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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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面对面》,我采访了卢安克,一位多年来一直留在中国乡村进行免费教育的德国人。

一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的。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你们打他,他会疼,会难受。”“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儿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儿当中,不做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呵斥他们,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只有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话,跟带着反感说出的话是不一样的。”我哑口无言。

二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一会儿,火暗下来,摄像机拍不清楚了,于是我停下来,让他再添点儿柴。又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为什么呢?”我有点儿意外。“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第二天,卢安克对我说:“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想给采访制造一个好的气氛和背景。于是他觉得你没有100%地把自己的心交给他,就不愿意接受你,所以拒绝带你去看菜地。”

我当时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响。

三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采访中,卢安克多次这样回答我。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声音在尖叫――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个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办法编成片子,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并非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所引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积累的纯熟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继续问。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象,认为学生应该怎么样,并且把他们跟自己的想象进行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若要带着改变的目的来做教育,那我就不做了,我不想改变。”卢安克答道。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改变当然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他说,“当你不这么去要求的时候,改变自然会发生。”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勇敢一点儿。”

四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41岁了,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我听完心里一惊,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奇怪?”“那种爱情故事是由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就连在你身边的这些小男孩儿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但跟爱情的那种属于不一样。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能放开什么呀?”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们毕业了,对我并没什么依赖。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一方想走,另一方会很痛苦。”“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不。”

五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我跟其他任何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等我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跑开了,忙着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打闹。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他才能安静得像只小玩具熊一样。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不还手。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卢安克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每人写下他们的一句歌词,然后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问:“要不要听我的?”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做出/不可能的改善。”我问:“你为谁写的?”“他。”他指向卢安克。

(良辰美景摘自柴静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