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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神话最新的研究成果《国与神话》一书(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颇有豁然开朗、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与神话》在神话研究领域还称不上是“宏篇巨著”,但是,笔者以为,就目前来看,这是我国研究神话较为系统、较有说服力、较为有开创性的一部学术著作,诚如段宝林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此书“把民俗调查的活态文化与古文献记录相对照”;“我以为此书确是一个神话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确实,该书凝结了以覃乃昌教授等为代表的课题组多年探索求证的智慧与心血,以实证精神为我们解开了神话研究中的许多谜团,澄清了神话研究中的许多史实。无论是在学术价值还是在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与思考。
“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确实,神话及各种故事在中华大地流传了数千年,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之一,因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那么,神话是“土产的”还是“进口的”,历来众说纷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答案无足轻重甚至是无所谓的。然而,对于神话研究领域来说,尤其是对于民族精神或民族文化本源来说,这是关乎民族尊严、民族文化,或者说关乎民族精神灾难的话题。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进一步作考察求证的必要。只有在翔实研究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符合历史事实的可靠结论。尽管说《国与神话》的一些论断还在待更进一步论证,然而,此书在如下几方面可作为这个领域研究的楷模。
一、严密的论证体系
读书看皮,读文看题。只是从著作的标题,其论证体系就可见其斑。
全书正文共分为十一章,章节标题分别为“第一章・绪论:追问”、“第二章・神话与历史国:任防《述异记》记载的国是今两广地区曾经存在的古国”、“第三章・对任防《述异记》记载的遗迹的实证考察”、“第四章・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及其特征”、“第五章・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中华民族神话的主源”、“第六章・古桂林郡(治所在今来宾市)是神话王国的核心区域”、“第七章・南北的源流关系及神话的北传”、“第八章・‘咽盘’与‘勒勾’:一词源于壮侗语民族先民的磨石崇拜和葫芦崇拜”、“第九章・从族群记忆看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丰富而汉族至今没有产生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的原因”、“第十章・伏羲神话、女娲神话与神话是三个不同的神话谱系”和“第十一章・盘瓠、盘王非”。
在此之所以花这么大篇幅对全书章节标题进行陈述,不仅强调了全书的逻辑体系,而且让我们知道,该著作整合了多学科的知识。
在如此严密的大框架体系下,作者们对于相关的许多论断都作了周密的论证。如:作者们对“国”故地至今仍保留“村”名中的壮族居民的姓氏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他们多姓盘,与南朝任防《述异记》所记“南海中有国,今人皆以为姓”之史实相吻合,“对以来宾市为中心的华南珠江流域进行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任防《述异记》中有关国记载的内容全部存在”,把民俗调查的活态文化和古文献记载相对照(第三章),增强了论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又如,在关于河南省泌阳县文化考察中写道:“从石磨表面颜色和磨损程度来看,应是近代或当代人制作和使用之物”;“众所周知,乃远古神话之传说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其事,既无其人其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其遗存和遗物存在”,“所以说,大磨村现存的大石磨,与‘滚石成亲’毫无相干,是后人的编造和附会之说”。
再如,在《第十一章・盘瓠、盘王非》中关于“盘瓠非”一节的论证中,作者论述道:“从清朝末年开始至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盘瓠即’的观点盛行于神话学界,包括我国神话学界的一些资深专家,也赞同此种观点。持‘同一论’观点的学者除了以其名称的‘音近’、‘转音’或‘通假’等音韵或训诂作为主要依据之外,对、盘瓠、伏羲三者的关系并未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三者的神话内容、质态、年代及流传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等缺乏全面的调查、认真的甄别和深入的比较研究。正是研究方法的缺失,学术视野的狭窄,引证资料的单薄,治学态度的偏见,使得其论据过于单薄、勉强,其论证也过于简单、浮躁,其结论自然是牵强附会、主观武断,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然后,作者从“名称与内涵的不同”“出生年代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功绩建树的不同”“婚姻结合的不同”“死亡丧葬的不同”“神话流传地区的不同”“崇拜与信仰的不同”等八方面,对于、盘瓠、伏羲三者同一的观点作辩证。认为,“凡是稍有历史文化常识的学者都知道,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传说人物,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既然不是事实存在的人物,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遗迹或遗物。因此,任何地方所谓的发现遗迹或遗物之说,都是无稽之谈”。
对于广东省肇庆市“生态文化公园简介”中的陈述,作者们认为“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南方两粤地区是百越、苗族、壮族和瑶族等民族生活的地方”的说法“不准确”,“事实上,秦汉以前,我国南方的粤地区是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支系生息之地,而不是苗族、壮族和瑶族生活的地方”,“先不说苗、壮、瑶等都是后来的族称,当时尚无苗、壮、瑶等族之说;即使是有,那也只能称为其先民(如壮族)。何况先秦时期,苗、瑶民族先民尚分布长江中下游一带,尚未涉足岭南地区。”“苗、瑶民族进入岭南地区是唐宋以后的事”,认为,“肇庆市祖殿原本所供奉的是瑶族信仰和崇拜的盘瓠而非,这不仅为学术界的共识,而且也为肇庆本地所熟知”。
诸如此类的论证话语,在著作中还有许多。可以说,全书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错,都构成严密的论证体系。
二、充实的文献史证和田野实证材料
观点是灵魂,材料是肌肉,这是学术研究的共识。在这方面,本书的“肌肉”似乎更为丰满。作者们在书中的独白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查阅有关记载文献和前人研究论著中,觉得以往对神话及其来源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大多是从中原固有的文化事象来观察,且局限于文献考据、演绎推论”,本著作则打破了材料单一这种局限,多方面获取资料,既有文献史证材料,又有丰富田野实证材料。这应该说是富有开创性的。
也正因为有充实的文献史证材料和田野实证材料。作者们在运用材料时从容自如。如“清代以前的史籍中,盘瓠一直只称为‘盘瓠’,未见有‘盘王’这名称”。“‘盘王’这一称呼,是瑶族群众尊称其始祖盘瓠的专用名称”,“一些专心于汉文音韵‘转音’的学者,既不了解瑶族民间对‘盘王’的尊称与认可,也没有深入瑶族民间进行实地调查,而是运用汉文字的训诂或音韵的推演方法,认为的‘古’与盘瓠的‘瓠’音相近,所以‘’是由‘盘瓠’‘转音’而来,于是得出了‘盘王’就是‘’的论断”,“以讹传讹”。
又如,在“广东省花都市文化考察”一节中,作者指出,“通过对花都狮岭文化的考察,了解到现在狮岭一带的居民多为汉族,他们是历史上先后从中原内地迁来的,而非当地的原住民族。历史上,包括广东在内的珠江流域是壮侗语民族先民――百越族群西瓯、骆越支系及其后裔劳动、生息和繁衍之地”,“它们与来宾一带的文化一样,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都是历史上壮侗语民族先民所创造,是珠江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广东虽是汉族聚居之地,是粤文化广为流布的地方,但积淀于其底层的文化则是壮侗语民族先民――百越族群西瓯、骆越文化,其文化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全书中,作者们都能将文献材料与田野材料的有机统一起来,打破了多年来关于神话研究材料来源单一的局面,使著作中的相关论点有理有据。
三、明确的学术立场
胸有诗书气自华,或者说才高胆大。正因为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充实的论证材料,所以,著作中作者的许多观点是明确有力的,更进一步说,许多观点是掷地有声甚至可以说是终结性的。如“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中华民族神话的主源”(第五章);“伏羲、女娲洪水后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对南方神话的移植和套用,与原来的伏羲、女娲神话自相矛盾”(见第十章第342页),“与盘瓠或盘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神话传说及信仰,前者是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和再造人类的创世神话;而后者则是图腾崇拜的神话”“盘王非”(第357页),“盘瓠非盘王”。
又如关于泌阳县文化,作者认为,首先是“由于泌阳县自身研究力量的局限以及多学科专家投入研究力量与力度不足,所以对于泌阳文化尚缺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所以其研究成果尚不够丰厚扎实,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和应有的深度”;其次是“缺乏对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的内容的质态及其产生的年代进行必要的研究与甄别,所以无法阐明其神话传说中哪些是原生态的。哪些是次生态”;其三是“缺乏对文化进行整体和深人性的研究,既没有将神话、庙宇及信仰习俗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系统研究,也没有阐明文化与当地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关系”。
再如“忽视实证调查及‘鄙视邻近的小民族’是长期以来神话起源研究未得出正确结论的主要原因”、“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中华民族神话的主源”等,类似的明确表态著作中比比皆是。在此信息下,给读者一个明朗的态度:学术讨论不需要含糊。
四、严谨的治学态度
论断可以表态,但是要得到论断确实是艰难的事,要得到令人信服的论断则更为艰难。因此,过程比结果可贵得多。材料的获得比结果的获得艰难得多。
从本书所引用材料和参考书目来看,这几位专家为这本著作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苦心。他们所引用的文献材料,内容涉及考古著作(2册)、历史学(24册)、民族学人类学(8册)、地理学(7册)、语言学和文字学(4册)、文学艺术类(13册)、宗教学(7册)、神话学(50册)、民俗学(3册)、民间故事类(19册)、歌谣类(9册)、古籍和方志类(12)和其它类(1册)。且不说他们是不是每册书都通读,只说能够找到这么多门类的书就已经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了,更何况还要精选为我所用。博览群书可以全面了解神话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各家的观点与论据,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从中得到启迪,以便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也可以说,他们能够完成《国与神话》这本专著,应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再说他们历时近三年半的时间,其中辛苦的滋味,也许只有他们才深有体会。正如他们在《后记》中陈述,“课题组从2003年9月到2007年2月,用了近三年半的时间,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多次深入到来宾市各区、县,对每一座庙进行实地勘测、拍照、绘图,找当地知情人和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或个别访谈,采访记录与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俗活动;二是对广西境内其他市县的文化遗存的分布、神话传说及相关的民俗活动进行调查;三是先后赴河南省泌阳县、湖南省沅陵县,广东省花都市、肇庆市,贵州省黔南、黔西南自治州,对当地的文化遗存及相关的神话传说、民俗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文献记载和前辈学者已有的成果,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终于揭开了厚重的历史尘封,还‘国’的历史面目,展现神话源于华南一珠江‘国’的史实。”
没有一种执着精神,没有一种穷本追源的坚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然而,他们都做到了。
他们正是历时多年,在充分占有田野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文本,才完成这本著作。
也且不说其劳动多么艰辛,只说目前在某些学术领域中不乏浮躁与抄袭之风,而该著作的作者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题始终孜孜以求,脚踏实地,并且成果丰硕,这是值得当今的许多学人们学习与反思的。
五、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
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的研究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文献资料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停留在神话单学科文献的研究上。然而,该著作则是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从宏观的视野,整合了多学科的学者对神话进行全方位研究。这应该说是极富有开创性的。
从著作中的标题和内容就可以看出。在此,有必要再提及这几位学者,他们的专业或专长分别为:覃乃昌:民族学;覃彩銮:历史人类学;郑超雄:民族考古学;潘其旭:语言民俗学;蓝阳春:民间文学。且不说这一组合所发挥出来的科研潜能,只说这种立体式的多学科研究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正如作者们所说:“我们正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并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学科的理论和视野,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综合研究,以实地事象与古籍记载相印证,从而揭开了厚重的历史尘封,还‘国’的历史面目”。(第4页)应该说,这种结合所取得的成果是具有突破性的。所以得到了段宝林教授的充分肯定:“覃乃昌等五位民族学家多次在广西来宾市对神话进行了自觉的全方位的立体调查,不仅记录了神话的各种异文,而且调查民俗,有了丰硕的成果……立体地展示了神话的活态情状,这是神话还活在民间的有力证明。”
六、揭开一个历史谜团――国
弥补他人之不足,发现前人之未发,敢于发出准确科学论断,这应该说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很高境界。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们为我们解开了神话研究中的许多谜团,澄清了神话研究中的许多事实,尤其是作者们以他们的独到细微的研究敏感性给读者揭开了国历史谜团,给人一种“拔开云雾见青天”之感觉。
著作在导言中以“实证揭开‘国’历史尘封”为标题,并且说明本书以“国与神话”为书名,目的是传递“神话产生了国,国源于神话”这一信息。事实上,全书也周密地印证了这一观点。作者们论证认为,“神话国是历史国的反映,历史国大
约出现于距今4000年的古国时期”;广西来宾市是古代国的中心地区,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一结论“是根据文献记载并通过实证得出的”。他们从民族学、语言学和神话学角度,研究的含义,认为在壮民族语言中“盘”就是磨刀石(用汉语谐音记字可记为“咽盘”)“古”为葫芦(用汉语谐音记字可记为“勒勾”)。笔者也是壮族,认为这解释是有依据的。而壮民族语言中的“”刚好是神话所说的兄妹结婚后生下肉团像磨刀石和兄妹躲避在葫芦中逃过了洪水大劫难的情节的关键。如果这一论证成立的话(最起码目前或更长时间内是成立的),那么,那些认为“”神话是“进口”的论断不攻自破,那些外国学者们认为中国没有创世神话也将成为谬论。可见,这一发现应该说有可能打开了神话起源的千古之谜。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在全书中,许多论断,既表明了作者们的观点,又澄清了神话研究中的偏见与事实,如:“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重要籍载及其中的关键词‘南海中有国’、‘桂林有祠’,历来大多的研究者却只引述而不作认真的考证与阐释,又都往往被忽视了,或不屑一顾,或存疑,或回避甚至否定,致使‘国’被历史尘封起来,也就无人问津,遂而成为千古之谜”。这类论断在著作中还有不少。
七、小结语
是的,著作不一定在篇幅上是“宏篇巨著”,其论述的独到性和观点的独创性同样可以使之柄照千秋,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应该说,这本材料翔实的著作还有许多闪光之处,其学术的独创性相信会有更多的学人去发现。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作为神话研究的新著作,随着更多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许著作中还有许多值得更进一步探讨或深化的问题,这也正从另一方面说明神话研究的魅力与价值是无穷的。然而,该著作所发出的铿锵之声,应该是振聋发聩的。正如段宝林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本著作“通过田野作业的全面调查,对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人物的情况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是对活态神话研究的新的重要成果,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收获”。我们为《国与神话》的出版感到欢欣,为作者们对神话研究取得“拨开云雾”的突破性成果受到鼓舞;更为壮学学者们为揭示神话的本源问题而孜孜求索的执着精神深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