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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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数量增加，形式多样。本文通过总结中国入世之后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提出了应对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一般建议。
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新特点综述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钢铁、彩电、家具、纺织品和集成电路等产品挑起的贸易摩擦不下十次。有些摩擦如“钢铁案”化险为夷，有些指控如“彩电案”受到倾销终裁；有些案例如“家具案”涉及巨额贸易，有些案例如“纺织案”案情特殊。概括地讲，后WTO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贸易不平衡摩擦随中美贸易总量的增加而加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递增，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其攻击中国的靶子。
贸易摩擦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农产品和纺织品日益成为贸易摩擦新焦点。入世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纺织品、钢铁产品、彩电、集成电路、椅座升降装置、钢丝衣架、刹车鼓和转轴、、铸铁供水管、糖精、家具、化工原料、农产品等等，双边贸易摩擦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其中，农产品贸易因为中国对美国转基因大豆实施安全审查招致美国的不满。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摩擦因为“特别保障条款”的规定会愈演愈烈。
贸易摩擦积极按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美方试图滥用反倾销和过渡性保障措施，如美国在对中国的反倾销中经常滥用“替代国”政策。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措施增多，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方制造贸易摩擦的新手段。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WTO允许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外，美国又从中国加入WTO协议中拿到了12年“特保措施”、15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8年的“纺织品限制措施”，以及长达10年的WTO多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以美方指控中方为主，涉及医药、软件、书籍、音像制品等。
贸易摩擦与对贸易政策及实践的评估紧密联系，中美相互展开反倾销调查。一方面，美国紧盯中国加入WTO承诺不放松，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国执行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利用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报告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开始反击美国的不公正调查，并利用反倾销调查手段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一般贸易措施与国别贸易措施并存，非经济因素对贸易摩擦推波助澜。中美贸易摩擦既有美国根据本国商法针对所有贸易伙伴适用的一些贸易措施，如337条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缘于中国在加入WTO协定书上承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和“特保条款”而产生的大量摩擦。与此同时，非经济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美方对国内市场份额进行战略调控。其次是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贸易的干扰，尤其是对华出口限制和产业保护。
应对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
我们面对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贸易摩擦，必须以冷静的、非政治性的观点来看待，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程序来解决。既要有战略方面的应对，也要做好战术上的安排。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
结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远高于许多WTO成员。在此情况下，美国应效仿WTO其它成员的做法，尽快结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便在反倾销中得出一个非歧视的判断。
正确认识和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由于中国设置了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不容置疑的，但从美国对巴西、墨西哥、荷兰等国的外贸历史来看，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也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
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中美双方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中国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特点、中美国际分工和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对华产业转移，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国际油价上涨、服务贸易顺差下降、J曲线效应作用有限等等。以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转移为例，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有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
商务部马宇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起码今后十年内都不可能扭转。中国政府需要调整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战略，加快国内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开放，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加强透明度，规范竞争秩序，减少贸易摩擦的制度性因素。
强化行业协会功能
行业协会的职责之一，就在于对全球范围的行业动态理所当然地进行搜集、分析和通报。但毫无疑问，我们的商会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够。2000－2002年，中国彩电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166%，面对如此高的出口增长，在美国方面立案前竟无一家企业警觉。按理说，有欧盟彩电反倾销在先，商会和协会凭经验就能做出基本的判断，及时反馈给政府和企业，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中国企业和商会应尽快建立市场预警机制，在把握美国国家安全、贸易战略的基础上，对市场份额、产品研发、品牌创立、兼并合资等各方面有全面、细致的战略构想。
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目前占据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河山，但是企业核心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贸易项目相对较少；国内配套能力不足，使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未得到充分释放。以家具为例，珠三角家具企业小而分散，多而不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弱，大部分家具出口产品都是通过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很多企业只能靠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通过价格与国外产品竞争，缺乏原创性和现代营销理念。这些因素制约了珠三角出口家具品牌的培育，也容易招致反倾销。
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市场依存度过高，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家具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目前中国家具出口额中，仅美国市场就占到52％以上。而且出口的家具品种也过于集中在一、两种产品上，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木制卧室家具。据美国商务部称，2002年，来自中国的家用木制家具的进口额比2000年的16.5亿美元猛增了75％，达到28.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类商品进口额的1／3以上，在美国价值230亿美元的木制家具市场上，来自中国的家具产品就占了35％的份额。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因此，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及非洲市场进军，以不断提高我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利用世贸规则解决中美贸易纠纷
解决国际贸易磨擦与争端的措施，通常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各层之间以及内部的协作十分重要。以反倾销为例，倾销问题属于企业层面的贸易磨擦与争端，和应诉的主体必须是企业，企业必须学会或应诉以及做好反倾销预警、规避工作。企业必须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做好账，在遭遇境外反倾销调查时，企业应当积极应诉并相互通气。企业之间的团结协作在“家具案”中表现突出，相关的中国家具企业，其中包括台资、港资甚至美资企业，成立了专门应对此次“反倾销”危机的规模实力空前的联合组织。行业协会可以监控出口市场以及境外同行的动向与反应，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外协调工作，最大程度帮助会员化解境外反倾销危机，或者组织国内企业对外反倾销，维护本行业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协会可以积极向会员普及反倾销知识，总结各类反倾销经验，提高会员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在反倾销争端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反倾销有时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政府有必要通过双边谈判，争取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在WTO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中的部分条款，防止成员滥用反倾销措施，扭转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重灾区的被动局面。在保护国内产业方面，政府应当制订较完备的反倾销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要学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对方的法律法规为自己争取利益。一方面，在受到对方产品倾销打压下，积极申请反倾销措施。另一方面，在对方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中方企业可以要求美国以享受正常调查待遇的中国企业的产品的价值，代替所谓“替代国”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做出对中国企业产品价值的正确判定。因为对取得了正常调查待遇的中国企业，意味着美方承认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不受国家控制，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要求的，可以根据企业的会计记录，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此外，还应当在贸易伙伴国寻找反对保护主义的强大同盟军，包括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商团体、学术界和舆论界人士，增强我们对付保护主义团体的力量。只有这支同盟军才能使进口国居民充分认识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以及保护主义团体为了私利使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才能扭转贸易伙伴的舆论风向，才能有效阻止保护主义团体将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政府实际的保护措施。“家具案”中，美国有35家销售商为中国企业积极奔走，向有关方面申请取消制裁，由此可见一斑。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由于汇率下降是刺激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测算值不断提高的直接因素。从这一点看，目前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已经不单是外国政府对中国施压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当前的人民币汇率确实已经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快发展外汇市场的步伐，推进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研讨人民币的合理币值，继续为外贸的发展提供货币政策的支持。
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两国的经贸问题，还涉及两国的政治体制。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今后还会长期存在。中美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磋商和信息交流，在国际规则、双边协议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贸易争端，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宽容，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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