不以外在具体的形式来局限内心的顿悟，个性而自由。

（3）深静。深静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特美学品格。烟云供养，山水凄迷，引导艺术家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景气”，也就是在深静的境域里消解在世的烦忧。所以中国文人画即便是如徐渭般狂肆泼洒生动，也须以天遥地远、余音袅袅的深静境界为最终旨归。深静的来源是需要画中没有繁复狂肆而生的“火”气，作品中没有燥火之气，呈现清寒之境，是很多艺术家难以企及的境界。禅的思想正是涤荡了画家的内心，使其归附到清净，无欲，自然。[4]

3禅画艺术背后的文人审美情趣

禅画艺术在中国得到兴盛和发展，这与同是为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的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可以说禅画以及禅宗的艺术发展思想契合了士大夫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思维方式。

东晋以来，士大夫把名分，禄位看得很轻，在老庄玄学的影响下，十分推崇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极力追求一种轻松自由、淡泊空灵的心理状态。这是老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生活情趣和“因其固然”的养生哲学的付诸实践。[2]这样的生活情趣为禅宗打开了大门，自六祖慧能之后禅宗不再以苦修为修禅唯一方式，更多讲求顿悟的禅机理解，使其与老庄玄学的人生观一道，成了士大夫们最为欢迎的人生哲理，其中《维摩诘经》还在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不离手的小玩艺儿，标志着超尘脱俗的高雅。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宜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情景高雅的生活情趣。

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往往是相连的。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是内心宁静、清净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宜人生哲学使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清、幽、寒、静。自然适宜，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宋诗词，还是元明清绘画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士大夫面对着这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又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人生的哲理，把它溶化到内心深处。这种由个人内心与外界单线条的往复流通，乃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的情感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泻出，写成诗，做成画，凝聚了一刹那间的心灵感悟。于是，凝结着这些情、景的诗画就成了中国士大夫所认为的无上艺术品。有人把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叫作有“禅气”、有“禅思”。[2]正是基于中国士大夫的这种审美情趣，促成了禅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和鼎盛。参考文献：

[1] 刘长久.中国禅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 张立文.空境――佛学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2005.

[4] 王新.诗、画、乐的融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