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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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懂得礼仪，会做针线，擅长烹饪，识字不多，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将她视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因为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了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所以她的名字和存在成了，直到近些年才渐渐解禁。
身为周家的媳妇，朱安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到第二项里。而大家也都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
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鲁迅却只把她当作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妻子若等于一件礼物，那么这个妻子还名副其实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朱安长得不好看，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自古有“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论调。所以鲁瑞(鲁迅母亲)其实是不那么介意儿媳妇的容貌的。她眼里的朱安就是一个内在美远大于外在美的姑娘。朱安知礼仪懂规矩有礼貌，尊老爱幼性情温顺，她还爱劳动讲卫生，生活节俭不爱慕虚荣。何况日子是过的，不是看的。鲁瑞自信地断定，朱安是会过日子的好媳妇。问过生辰，朱安比鲁迅大三岁，又是一个抱金砖，好耶!媒人用她能说会道的那张嘴，为朱安掏尽了人间所有的华丽词藻。归根结底，一句话，朱安这个媳妇一定胜过鲁家所有的表姐表妹们。
可怜的周家长子鲁迅，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有了老婆。
1901年，鲁瑞主意拿定，立即着手行动起来。可是鲁瑞未料到，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儿子跑掉了。不要着急，儿子不是听说了婚事才出走的，他是去日本留学了。这让鲁瑞的如意打算落了空，她不得不推迟婚礼。
事情都已经进行到了这个程度，鲁迅真的还是一无所知吗?不可能。因为家有小“暗探”，谁?二弟周作人。这兄弟俩当时非常要好，周作人一定会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他，更何况是婚姻大事。
如果鲁迅在接到周作人书信知道母亲的安排后，立即返家跟母亲作坚决的斗争，誓死反抗，闹，大闹，狂闹，闹他个天翻地覆天旋地转，是不是就不会有两个人后来的不幸?但是，鲁迅什么也没做，这意味着什么?默认，默许。什么也没做的鲁迅因为他的不做而一步步走向谷底，也拖拽着朱安一步步走向深渊。等到清醒过来，鲁迅一跃而起跳上了崖头，朱安却爬不出来了，永远地沉没。
也不能说鲁迅什么都没做，他做了，后来他到日本大开眼界以后，对未过门的小脚媳妇有了不满。他给母亲写信，给这桩没有经当事人同意批准的亲事附带了两个条件：让安姑娘放足，让安姑娘进学堂读书，否则……
这是条件吗?这是天方夜谭。
你如何让一个已经缠了十几二十年的女人放足?她的足，早已骨裂了筋断了肉烂了，流过了血淌过了脓。缠得变了形也定了形的足，怎能放得开?
于是鲁迅坦然：这不是我要的，我只当她是我妈给我的一个礼物。
礼物?即便是礼物，也不是不可以珍爱疼惜，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那时候的大部分女性而言，丈夫几乎等于婚后生活的全部。朱安也曾努力过，她听说鲁迅先生讨厌被束缚的小脚，于是在上花轿之前套上大号的鞋子，里头塞满棉花，但是未曾想刚一下轿就露了馅，外面套的居然大鞋掉了!婚后，难得有一次先生对她提及一种日本点心，她赶紧附和“我也吃过的”想拉近二人距离，竟适得其反，因为这种点心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朱安又怎么可能吃过?这故意的讨好让一向崇尚自由的先生更不愿与之交谈。
尽管他们之间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但当朱安身体不舒服时，鲁迅还是会陪着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
1923年，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17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十分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当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婚姻最终成了为母亲而设置的一种摆设。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需要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朱安每天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安排饭菜上，由于缺少交流，朱安只能细心地从每顿饭菜的剩余量来判断鲁迅的喜好。唯一的乐趣就是忙完一天后，坐在婆婆身边咕噜噜地抽上几口水烟，在袅袅消散的青烟里一点点消散她那无望的爱。朱安说过：“老太太(鲁迅母亲)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鲁迅)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有儿子呢?”难以想象这样一种终年无语的婚姻对一个女人的悲哀。没有男人的疼爱滋养，一朵很不起眼的花没有开放便干枯萎瘪了。朱安于鲁迅而言“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与其说朱安嫁给了鲁迅，不如说她嫁给了老太太。在她花轿出阁的日子，她是陪婆婆过一辈子的。如果把封建礼教比作一口深井，那么朱安就是一只被困在井底的蛙，永远无缘见到井外的湛湛青天。她以为“好好的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但是目不识丁的朱安没有意识到她与鲁迅在人格、思想意识方面的差距，她没有机会。
不过朱安虽为人忠厚，但忠厚并非愚笨，鲁迅逝世后，许多重大的事情要朱安参加处理，她能识大体，顾大局，显得很有头脑，且从未说过一句可能让记者们误会的话。她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为保存北平鲁迅故居的原貌，为保存鲁迅的手稿、藏书及其他遗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后来朱安差点卖掉鲁迅藏书一事，实属无奈，唐先生的记述散文写到：
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
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当唐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我看看。
等到说起卖书的缘故，“每月拿人家150元，”朱夫人低下头，细声说，“我的眼泪一直往肚里咽。”
“的确太少了。”
“不!”她望了望我说，“我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大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
“……”
“50元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才卖书。”
这时，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已经知道她生活的艰辛，纷纷给她捐款，但是，朱安却一分钱也没有拿。
尽管得知海婴出生时朱安曾悲凉的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爬不动了。”她从未怨恨过许广平，对于海婴，虽非“已出”，却也很有感情。只要谈到海婴，在任何情绪境界中，她都会高兴起来。她十分关心海婴的一切，她热爱着这个未曾见面的孩子。因为他是鲁迅的后代，也就是她的后代；她为鲁迅有了后代而高兴，因而她自己也高兴。
朱安的悲剧究竟应该归结为社会制度?舆论力量?抑或是鲁迅的自私?社会制度和公众舆论如果细化落实到个人的身上，其实是有极大伸缩性的，完全可以被个人的勇敢和真实行为修正和攻陷吧。
作为鲁迅先生终生未解除婚约名义上的妻子和原配夫人的朱安女士作为先生的忌讳和尴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
为什么时代可以容忍鲁迅以男性的权利没有任何回馈地接受朱安一生的自我牺牲?难道一个女人丧失一生的幸福维持牵强的平静就能使情理不悖?
在朱安的照片前，我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的母亲为他娶的朱安是一个如花似玉或者另有可人之处的女人，那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孤独寂寞的人生走完了，这一生的婚姻，如同她出嫁那天脱落的绣花鞋，永远无法与她的缠足相配。甚至于死后的朱安，与之相伴的还是周老太太，在北京西郊的一片柏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