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拔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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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可是人员有增无减，财政供养的人员据统计达到4600万人，这其中71％分布在县乡。衡阳县很多局都在当地被戏称“全国第一局”，干部之多堪称一奇。

在衡阳县采访，感受最深的除了解决农村矛盾的“药方”丰富外，就是“药方”的操作实施者匮乏。 “三农”问题的痼疾固然需要好的改革方案，但是没有具有改革使命、改革勇气、改革智慧的改革者，也只是纸上谈兵。

《望东方周刊》这次在衡阳县就刘放生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调查走访时，接触到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干部。他们长期在基层政权工作，对存在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和忧患意识；视野开阔，阅读大量报刊，并常到一些知名网站搜集信息、交流看法；他们思想活跃，建设性地在思考一些执政命题。

记者认为，农村矛盾隐患使人心情沉重，但是有这么一批思考着改革走向的人存在，让人看到希望。

但改革为什么难以推进呢?这里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地方领导缺乏开拓创新勇气。几年前记者到衡阳县采访时，新任县委主要领导告诉记者：县委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农村的稳定；要减的人太多，只要准备减一个，这个人就要搅得县委、政府不得安宁，难以开展工作。我能做到的仅是在期内冻结编制，不增新人。

《望东方周刊》这次到衡阳县围绕刘放生变革方案展开采访，现任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压力很大，一再托人传达信息，能否不作报道?

县委主要领导，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县实际上的权力核心人物。他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对一个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记者所接触到的两任县委主要领导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一些问题所在。

当然，对他们的保守谨慎，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这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对基层政权的执行者来说，在自上而下没有形成强力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形下，改革对他自身来说，很可能不是双刃剑，而是风险大于收益、改得自己没有好结果的单刃剑，改革怎么能够推动下去呢?

当前，在涉及包括农村矛盾问题在内的一些社会弊端的解决时，学术界很多人热衷于谈制度，认为制度不调整，社会问题解决希望不大，个人的作用就好比堂吉诃德单枪匹马战风车；一些地方官员则认为，大的体制和宏观政策不变，地方上的问题无法解决。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潜移默化也导致了事与愿违的另一种副作用，那就是，把改革的责任干干净净全部推给上面的人，于是大家一起等待观望，执行力成为空谈，弊端于是慢慢就成了沉疴。

但是，偏偏是在不少人勒马不前的大背景下，湖北咸安进行了改革，大规模地分流干部、撤销机构。很多人说，时任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是个怪人，咸安的改革是他一手逼着干出来的。

公车奢侈浪费的问题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据统计，“八五”期间全国――年耗费3000亿元，偏偏湖南资兴的市委书记黄湘鄂敢于吃螃蟹，主持开展了公车改革，一年节省财政资金上千万元，改出了名堂，改出了风气。

2004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第3天，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专程看望基层干部，强调“广大基层干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提高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

像衡阳县一样，削减财政供养人员这项改革难以推行，确实可能有国家对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更多的是渐进式而不是用休克疗法；确实可能有国家如何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比方说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县乡干部队伍要走入如何给钱。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如何把一批具有改革勇气、执政智慧的人推上权力岗位，进行内生的改革，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