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领导力市场中诞生市场中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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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泰康人寿、宅急送和嘉德拍卖创办人，陈东升涉足的领域横跨保险、快递和拍卖三个行业。在公司层面，他将“公司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体系化；在思想史层面，搭建了“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学术模型。作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陈东升对企业领导力，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中国企业领导者的诞生的时代背景
《财经文摘》：看似没有联系的三家公司，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导的。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都倾向于事必躬亲的领导方式。这样权力会更集中。但毫无疑问，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样的方式是跟不上的。您的这三家企业所在领域完全不同，从创业时期到现在，领导方式有变化吗？
陈东升：我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问题“小企业即使是国企，其实也是私企；大企业即使是私企，其实也是国企或者说集体企业”。意思是说，企业小，人少，领导者一个人就可以统辖全局，从管理上，更倾向于受个人意志影响。企业一旦上了规模，靠个人管理就不行了，必须靠团队、靠组织、靠制度。泰康从最早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创业，到后来几百人的小公司，再到现在近25万人，全国35个分公司，分布近4000个网点。
这个时候必须授权下去，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你说的“事必躬亲”，如果是形容企业家的勤奋，应该是个褒义词，但在企业管理上，就不见得。
《财经文摘》：但是领导者个人的特质确实影响着企业的气质。比如您也提出过中国“三个时期的企业家”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92派”以及“新时期海归派”。那么，他们所创办和领导的企业，会有很大区别吗？
陈东升：时代背景对个人的影响，投射到企业家身上就是这样一个现象。严格地来说，近几十年的中国企业家史，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其实这三批不同时期出现的企业家和企业，折射出了中国企业制度和创业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之前是没有严格的公司制度的，这时候的创业者们多数都是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1992年禁令被打破，国家出台《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公司治理结构初见轮廓，掀起了“下海”浪潮，此后很多中国社会的主流人才开始创业；而第三批创业浪潮则与留学精英归国有关，他们可以说是主流人才中的精英群体。
1992年之前创业的那一批人，由于制度缺失，产权是模糊的；到了1992年，诞生了大批的股权结构明晰的公司；而到了第三批企业家，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公司创始人期权制度，可以轻装上阵了。而且也可以看到，这三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企业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偏重。来自不同群体的企业家的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剧烈的时代变迁下的企业形态，都深刻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气质。
只有市场才能催生具备卓越领导力的企业
《财经文摘》：西方很多企业，和中国企业比受到创始人时期最原始的影响已经不太大，特别在具体的公司业务、公司制度等层面。比如IBM、GE。从公司史的层面来看，和这些跨国公司比，中国公司的差异在哪里？
陈东升：看你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很多都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经过若干代的洗礼，随着股权的稀释和家族继承人兴趣的转移，慢慢地从家族企业演变为公众公司。这样的百年老店其实还分很多类，比如服装、金融保险、或者餐饮等这样的企业，它的替代率低，竞争也显得没有那么激烈，很多著名的欧洲酒庄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如果细化到行业和企业内部，我认为在不同的行业，企业长久经营的核心优势可能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企业是做品牌，有的是占有资源优势，而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就必须不断找到新的点。
像IBM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技术的变化非常快，导致产品替代率很高，所以必须时刻保持领先的地位。IBM守住了技术优势，又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才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对于企业来说，技术变化和市场竞争迫使你必须作出调整。但调整的风险也是很大的，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企业的凝聚力和领导者的战略眼光。
中国的公司都还在创业者管理公司的时期，远远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在通常情况下，从家族企业转变为公众公司需要到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可是从1992年到现在才19年时间。目前尽管江浙地区的一些家族企业也已经开始出现第三代继承人，但对于中国民营公司而言，代际传承与企业性质的调整是一个新课题。这个问题，还得交给时间回答。
《财经文摘》：您在选择行业和决定怎么上手做事情的时候，提到过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模仿”。比如在选择进入哪一个行业的时候，您提到了全球化视野；在制订具体决策的时候，您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模仿就是最好的创新”。这些话可能有的人同意，有的人不同意。您觉得这是一条中国企业发展的有代表性的路径吗？
陈东升：这个问题我还和TCL的李东生讨论过。他认为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我觉得很多时候，模仿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我创办嘉德，是学习著名的拍卖公司索斯比，立志要做中国的索斯比。而我创办泰康的时候，西方的保险业已经非常成熟，西方的商业生态是很成熟的商业生态。
不仅仅是泰康、嘉德。比如美国有eBay,中国诞生的淘宝；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新浪；美国有Google，中国诞生了百度等；当然现在很多公司都在追赶的微博浪潮，原型也是美国的Twitter。
欧美的商业模式也好，市场机制也好，都有几百年的进化历史。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标新立异，一味地寻求自己的特色。模仿只是方法不是目的，超越原来的模仿对象才是目的。在商业模式上的模仿，实际上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当然，中国公司的成长得益于全球化，也必须进入全球化的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时时刻刻都需要创新。
《财经文摘》：您认为中国公司需要经历怎样的锻造，才可能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成为基业长青的伟大企业？
陈东升：我一直在说，走出企业领导者的身份，站在市场的角度，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有答案，那就是自由竞争。
市场是很伟大的。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才是诞生伟大公司的源泉。竞争机制会借市场之力来选择企业、淘汰企业。企业家的个人魅力也好，企业的制度优势也好，技术优势也好，都必须经历市场的考验。说得再天花乱坠，规划得再美好，没有被市场洗礼过的都不能算数。真正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企业，是在自由竞争中诞生，并且在竞争中自我提升的。
但是我过去提到过，中国企业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样是一个长久的命题。中国经济的崛起有赖于中国企业的崛起。尽管经过了三十年，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企业，但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距离“卓越”还有一段距离。
《财经文摘》：中国现在也有规模非常大的公司，排名上也进入了世界五百强。
陈东升：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就要在全球500强里至少占有1/10。更重要的是，必须是自然分布和成长起来的。依靠体制之力拼凑起来的大企业，即使规模再大，也不能说是在全球具备领导力的伟大公司。
西方近现代三百年的历史是财富创造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企业发展创新的历史，灵魂无疑是企业家，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一个优秀的企业之所以成为优秀的企业，必须是在企业家精神的带领下经历市场的洗礼，最终确立它在市场中的地位。
政府关系不能决定一切
《财经文摘》：有人说，中国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做生意“不是做企业，而是做市长”。政府关系就是一切。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家的领导能力并不重要，您是否同意？
陈东升：当然不同意。一直认为持有这种想法是相当愚蠢的。我不否认在中国有的特殊行业也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越是和政府没有关系。像泰康和宅急送，需要和政府搞什么样的关系呢？不需要。金融行业和政府的联系在于金融行业需要接受政府监管。但金融行业的政府监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只要这个企业的经营是阳光的，企业本身具备了市场竞争能力，那么耗费精力来大量地搞政府关系，在我看来就非常没有必要。相反，即使是国有企业，如果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也应该被淘汰。
《财经文摘》：关于考察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领导力，或者说是不是一个杰出的企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当然社会责任这个词很大。有企业内部的，比如员工的幸福感、价值建构；有企业外部的，比如社会关照、慈善等。您怎么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陈东升：尽管我也做了一些慈善捐赠的事情，但在企业价值的层面，我还是坚持认为完成一个企业最本质的任务就是履行了企业最本质的社会责任。比如对股东负责，比如解决就业问题，比如增加员工的幸福感，以及依法纳税。而在商业社会里，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诚信。一个真正踏实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首先做好这些。
《财经文摘》：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您的员工怎么看您吗？比如在嘉德、在泰康、在宅急送，会有不同吗？
陈东升：哈哈，肯定有员工私下里说我的坏话。这在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避免，因为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三家企业的性质不一样，所以我在三家企业的形象一定有不同。泰康很大，很多员工难得见到我一次，所以在员工眼中比较神秘，这在嘉德就不会。有的企业，在内部把企业家塑造成神的形象，也许对凝聚企业有效果，但是过了就非常不好。我还是觉得真诚最重要吧，多为员工着想。企业的人这么多，不可能没有人讨厌你，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利益纠葛，或者意见不合，但是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听说泰康的年轻人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