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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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关键词 农户人力资本；兼业行为；离农决策；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微观特征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成功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就业转变，从而改变了农户家庭收入与经济结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个体非农就业发展并未转化为大规模的农户家庭整体非农化转型。有研究表明，即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当地非农领域已普遍远超过农业领域成为农户经济的主体，但多数受访农户就业模式的整体非农化转换程度依旧不高，家庭化兼业态势明显[1]，进而导致农户在主动参与土地流转等离农化决策意愿并不强。那么，该如何从理论上审视农户持续性兼业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新时期促进兼业农户深度分化和主动离农化的合理思路何在？显然，在当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与城乡结构的双重转型发展背景下，研究上述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其现实紧迫性。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农户兼业行为与不完全离农的动因进行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基于发展经济学宏观范式，将兼业视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定形态，认为城乡、区域、农业/非农产业等之间禀赋条件与收益差距是导致农户兼业流动的核心因素[2-3]，而有些学者等则从户籍、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等层面探讨了导致农村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制度障碍[4-5]。
另一些学者基于微观范式，将农户兼业与离农行为视为农户家庭特定劳动供给决策进行了研究。J.Becker[6]的家庭生产理论提出了农户内部存在劳动分工与决策， De.Janvry&Sadoulet[7]认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异质性可能导致不同农户在非农劳动供给模式和决策行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8-9]运用家庭决策理论对我国农户家庭劳动分工与兼业行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宏观范式还是微观范式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与离农决策的重要影响效应都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De.Brawn[10]从农户非农就业流动角度，提出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家庭成员流动程度与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而张林秀[11]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本构成了农户家庭劳动分工与供给决策的重要基础，此外，一些学者[12-13]还进一步从结构维度，揭示了农民个体健康、教育程度以及技能等不同人力资本能力类型与农户非农兼业与迁移行为存在紧密关系。
上述研究从多层面对农户兼业行为与不完全离农动因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但总体还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拓展之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考察农户一般兼业问题，而基于农户内部研究不同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化决策的并不多；另外，虽然大量研究揭示了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对兼业行为的影响效应，但很少上升到农户人力资本层面，逻辑上，农户是由不同家庭成员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因此农户兼业行为与离农决策将显著受到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决策影响，而基于农户层面的人力资本因素构成了家庭决策的内在基础，但迄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鉴于此，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力图构筑一个农户人力资本分析体系，进一步考察其对农户兼业行为与离农决策的理论影响机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进而运用长三角地区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体系的双重特征
按照舒尔茨[14]的观点，人力资本是凝集在人自身通过健康、教育、培训、迁移等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多种能力类型的总称。
农户家庭是由多个劳动成员个体所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严格意义上，农户家庭人口构成既包括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也包括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如未成年子女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老人或残疾人口等，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主要关注劳动成员，因此下文中的家庭成员概念均仅指劳动成员，而并非指所有家庭人口，恕不赘述。，因此，理论上农户人力资本体系也内生地由不同家庭成员人力资本决定，具有显著的双重特征。一是数量特征。即每个成员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状况，将决定农户该类人力资本的总体禀赋水平，我们用均值指标（Xi）来衡量，既定条件下，当Xi值越大，表明相比其他农户，该农户家庭的i类型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越高；二是结构特征。农户内部不同成员之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状况，将一定程度反映该农户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可用离散度指标（Xm）来衡量，显然，Xm越大，反映该农户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均衡度也越大，反之则越小。由此可见，特定农户人力资本体系同时存在双重特征，这将对农户经济行为形成不同影响效应。
1.2 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与离农决策的影响机制：双重效应假说
（1）农户兼业行为阶段演变与最终离农决策的形成。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同时存在着农业和非农两层结构，从其形成机制看，农户不同兼业发展阶段与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行为直接相关。在初始阶段，一方面来自农业低收益的推力，更主要的是受到外部非农机会和较高非农收益的拉力，农户家庭原先的单一农业就业结构开始分化，首先由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家庭成员率先涉足非农就业，使得家庭开始获取非农收入，开启了农户非农化兼业的起点；其次，随着该成员的非农就业深化，在不断增加家庭非农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帮助农户家庭不断积累更多的非农化发展所需的物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促进更多的家庭成员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从而推动农户兼业非农化程度的持续攀升；最后，当所有家庭劳动成员都成功地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时，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农业比例趋于零，此时兼业农户步入了高度非农化阶段，并完全摆脱了对农地的生计依赖，因而理论上具备了主动放弃农地权并最终离农的经济条件，从这个层面讲，农户离农决策是建立在非农兼业高度化发展的基础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兼业农户离农化决策除了受到家庭即期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影响之外，还与农户成员对未来非农就业发展与风险预期等心理因素紧密关联。理论上只有当所有家庭成员都形成一致的未来良好发展预期时，农户才会最终放弃农地保障权而选择离农。
总之，从农户兼业的形成演变到最终决定离农，本质上都离不开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这一核心动因。但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行为既是其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同时也体现了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结果，而农户人力资本的双重特性构筑了对农户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双重内在影响效应。
（2）基于家庭成员个体决策层面的农户人力资本数量效应。农户兼业和离农行为首先表现为不同家庭成员在非农就业行为的个体决策，这其中人力资本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农民选择非农就业与其自身人力资本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农民人力资本禀赋水平越高，其个体非农就业竞争能力越强[15]，越具备获取更高非农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本人及家庭最终离农化迁移倾向的经济能力；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构成对个体未来能力与风险预期的重要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对未来非农化发展能力预期水平也越高，越能形成良好的离农化心理基础。农户是由不同成员所构成的，因此，农户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将直接取决于所有成员的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均值，其他条件既定，当均值数越大，意味着该农户总体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则家庭总体现实与未来预期的非农就业发展能力和水平也越强，也越有利于提升兼业农户家庭非农化比重，增强最终离农决策的意愿和能力。这里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农户人力资本对兼业行为影响存在数量效应，当家庭成员人力资本均值水平越大，则农户兼业非农化程度越高，其主动离农意愿越强。
（3）基于家庭整体决策层面的农户人力资本分布结构效应。农户兼业和离农行为也体现为农户围绕家庭整体发展目标而对所有家庭劳动资源有效分工与配置的整体决策。依据农户理论观点，农户家庭成员能力结构具有异质性特征，农户以追求家庭总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目标，依据不同成员劳动能力的差异，实现家庭内部劳动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领域的分工和优化配置。
由于人力资本与农民非农就业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传导机制，因此人力资本因素构成了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特别是非农劳动供给决策的基础，无论是基于收入因素还是风险控制因素，农户都倾向于将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家庭成员优先配置在非农领域，而将较低人力资本程度的成员倾向于留在农业领域，这样，农户在农业/非农领域的劳动投入程度本质上是由拥有较高和较低人力资本家庭成员之间结构比例决定的。其他条件既定，农户人力资本结构差异度越大，农户劳动力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越能形成农户在农业与非农领域的劳动分工深化，进而农户兼业行为愈发明显；同时，受低人力资本成员对未来预期不确定风险的“短板效应”影响，即便由个别高人力资本成员的“收入贡献”短期提升了农户家庭总体非农收入水平，农户也难以形成最终割舍“土地保障”情结而选择离农的心理准备。由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存在结构效应，农户人力资本离散度越高，家庭成员间人力资本差异度越大，农户兼业化倾向愈显著，其主动离农意愿越弱。
此外，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多种能力类型特征，在既定情形下，每种人力资本类型对农民个体能力特别是非农就
业能力将存在不同边际贡献，进而可能构成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不同影响，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化意愿将存在差异化影响特征。
本文以下部分将力图通过构建定量模型，并运用长三角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对上述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将涉及两个建模过程：首先考察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的影响，以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非农收入比例（φ）衡量兼业程度，φ值越大，表示兼业非农化程度越高，而根据φ值不同区间本文采用陈晓红（2007）等多数学者关于农户兼业程度划分方法，即当φ〈10%时为纯农户，10%≤φ
其次考察农户人力资本对兼农离农决策的影响。以“是否愿意流转出农地经营权？”作为度量被解释变量――离农决策（Zi）的虚拟指标，存在“是与否”二元选择，建立二元logit概率模型，以农户人力资本结构因素（X）以及相关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2.2 变量确定
本文将农户人力资本（Xi）进一步细分为健康、教育、技能以及迁移等4类人力资本变量（见表1）；同时，基于理论分析，将农户人力资本体系细化为2层指标：
（1）数量指标，用均值Xi表示，计算方法为：Xi=[SX（]∑[DD（]n[]j=1[DD）]xij[]n[SX）]，其中xij表示特定农户的第j个家庭成员i类型人力资本存量数，n为该农户的家庭成员数，设n≥2如前所述，这里的家庭成员专指家庭劳动成员。一般而言，家庭劳动成员数取决于家庭类型，正常家庭一般至少由夫妻双方两个劳动者构成，故有n≥2，但不排除也存在少数特殊家庭，如单亲家庭、单身、户主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家庭等等，其家庭劳动者数量可能
（2）结构指标，为便于计算，我们用全距极差指标（Xmi）来近似衡量统计学中能反映样本数据分布结构的离散度指标有多种，如全距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这些指标各有特点。相比而言，当组内样本量偏少时，全距极差指标并不会导致关键信息的损失，且能很好反映离散程度，兼具计算方便等优点。本文主要考察农户内部劳动成员人力资本数值分布的离散性，一般而言，家庭成员数是有限的（本文样本家庭成员均值数为3.034），故我们认为选择全距极差指标是可接受的。，计算方法为：Xmi=|xi，max|-|xi，min|，其中xi，max|-|xi、min分别表示该农户家庭成员中所拥有第i类人力资本的极大值与极小值。
除了农户人力资本这一核心变量之外，我们借鉴相关研究，引入了一系列其他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见表1）。
同农户成员个体人力资本相关数据，进而通过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每个农户人力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变量数值；②一般而言，劳动者技能的获得方式存在多种类型，既可经过正规培训，也可通过“干中学”，而工龄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个体通过“干中学”途径获得的技能人力资本水平（Mincer，2002）；③.征地因素作为一种外部制度变迁因素，将导致农地“强制性”流转，但这与农民自愿主动流转在性质上并不一致，且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离农决策也产生差异性影响。
2.3 数据来源分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所主持相关课题的阶段调研成果。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区域之一，面临着率先实现城乡现代化的发展任务，而促进兼农分化与离农十分必要，因而符合调研的地区要求。调研对象为长三角核心区――苏浙沪16市的抽样农户，调研时间为2012年1月-5月，按照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调研点分为一类和二类地区2010年长三角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16个城市地区人均GDP排名依次为：苏州、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台州、南京、常州、绍兴、舟山、镇江、嘉兴、湖州、扬州、南通和泰州，为了考虑区域差异因素，本文将位于前5位城市列入一类地区（更发达地区），而其余列入二类地区（次发达地区），随机抽取每类地区农户发放问卷并进行户主访谈，共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1 350份，剔除无效样本，得到有效农户样本1 036份，其中一类地区555份，二类地区481份各地区实际回收有效样本分布为：上海金山区86份，江苏常州185份（武进103、溧阳82），无锡213份（宜兴152、惠山区61），苏州204份（张家港96、太仓108），南通143份（启东65、海安78），泰州姜堰52份，浙江嘉兴嘉善36份，宁波奉化52份，绍兴诸暨65份。，相关变量描述见表2。
表2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长三角地区总体农户非农化水平较高。样本地区农户形态中，具有高度非农化特征的二兼户与非农农户合计占比高达93.2%，其中非农农户比例更高达55.3%，但非农化程度偏低的一兼户比例不足7%，而实地调研中，我们搜集到的纯农户样本更是极少对于纯农户样本偏少的解释，固然不排除有我们在样本抽取上的局限，但考虑到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农村非农经济高度发达区域，这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地方政府（如苏南）就将“消灭纯农户”确立为当地农村发展目标之一。（不到10个），因此实证分析将忽略该类型农户；地区类型上，一类地区农户非农化程度平均要大于二类地区。
通过比较发现，农户人力资本状况与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在农户人力资本数量（Xi）层面上，除了健康作为负向指标是递减之外，教育、技能以及迁移等农户人力资本形态的数值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一兼户非农农户的递减特征，揭示了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与农户人力资本结构差异度存在负向关系，即农户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差异度越高，越不利于农户非农化发展，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3 模型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分别建立以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户人力资本相关变量为解释变量的3组二元Probit回归模型，以揭示影响长三角区域农户兼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为了防止农户人力资本数量变量与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思路运用Eviews6.0软件建模，估计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各模型总体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考察模型变量的回归结果，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农户健康人力资本因素对一兼户和非农农户具有显著数量和结构影响效应。表3中，一兼户模型中的X1和Xm1均为显著正值，考虑到健康变量是负向指标，因此表明农户家庭成员总体健康水平越低，内部成员健康差异度越大，具备低健康水平的成员退出非农领域，而从事农业兼业的倾向越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农农户
模型中X1和Xm1变量均为显著负数，这表明家庭成员整体健康水平越高，内部健康人力资本差异度越小，越有利于农户高度非农化发展，而二兼户由于其家庭成员高度分化的非农就业，因此农户总体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总体是不确定的。
（2）农户教育人力资本因素对二兼户与非农农户具有显著差异性影响，但对一兼户不构成相关关系。表3中相应模型的X2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户平均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二兼业存在负向关系，但却构成了对非农农户的显著正向关系，此外，非农农户的形成还显著受到农户内部成员教育人力资本差异度的影响，这是因为，教育作为重要人力资本形态，对个体非农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农户教育人力资本均值越高，而同时差异度越小，表明整体农户家庭成员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和较高非农收入水平越高，进而提升了农户兼业非农化水平。而教育与一兼户没有显著关系，这主要源于一兼农户成员主要从事农业和低水平非农就业，因此对教育文化要求不高。
（3）不同农户类型的非农工龄因素的影响效应存在某种差异性特征。非农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工龄影响效应显著，农户平均非农工龄年限越长，内部成员之间差异度越小，越有利于非农农户发展，但对一兼业和二兼业均不构成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职业工龄是否促进农户非农技能水平的提高，既取决于工龄期限长短，还与职业技术层次有关，一般而言，当特定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时，即便劳动者通过长期“干中学”效应熟练掌握了该职业技能，但仍不足以积累足够的支撑劳动者获得更高收益水平的技能人力资本。已有研究表明，相比非农农户，兼业农户成员所从事的非农职业技术层次总体偏低[15]，进而导致在同等工龄条件下，兼业农户在技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非农就业能力上也显著低于非农农户。
（4）非农就业地点对不同兼业农户也形成差异化的迁移人力资本效应。在数量层面上，三种农户类型中，一兼农户由于总体农业比例较高，加之一兼农户成员的非农就业层次最低，因此家庭非农成员往往倾向于选择就近低风险择业，因此，就业地点体现为显著负向影响；而二兼农户则受追求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和更高非农收入动机的影响，更强调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因而相对而言，家庭非农成员追求更大更广范围内搜集非农职业信息和获取更高的非农收入愿望更强，职业流动性更大，导致迁移程度对二兼业具有更为显著正向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农户模型中X4变量不显著，表明非农农户发展较少受家庭成员职业迁移水平影响，这是因为非农农户整体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水平，家庭成员往往具有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其就业决策可能具有多动机属性，非农就业地点已不再是就业决策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外出就业还是返乡就近创业都是可供备选的就业形态。
而从结构效应看，我们发现，一兼业和二兼业与农户成员迁移人力资本结构差异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户迁移人力资本差异度越大，越倾向不同程度兼业，相反，农户成员间迁移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小有利于非农农户的发展，也进一步验证了农户人力资本结构偏差是导致农户内部农业/非农劳动分工进而形成农户兼业的显著因素。
（5）农户兼业程度也一定程度受到家庭和区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表3模型显示，相比其他农户，非农化水平最低的一兼户往往较多的分布于相对次发达地区的偏远乡村，而家庭特征上反映为户主年龄偏大，耕地面积多等基本特征，这也揭示了当前长三角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者总体素质偏低的现状。
3.2 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主动离农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农户人力资本因素对其主动离农决策的影响，我们构筑了二元Logit模型，同样采取逐步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4。
表4中的模型Ⅰ-Ⅲ为分别考虑农户人力资本数量和结构因素的逐步回归模型结果，相关检验显示模型Ⅲ总体显著，拟合效果良好，可进行变量分析。
首先考察农户人力资本变量。从回归系数符号看，所有类型农户人力资本的数量指标变量均为正数，而人力资本结构变量则均为负数，反映了农户主动离农化决策与农户人力资本因素存在密切关联。农户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户未来主动离农倾向越大，而与此同时农户离农决策还受农户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差异度影响，呈现负向关系，家庭成员间人力资本差异度越大，将会降低农户离农意愿，而通过比较变量系数绝对值，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户离农意愿影响的结构效应要大于数量效应，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理论分析。
而进一步从各人力资本变量显著性水平看，长三角地区农户主动离农决策主要受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平均教育年限和职业地点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将带来农户自愿流转农地承包权的概率增加1.6%和9.9%，而同时，农户家庭成员之间教育和职业地点的差异度每扩大一个单位，则分别降低农户主动离农意愿1.4%和5.7%，但健康人力资本与技能人力资本（职业工龄）因素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对其解释各不相同。前者是因为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新农合等农村医疗保障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使得大多数农户家庭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往往健康水平较好，因此总体健康并不构成对农户离农决策的显著影响，而工龄因素影响效应低下则与当前兼业农户成员总体非农职业层次水平不高有关，单纯依靠现有非农岗位的“干中学”并不能让农户成员积累充分的技能人力资本和提高非农就业能力，进而难以增强农户主动离农的信心保障。
农户主动离农化决策除了受农户人力资本这一核心变量影响之外，还显著受到其他一些因素制约。在个体与家庭变量层面，F1变量回归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恋土情节”等影响，因而农户家庭放弃农地权意愿越低；农户劳动力数量（F2）总体不显著，对农户离农决策没有明显影响，但家庭未成年子女变量（F3）
计的参数不能直接被解释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但可转化为发生比OR（Odds Ratio）解释模型中的变量，即EXP（B），其含义是某解释变量变化所引起的因变量取1和取0之间的概率比值。
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因素可能是影响一部分农户家庭尤其是年轻家庭非农化迁移决策的重要动因；此外，社会关系变量（F4）显著为正，昭示了拥有良好社会资本网络的农户将比其他农户拥有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因而进一步增强了其主动离农化的信心和意愿。而农业资源（F5）构成了对农户主动离农决策的显著反向影响，农户拥有农地越多，农户非农就业程度越低，越不愿流转土地；区域层面上，受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有效推进的影响，距离中心城镇距离（H1）以及地区类型差距（H2）均不构成显著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征用H2的回归系数值为-0.487，在所有变量中最为显著，其概率比高达-1.627，表明土地征用因素构成了当前对农户自愿流转农地权而主动离农意愿的最大负面影响，究其原因，这固然与一部分农户追求土地非农预期收益动机有关，但也不排除与当前土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的偏差有关近年来我国征地补偿政策已从就业安置转变为货币安置，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的政策，但重点都放在制定合理的补偿价格和补偿款足额及时发放上，而对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扶持等环节关注不多，虽然前者也很重要，但本文认为，农户是否真正愿意放弃农地是与其未来生计预期紧密相关的，而由人力资本决定的非农就业状况是重要衡量因素。实地调研中也发现，越是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农户，其非农就业能力越弱，对征地后的未来生计保障疑虑性也越大，他们反映，即便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但由于缺乏非农就业（如自主创业） 能力，补偿款大多只能用于消费支出，因此总担心“今后钱花完了怎么办”。加之少数地区暴露出的诸如违规征地和补偿不到位等问题，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农户对土地征用带来的被动离农的严重抵触心理。。
4 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农户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农户人力资本的双重特性构成了对农户家庭兼业程度与离农决策的双重影响效应假设，进而运用长三角地区1 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长三角地区农户存在不同程度的兼业，总体而言，农户所有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形成的数量效应和劳动成员间人力资本差距缩小所形成的结构效应，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水平进而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而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家庭主动离农意愿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现阶段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效应却总体上不甚明显。
基于新时期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深度推进城乡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要将农户人力资本的改善作为促进兼业农户非农化发展的立足之本。既要促进农户个体核心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发展，提升农户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更要注重改善农户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尤其要重视扶持弱势劳动成员的人力资本发展，以构筑促进农户最终离农决策的长效机制。
（2）在继续加强对农户成员教育和非农职业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同时，更要重视实施农户技能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转型，以专业化、知识化和高端化的技能培训代替现有职业“干中学”，提高家庭成员非农技能水平，增强其获得更高层次非农就业的能力。
（3）转变土地征用农户补偿政策思路，要从单纯重视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提升被征地农户成员人力资本发展之长期“能力补偿”转变，鼓励和引导失地农户合理运用征地补偿契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非农就业能力水平，以构筑其及家庭可持续生计保障。
（4）建立对残疾、患病等弱势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专项扶持，通过完善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努力改善其家庭核心成员的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减少因病、因残而被迫退守农业的几率；同时，针对性开展教育、技能培训以及就业迁移等相关人力资本培训，努力实现其个体及家庭适度参与非农就业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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