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余/或/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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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艺术史上，“杜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怀疑、反叛，甚至破坏性的精神象征。他一生中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却深刻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人；他无意于掀起一股潮流或革命，却对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于当下艺术界来讲，杜尚精神中重要的已不是以现成品来打破艺术的边界，而是一种对概念、体制和一切规定性的颠覆精神。

当杜尚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的一刻，他给艺术世界带来的远不止对现成品的挪用和创作媒材的扩充，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不容置疑之处的质疑，对既定权威进行破坏和揶揄的反叛精神。这种反叛性和破坏性与1980年代艺术家不满于“”遗留的僵化创作模式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创作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杜尚精神”和“达达精神”才真正与中国发生联系并产生影响。但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很多人并未真正见过杜尚的原作，甚至画册，这样就产生了中西方观念交流中的误读。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化误读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中国艺术家此刻最需要抓住的是达达艺术中“怎么做都可以”的颠覆性精神，而是不是采用现成品仅仅是一种形式的选择。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和实践最彻底的是黄永，他的艺术对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规则和制度都加以揶揄和破坏，其讽刺性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和窘迫。他的“转盘”系列作品是对人的主动性的放空，既是以退为进寻找绘画另一条道路的一种策略，更是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种怀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挑战。《胡子最易燃》燃烧的是被人们奉为经典的权威，以及艺术中一成不变的规范。

今天，这些规范和权威非但没有失效，反而以乔装打扮的形式发挥着更加隐性而直接的作用。在强大的控制和诱惑面前，很多人选择了“削足适履”以适应已有的规则和现状，这样的艺术虽然形式上五花八门，内容却单一而枯燥，甚至是利益和集权的产物。“杜尚”在今天真正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很多人打着这种破坏性精神的旗号标榜自己的颠覆性，实质是企图在权力与个人形象之间周旋，屈从规则的同时顺带立个牌坊。这次展览中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有没有/多大程度上受到杜尚的影响不好定论，其在艺术史中的价值也定位尚早，单从艺术观念来讲，有些作品确是能使人对生活现状产生思考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奖》中，作品外形是普通的EMS快递纸箱。这是当下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微缩景观，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空间，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一切物质所需于几分钟的网络交易中搞定。纸箱背后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但当它进入展厅时，人们便开始思考这便利的背后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