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全球货币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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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金融危机。”坐在罗斯福画像下的小布什问道，“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吗？”伯南克答，“是的，就金融系统而言，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此后，美国开始全力以赴进行危机救助，并立即出台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然而，危机很快向全球蔓延。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奇敦促小布什召开国际峰会，共商救助大计。小布什认为，解决危机不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事情，还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因而他没有选择G7峰会，而是决定召开一个G20首脑峰会。美国的号召力足够强大，第1次G20首脑峰会很快就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并签署了协调行动的《华盛顿宣言》。

《华盛顿宣言》中，除了声明不提高贸易投资壁垒、不出台违反WTO规则的出口促进措施等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各国同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并承诺由各国财政部排出行动时间表。于是，我们看到了2009年财政和货币的全球性大扩张，其中包括中国的4万亿元计划。同时，也看到了全球性大扩张促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出衰退深渊，实现了2010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反弹。

在小布什主持第1次G20首脑峰会的10天以前，奥巴马被选举为美国总统。G20首脑峰会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换了人而不再举行，今年6月中旬，马上就要在墨西哥举行第7次峰会。在2009年9月第3次首脑峰会上，奥巴马主持通过了一份《匹兹堡宣言》，将G20设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出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要求各国进行宏观政策互评。

近期，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似乎又在起作用，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大扩张再一次出现。这次的全球货币扩张，实际上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先是美联储在2011年9月出台“扭曲操作”，实行一种新型的货币宽松政策；接下来是巴西降息，并且从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连续7次降息；中国则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然后是欧洲中央银行在2012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欧元区注入流动性；还有印度在2012年1月和3月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在4月开始降息，澳大利亚央行在2012年5月和6月两次降息，等等。

然而，这一轮看似同步的全球货币大扩张，并非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各国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自发决定宏观政策的结果。

宏观政策协调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当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一致时，即使没有协调，也能实现政策同步。只有当各国宏观政策方向不一致时，政策协调才有必要。比如有些国家要货币扩张，有些要紧缩。由于紧缩会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因而扩张的国家担心资本流出和外需下降，降低扩张效果；而紧缩的国家则担心资本流入抵消紧缩效果。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协调就会很有必要了。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宏观政策协调会非常困难，因为需要有些国家付出代价。美国在第1次G20首脑峰会中，为了联手新兴经济体实行扩张政策以应对危机，就付出了代价。美国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只是代表权调整方案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就在《匹兹堡宣言》之后不久，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继退出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继续执行扩张性政策，美国还在2010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被认为引发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招致了新兴经济体的强烈批评，巴西还为此加强了资本项目管制，防止资本过度流入。

美国的量化宽松还引发了另一种批评，即量化宽松引起的美元贬值和未来高通胀，会降低新兴经济体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价值，因而作为货币的美元不宜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强超储备货币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完全针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丝毫不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G20所设定的宏观政策协调似乎形同虚设。

可见，各国同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一定是协调的结果。当宏观政策方向出现分野，真正需要协调的时候，往往又很难协调起来。这是一个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悖论。一国要求扩张，另一国要求紧缩，谁也不愿意妥协。即使在欧元区这个已经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的地区，仍然在为希腊等债务国是应该进行财政紧缩还是财政扩张争论不已，何况是在G20这种约束性不大的框架内。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悖论的消除，恐怕只有当各国经济收敛于同步周期，乃至出现相似的经济结构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