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草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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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选《49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的作品都要残酷。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记录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7次追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

Apted当初决定拍这部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0hn这样的富家子弟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的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的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人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部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且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袜子里的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片中的男人们开始挨个儿秃头，女人们开始比赛发胖，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出来的是苍茫的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人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在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家庭出身的John，他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将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于侍弄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普通人。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

摘自《观念的水位》，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