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雾”到“北京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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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有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北京霾就是我们今天要还的环境债。本刊作者从解析伦敦当年治理超级雾的经验给北京霾的治理提出建议。

2013年1月13日，北京市气象台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而进入2013年以来，1月份的29天中，已有24天为雾霾天，是1954年以来同期最多，在2013年的1月，北京人只有5天时间生活在无雾霾的环境中。而且并非北京如此，事实上，中国74个城市从1月1日起公布PM2.5数据，在过去的数十天内，中国有33个城市指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从北方的石家庄、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汉，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浓雾中。

北京环卫局给出的雾霾成因解释为：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是北京大气污染主要的来源，机动车占22.2%，燃煤占16.7%。而北京“簸箕”状地形――三面环山，只有南面一马平川，并聚集较多的工业区，也是容易造成雾霾天气的原因。

北京当下严重的雾霾天气，自然的使人想起几乎整整六十年前的伦敦“超级雾”。伦敦最早记载的由污染引起的雾霾天气大概是1813年的12月，持续了几天，据称空气弥漫着焦炭的味道。类似严重的雾霾又屡次在伦敦重复地发生：1873年12月；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12月；以及1948年11月。等到了1952年，伦敦发生了后来震动世界的“超级雾霾”（The Great Smog），从12月5日到9日共5天。

环境题目和公共健康学者专家们对伦敦“超级雾霾”进行的系统的研究表明：1952年12月到1953年2月伦敦的死亡率比以往同时期高300%之多！这场超级雾霾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2000人！主要死于肺炎和气管炎。当时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大概是900万人，12000人约占总人口的0.13%！如此之高的社会与经济成本可见一斑。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空气污染带来的成本相当于中国国民收入的3.3%。这些成本包括心肺疾病、交通事故以及航班取消发生率的日益上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曾经表示，许多大城市都面临“黑肺”问题，大气污染与呼吸疾病的联系正越来越紧密。而这都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显性成本，并且如果这一发展方式持续下去，这一显性成本将占据更大的比重。

将生态资源纳入生产成本

伦敦及国际上其他城市对于雾霾及广泛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治理措施也自然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各界引进学习、效法倡导的对象。笔者以为，目前新闻媒介及社会已注意向伦敦等国际社会学习雾霾治理措施，出台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政策，但仅是停留在治标层面修修补补类的局部措施。而事实上，如若不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质化转变，中国势必仍走在西方国家早前已经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事实上，现在不仅有雾霾，还有非常多的污染问题，对民众生活产生安全威胁。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对于局部问题事后处理的权宜修补之策，更要在整体上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如此才能在深层次上改进人与自然关系，做到整体的和谐健康。

可以认为，几乎六十年前的伦敦“超级雾”正是在西方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工业急速扩张发展模式所直接导致的。早前伦敦的烟雾被视为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显然，历史画面的重现，说明了一直以来主导西方经济发展的理论思维目前也在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并影响着其发展路径，由此历史上伦敦的“超级雾”才会在几乎六十年后的北京重现。治标以救急，治本方清源。如果无法认识到主导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局限性，并修正之，则由此导致的诸如雾霾在内的环境问题会不断发生。

生态环境具备了价值的属性，而应被纳入社会生产的成本之中，并可以而且应该被价格信号显示出来。北京雾霾天气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导致生产活动受到重大影响。而由于生态恶化所导致的资源品质下降已经影响到以其为生产对象的商品品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态资本其价值很难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故而价格是难以测定而无法计入GDP或进行会计处理的。但是这一方面的隐性效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会更多的显示出来。提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提起早前另一则关于“西安造湖”的新闻。社会普遍认为西安在城市内营造人工湖，其结果导致周边房价上涨，从而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从中受益。笔者也是坚决反对以“造湖”之名行“地价上涨”之实的经济行为的。但事实上，西安“造湖”改善后的地段，其地价上涨的背后其实质是西安地区生态资本改善升值的直接反映，而非其他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增加或技术的改进。笔者本人就是西安人，对西安早前与现在有切身的认识。以西安灞新区为例，对于西安早前的灞新区臭水沟遍地、垃圾成山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政府方面通过对灞新城的构建与建设，灞新区已然形成了灞河、河两河周边环境改善、灞地区生态有效改进的局面，并进而使得该地区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气”，成功举办了欧亚论坛与西安世园会。晨间清风鸟语，傍晚散步两河，居民好不惬意。西安“造湖”是生态资本的价值提升并显性化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北京雾霾天气使得国内普遍认识到提高车用汽柴油标准的重要性，而车用汽油标准的提高又将推动车用汽柴油提炼成本上升而最终会表现为价格一定幅度的提高。这里，车用汽柴油成本上升，就是将生态成本融入经济发展成本的一个典型案例。不想以后呼吸雾霾空气，就要有所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维护生态“付钱”。民众需求是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对生态成本与生态价值予以考虑的重要推动力。

新型城镇化应将环境纳入考核指标

笔者想要提出的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绝不能仅为了经济增长而启动内需、扩大投资而设，却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乃是改善民生。若如此，则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中，我们很容易会重蹈财政、货币政策机械刺激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的老路。在经济表现方面，一方面资本流向基础建设，资产泡沫被吹起，房价进一步上涨，有制造业被掏空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没有外部空间，进一步的市场化使得国内制造业恶性竞争加剧，使得厂商成本加剧，利润受到挤压，为维持生存，厂商从原料、生产加工、运送等各方面会有以次充好的经济诱因，在法制无法跟进，监管松懈的情况下，不良厂商具有了违规以次充好的动机，早前所出现皮鞋胶囊、果冻之类的事情会有越出越多的经济诱因。投资冲动、货币宽松所导致的生产扩张会使得微观企业置生态环境于不顾，构成其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品质以冲销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牟取短期利润并进而实现财富转移的诱因。经济的非健康扩张所导致的生态资本破坏、贬值，使得人民生活质量，特别是环境品质陷入经济越增长生活环境越降低的窘境。当前实现“去物质化”与“去污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百姓的普遍共识与要求。可以认为，中国百姓日益增长的对于生活环境的需要与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一矛盾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为路径解决，最终实现中国民众生活方式质的改善与提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