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者里出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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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就业形势告急的今天，或许从古今中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兼职史里，你能找到一些让自己发光的启示。当然，前提你得是金子，而且还要够硬。

1971年，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喜讯传来时，聂先生人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啥呢？工作，在大使馆上班。实际上，他老人家是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诺贝尔奖的诗，全是业余时间写的。

如你所知，中国文化人有这传统：本行是济世救民，业余就风流挥洒。比如孔圣人当过饲养员，当过鲁国官员，也当过老师，学生把课堂笔记一抄就是《论语》。屈原主业是楚国的公务员，业余写诗。唐朝的诗歌，若非私人抒情，便是酬答赠送之用。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们，都是一边当国家干部，一边顺手写诗、作文、画画。所以，曹操的诗、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和花鸟画、李后主的词、天启皇帝的木工活儿、康熙皇帝的拉丁文和几何学，听上去一点都不奇怪：当皇帝也得有个业余爱好不是？

再看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都有这么个路子——做着好官，念叨归农，自号个什么斋主人、什么居山人，还写厚厚的诗集出来印，就是想富贵风流，两厢占尽。

好多欧洲名人也兼职，但比起中国读书人来，更现实点。实话说就是，欧洲人得琢磨生活问题。

就拿音乐人来说吧，19世纪之前的那批，都得连创作带演出。巴赫在莱比锡做乐长的时候，每个星期得写25分钟的新曲子，还得亲自抄谱，到周末亲自夯起管风琴来演出。19世纪的诸位也是能者多劳：门德尔松得做教师，的主业是指挥。真得等放了假，才有时间搞创作。俄罗斯大作曲家鲍罗丁，本行是医院院长，又是化学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处理罢，才能写曲子去。

写东西的诸位，兼职的更多。艾略特先生写20世纪最伟大诗作《荒原》的时候，本身是个银行职员。村上春树写处女作小说——后来获得群像新人奖的作品——《且听风吟》，是在自家经营的爵士酒吧下班后。纳博科夫20世纪40年代在康奈尔教书，为了养家，曾经一口气开了4门课，里面居然包括网球课。如此“日理万机”的他，就趁假期出游遭逢下雨时，在汽车里写下了著名的《洛丽塔》。

当然，上班累一天，下班写伟大作品，这样的日子没法持久。所以村上春树写完自己第二部小说就把酒吧关了专心写作：纳博科夫等《洛丽塔》一畅销就辞职跑去了瑞士。

最神奇的兼职是这样子：16世纪初，教皇让米开朗基罗做壁画。米开朗基罗说自己是雕塑家，不会画画——给自己雕塑打的草稿不算。教皇不听，逼他画，激起了米开朗基罗的牛性，花4年画了不朽的西斯廷天顶图，39米乘以13米的巨画，都是个“我不会画画”的人完成的。

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并不爱这玩意，终其一生都在唠叨：“那些逼我完成的画，摧毁了我完成真正作品的时间”，以及，“描绘景物的工作，是给那些没能力描绘人物的家伙准备的”。换句话说，他老人家一辈子画的那些巨作——包括西斯廷天顶图这样的不朽作品——都是在他创作雕塑的间隙，愤愤不平，兼职完成的。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3.8.16）

妙语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看到作为政协委员的成龙，感到非常陌生。我觉得他还是做演员好些，起码在电影里面，他表现得比较勇敢。

——《韩国时报》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贤说，中国的明星如果真爱国，也要勇敢一点，这并不是说要他们破坏整个体制，而是应该中肯地提出建设性意见，敢于讲逆耳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