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危化品安全事故频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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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危化品行业事故频发，相关的安全规制不断随之加强，然而安全规制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文基于佩尔兹曼效应视角，以民营危化品企业为切入点，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规制加强下的工人安全投入和企业安全投资决策，梳理出规制作用逻辑链条，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探究。研究发现，现行安全规制的加强促使企业安全投资增加，与此同时也给工人造成“安全幻觉”，使其产生逆向行为，表现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严重，由此引发的佩尔兹曼效应抵消了安全规制的预期效果。一味地增强安全规制并不必然保证安全水平的真正提高。本文建议危化品规制可保持“适度原则”，规制机构可将规制重点适当转移到企业“软”安全投资上来，并对工人安全投入给予更多关注。
关键词：危化品安全事故；佩尔兹曼效应；安全规制
中图分类号：F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1003108
一、引 言
面对严峻的危化品安全生产形势，国务院和主管部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先后下达了一系列文件，①要求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加强危化品安全规制工作，监督危化品企业加大安全投入，以期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政府安全规制努力从未停止过，但危化品事故依然频频发生。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从2006—2010年间全国发生危化品事故的企业类型分布来看，民营危化品企业发生事故起数以及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事故总起数的86%，死亡总人数的83%，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其中国有危化品企业发生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分别占11%和14%，港澳台危化品企业分别占1%和1%，外资危化品企业分别占2%和2%[2]。从引起危化品事故的原因来看，工人违规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引发的事故起数最多，造成的伤亡最为惨重，分别占51%和50%，超过了其他因素造成的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之总和[2]。由此产生的疑问是，为什么工人违规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经常发生？为什么加强安全规制后危化品安全事故依然频频发生？目前以加强企业安全投资为主的危化品安全规制模式一定能够提高安全水平吗？显然，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助于解开我国危化品安全事故高发之谜，进而改善安全规制效果，促进危化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安全规制的有效性问题，国外学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OSHA）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工人伤亡率稳步下降，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安全规制对安全水平产生积极作用[1]。然而有不少学者质疑OSHA安全规制的有效性，例如，Viscusi使用1973—1983年面板数据对美国制造业的安全规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规制并未显著降低伤亡率[2]。之后的一些研究如McCaffrey[3]，Scholz和Gray[4]以及Ruser和Smith[5]也支持上述观点，即安全规制在降低事故发生率和伤亡程度方面收效甚微。由此形成的“规制无效论”认为政府规制并不是提高工作场所安全水平的“灵丹妙药”，甚至可能对该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也有学者对安全规制有效性持肯定态度，例如Gray和Scholz[6]利用1979—1985年间美国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OSHA的安全规制将伤亡率水平平均降低了22%。后续研究如Gray和Scholz[7]、Weil[8]等也支持“规制有效论”的观点。由此可见，对于安全规制是否有效在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传统的安全规制理论仅仅刻画了从政府规制行为到规制效果的逻辑链条，而忽略了企业和工人理这一重要环节，即未深度剖析规制对企业安全投资以及工人安全努力的影响。事实上，安全规制并不直接作用于规制目标，而是通过影响企业和工人安全投入间接达到提高安全水平的目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如Peltzman[9]、Hause[10]以及Klick 和Stratmann[11]开始注意到，工人的逆向行为对安全规制作用的发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使规制效果大打折扣，Klick 和Stratmann将工人理对规制效果的这种影响定义为佩尔兹曼效应（Peltzman Effect）。考虑到工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已经成为引发我国危化品事故的主要原因，政府加强安全规制并未有效遏制事故的发生，这背后的逻辑是否是规制加强迫使企业增加安全投资后，工人对安全投资过度依赖，进而减少自身安全努力（例如现代化设备设施的引入导致工人对其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防范意识，导致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增加），最终导致危化品行业存在的佩尔兹曼效应抵消了安全投资的效果？进一步思考，政府规制加强下企业一定增加安全投资吗？ 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违规成本较低时，企业宁愿交罚金也不愿承担高昂的安全投资。由于工作场所安全水平由工人安全投入和企业安全投资共同决定，因此，只有深入挖掘规制加强对工人安全投入以及企业安全投资决策的影响，厘清安全规制作用的内在机理，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达到改善我国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的目的。
当前国内从社会性规制理论角度进行危化品的研究较为缺乏，仅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现状、规制体制及规制政策等方面[12-13]。鉴于中国危化品行业发展过快，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本文选择安全事故高发的民营危化品企业为切入点，尝试从佩尔兹曼效应的角度研究中国危化品安全规制的真正效果。具体地，首先，本文在Klick 和Stratmann[11]以及肖兴志[14]研究的基础上构造工人期望效用函数，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求出工人安全投入对企业安全投资的反应函数，分析安全规制加强导致企业安全投资增加时，工人的最优安全投入决策。其次，放松“规制加强促使企业安全投资增加”的假设，将工人最优反应函数纳入企业安全投资决策模型，利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构造企业安全投资对安全规制的最优反应函数，分析规制加强对企业安全投资的影响。最后，结合规制加强下工人的安全投入和企业的安全投资决策，梳理出危化品安全规制作用逻辑链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规制加强下工人的安全投入决策模型
Peltzman在其《汽车安全规制效果》一文中首次指出了佩尔兹曼效应的存在： Klick 和Stratmann在其论文“Offsetting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中正式定义了“Peltzman Effect”。当汽车安全措施的改善降低了事故损失的严重程度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司机往往会对风险放松警惕，加速行驶，最终抵消汽车安全规制部分甚至全部效果，反而提高了交通事故发生率[11]。在危化品行业，同样可能存在由工人逆向行为所产生的佩尔兹曼效应：企业安全投资（指“硬”安全投资，即企业为保障安全作业而进行的安全设备、设施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的增加会给工人营造“安全幻觉”，使其形成对安全设备、设施的依赖，从而减少自身安全投入， 指重视相应的安全培训，遵守企业安全规章和安全行为准则，正确使用防护用具，谨慎作业等。放松安全防范意识并引发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最终导致人为因素（如操作不当、操作不慎）引发的危化品事故居高不下，影响企业安全水平与安全规制效果。由于企业“硬”安全投资属于显性投入，短期内能“立竿见影”地营造“安全感觉”，且是规制机构的主要监察指标，增加“硬”安全投资短期内符合企业利益。而“软”安全投资（指企业根据政府规制政策，制定安全作业的规章制度和安全行为细则并保障其实施，进行安全培训、宣传以及应急预案等方面的投入）属于隐性投入，一方面其效果具有时滞性，且因工人的主观行为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其往往是规制机构安全监察的盲点，从而导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丧失增加“软”安全投资的动力，因此本文假设危化品企业仅增加“硬”安全投资。
本部分通过构造工人对企业安全投资的反应函数，分析规制加强下工人的安全投入决策及其对安全规制效果的影响。基本假设有：
H11 安全规制加强促使企业安全投资增加。
H12 危化品企业工人是风险中性的，事故发生和未发生情况下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1、U2，并假设效用函数具有良好性状，即给定消费量y，有U1y
H13 设危化品安全事故发生率P是企业安全投资i和工人安全努力e的单调减函数，即P=Pi，e，Pi0。 可理解为，起初通过诸如维修已有的机器设备等较低的安全投资就能达到降低事故概率的效果，但随着安全水平的提高，若要进一步降低相同程度的事故概率，则必须进行更加昂贵的安全投资，如全面革新企业的安全生产技术。进一步地，企业安全投资对工人安全努力的“边际产量”具有非增效应，即Pei≥0。
H14 假设工人事故损失C=Ci，e，且Ci0，Cei≥0（与H13类似）；为了保证效用函数具有最大值（二阶求导为负），假设-1-Ce>0，即工人安全努力的边际事故损失减少幅度大于1。
该假设旨在表明：在危化品生产企业中，工人稍稍增加自身安全努力如提高风险意识、谨慎操作机器设备，就能很大程度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
H15 假定工资率W为企业安全投资的减函数即Wi
式（5）等号左右两边分别为工人增加安全努力的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其中MR反映了工人每单位安全努力在降低事故发生率P和减轻事故损失C上获得的收益；MC反映了工人安全努力增加所导致的边际效用水平的降低。
对式（4）求二阶导数得：2EUe2
给定企业最初安全投资水平，工人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的安全努力水平为e，显然e为边际收益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的交点。当企业增加安全投资时，工人的边际收益曲线由MR降低至MR′，边际成本MC升高至MC′， 简单证明过程如下：由假设U2，y可得企业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工人安全努力的边际产量，即U1y
现实中，从人员构成角度分析，民营危化品企业充斥着较多农民工、 据《国家安监总局危化司王浩水司长讲话摘要》（http：wwwdoc88comp-57986062211html），在危化品从业人员中，农民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临时工，导致工人整体素质较低。由于未受过正规安全培训，工人安全操作技能差，安全意识淡薄，从而因人为操作不当、操作不慎导致危化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民营危化品企业部分工人由于安全意识淡薄，往往凭直觉行动，企业安全投资增加会给其营造一种“安全幻觉”，使其形成对安全设备、设施的依赖，从而减少自身安全努力，易产生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由此造成的佩尔兹曼效应表现为危化品事故发生率（Pe
在最初的安全规制水平下，企业安全水平曲线用L0表示，当工人基于效用最大化选择安全努力e0时，安全水平为S0，图2中用A点表示。规制加强使安全水平曲线由L0上移至L1，此时若工人完全理性，将安全努力减少至e1，则仍能维持原有安全水平S0，用B点表示。但由于危化品工人素质低，安全意识差，规制加强会给其造成“安全幻觉”，使其误认为安全水平曲线大幅上移至L2，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工人会将安全努力减少至e2以维持原有安全水平S0，用C点表示。而此时真正的安全水平由曲线L1决定，即工人安全努力为e2时，安全水平仅为S2，图2中用D点表示。
三、规制加强下企业的安全投资决策模型
目前中国实施的是以加强企业安全投资为导向的危化品安全规制模式，即安全规制通过对企业安全投资施加约束而最终影响规制效果。具体地，规制的加强直接作用于企业安全投资，安全投资一方面直接对安全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工人逆向行为产生的佩尔兹曼效应间接影响规制效果，因此分析规制加强下企业的安全投资决策便成为分析规制效果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此外，前文始终假设“规制加强，企业安全投资一定增加”，该假设是否成立，有待于进行数理证明。本部分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将工人最优反应函数纳入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安全投资决策模型，分析政府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安全投资。基本假设有：
H21 企业是风险中性的。
H22 企业的安全水平S是企业安全投资i和工人安全努力e（i）的函数，即Si=fi，ei。
H23 企业的产量是劳动力投入L和安全水平S的增函数，即危化品企业的生产函数为QL，Si，且QL>0，QS>0。 高安全水平能够减少事故引起的生产中断和员工辞职率，提高生产连续性和劳动力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产量。同样，投入要素L和S的边际产量递减，即QLL
H24 假设不遵守规制标准（i
根据比较静态的含义，假定其他条件不变，dr≠0，dG=dc=di=0，令H为海赛行列式，根据数理经济学知识可知利润函数π存在极大值的充分条件为H>0。由克莱姆法则得：
式（10）表明，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政府安全规制加强会促使企业增加安全投资。企业安全投资一方面反映了安全规制强度；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安全规制效果。
四、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的理论阐释
1理论阐释
将前文分析的规制加强下工人的最优安全投入和企业的最优安全投资决策综合起来，分析规制对危化品企业安全水平的影响，如式（11）所示：
工作场所安全水平主要由企业安全投资和工人安全投入所决定，由式（11）可知，危化品安全规制通过影响企业安全投资和工人安全努力，最终作用于规制目标（安全水平）。其作用路径具体分为两部分：一是安全规制通过作用于企业安全投资直接影响安全水平，即ir×Si，将其定义为安全规制的直接效应。由ir>0可知，当安全规制加强时，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相应增加安全投资，结合Si>0可得ir×Si>0，即安全规制的直接效应为正。二是安全规制作用于企业安全投资的同时，会影响工人的安全投入，通过佩尔兹曼效应间接影响安全水平，即ir×ei×Se，将其定义为安全规制的间接效应。由ei0，可得ir×ei×Se
图3 危化品安全规制作用机理图在厘清危化品安全规制作用逻辑链条的基础上，本文具体分析规制对安全水平存在的可能影响。由于安全规制直接作用于企业，且ir>0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从企业安全投资的角度衡量安全规制强度，进而分析规制效果。换句话说，考察规制加强导致企业增加安全投资时，安全水平的变化情况，即Si的符号判断。将式（8）改写：
2佩尔兹曼效应与中国危化品安全规制实践剖析
中国的危化品企业中有86%是民营企业。从产权的角度来看，中国民营危化品企业分为三类：由私营业主创办的私营企业；由国有和乡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的民营企业；由自然人或私营企业承包、租赁和托管的公有企业，即国有民营企业。危化品行业属于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的行业，民营企业对危化品行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事故多发，安全隐患严峻等问题。根据2006—2010年中国危险化学品统计数据，民营企业事故率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事故总数和死亡总数的86%、83%，中国的危化品安全事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统计资料表明生产环节事故最多，死亡人数也最多，分别占81%、83%。这与危险化学品生产流程长，生产工艺过程复杂，原料、半成品、副产品、产品及废弃物大部分具有危险特性有关。从事故原因的角度分析，在各种原因中，因工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造成的事故最多，占事故总起数的51%，导致的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占事故全部死亡人数的50%[2]。回到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工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政府加强安全规制后危化品事故依然频频发生？目前以加强企业安全投资为主的危化品安全规制模式一定能够提高安全水平吗？利用本文结论进行解释：中国民营危化品企业中充斥着大量的农民工和临时工（例如河北克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28”重大爆炸事故中，包括车间主任在内的绝大部分员工均为初中文化水平）。这些工人大部分文化程度低，不懂化学生产技术和要求，缺乏安全技能和危化品专业知识，加之民营企业缺少相应的“软”安全投资，即配套的安全操作规程，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导致危化品工人普遍安全操作技能差，安全意识淡薄。当政府以增加企业“硬”安全投资为导向的危化品安全规制加强时，安全投资的增加会给工人造成“安全幻觉”，使其容易对企业安全投资形成依赖，进而产生逆向行为，减少自身安全努力，表现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严重，导致“佩尔兹曼效应”抵消了安全规制的效果，最终造成民营危化品企业事故居高不下，伤亡惨重。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传统的安全规制理论仅仅刻画了从政府规制行为到规制效果的逻辑链条，存在重要的环节缺失，即忽略了安全规制对工人安全投入和企业安全投资决策的影响，而两者又是决定规制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危化品安全规制模式也仅停留在敦促企业增加“硬”安全投资这一表面上，而忽略了对工人行为的内在约束。本文试图为中国危化品安全规制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涵盖了安全规制完整的作用机理：规制通过影响企业安全投资以及工人安全投入，最终作用于规制目标；鉴于工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是引发危化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本文着重强调工人逆向行为产生的佩尔兹曼效应对于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的潜在重要影响。由于危化品生产经营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点，任何工作疏忽或个人违章行为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中国危化品安全事故多发生在民营企业，由于安全培训缺失，加之工人整体素质低，导致工人普遍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安全意识差。政府出台严厉的规制政策，加强安全规制会促使企业增加“硬”安全投资，进而给工人造成“安全幻觉”，使其产生逆向行为，减少安全投入，表现为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严重，由此引发的佩尔兹曼效应往往抵消安全规制部分甚至全部效果，最终达到的安全效果如何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在保证规制作用企业安全投资的前提下，有效引导工人增加安全投入是目前危化品安全规制需要关注的内容，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转移危化品安全规制重点，提高企业长期安全水平
目前，危化品安全规制工作重点主要落在促进企业增加“硬”安全投资上，如增添安全设备设施工具、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及时更新安全技术等。虽然“硬”安全投资的增加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不一定促进企业长期安全水平的提高。由于工人违规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是引发危化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仅一味地增加“硬”安全投入不仅加重企业成本负担，迫使其为压低成本而大量雇用廉价低素质劳动力，还会使安全意识差的工人产生逆向行为，反而不利于安全水平的提高。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安全水平，就要在保证危化品企业进行一定“硬”安全投资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软”安全投入，如加大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危化品安全操作规程，制定详细的安全工作细则等，从而有效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危化品事故，促进企业长期安全水平的提高。
2严格危化品企业员工准入条件，提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工人的安全投入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素质影响，因此企业要把好第一关——从业人员的招录。针对危化品企业从业人员多为安全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和临时工，笔者认为应该严格从业人员的招录条件，适度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执行相关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特别是在具有高风险、条件恶劣的工作岗位更应配备具有危化品安全操作技能的专业人员；有能力的大型危化品企业可自主培养安全管理的技术人才，企业变招工为招生，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懂化工、懂安全的专业人才，进而提升危化品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3健全危化品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提高工人安全意识
民营危化品企业工人逆向行为普遍存在，因此企业要把好第二关——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人安全投入是一种无主动意识的行为，在对其引导过程中，应主要从培养安全意识出发，以期达到隐形地增加工人安全努力的效果。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健全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危化品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加强危化品企业新录用员工和转岗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其意识到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潜在的危险因素，并掌握必要的安全常识与安全操作程序；建立危化品信息交流平台，普及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加强应急预案与演练，提高危化品企业员工的自我防护和自救互救能力。
4实施强度适中的规制政策，强化危化品安全激励机制设计
由于规制强度过大可能导致安全水平降低，笔者认为规制机构应该制定实施强度适中的规制政策，并且政府规制不应把注意力仅放在企业一方，应当“双管齐下”，共同关注企业和工人双方的安全投入。工作场所安全水平是企业安全投资和工人安全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应该强化危化品安全激励机制设计，以此弥补规制失灵的缺陷，修正工人的逆向行为。一方面，设计安全基金制度，调动企业增加安全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考虑到佩尔兹曼效应的存在，可以督促企业对工人的安全生产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如添设安全绩效工资，以激励工人提高安全意识，增加安全努力，最终改善危化品安全规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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