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中的教育与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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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场域就其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而言，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客观关系。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根本指向是受教育者的身心全面发展。新媒体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场域，日益具有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要直面教育的现实问题，回归教育的原点，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机理，构筑现代教育的思想根基，努力让师生主动参与教育教学的文化创造。
关键词：文化场域；教学活动；教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6-0077-05 收稿日期：2011-07-20
作者简介：王长恩，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210097
语境(context)一词源于拉丁文，字面意思为“编织在一起的过程”。不仅语言学家青睐语境，认为语境决定了内容。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也都开始关注语境，举凡文本语境、历史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等等概念殊途而同归，指向构成与制约社会活动的、虽不必然可见但仍属限定的力量。提倡对文学现象进行历史化、语境化解读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更是把“语境”发展延伸为“场域”，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形式的各种位置问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是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它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场域是动态的、生成的，也可以说是流动的。①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使场域充满活力。我们可以将学校的教育与教学活动看作是文化场域的作用时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以关系的视角，将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网络中加以解读的。场域以关系的存在而存在着，以关系的变更发展而变更发展着，关系的停止作用则意味着场域效果的停止作用。有学者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去分析课堂教学的主体的相互关系及实际存在状态②，我们拟将研究视角关注到教育与教学活动之中，尝试解读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文化场域。
一、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文化场域理论
文化场域就其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而言，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教育制度是为教育活动的顺利实施、教育目的的达成起到保障作用的，其根本指向是受教育者的身心全面发展。教育制度的建构、、实施、评价等无疑是在各种教育场域中实现的。新媒体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场域，日益具有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成为了与现实教育场域互为对照与补充的新教育场域，网络社会则作为一种社会生存新空间，其功能特征主要有非物质性、随地性、即时性、互动性和感应的丰富性等。也有学者提出，网络教育从教育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是一种后现代教育，具有非中心化、多元化、不确定性等主要特征。从文化场域的观点出发，教育与教学活动通常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又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现实的就是关系的”，这样的关系广泛存在于教育与教学的活动内外。
经济资本是维系机构生存、有效运转和发展的各种有形资本的总称，常以土地、劳动、资金、设备、项目等形式表现。高校中的经济资本除已有的资本外，其递增的主要途径有：国家拨款、科技开发收入、校办产业及学生学费、社会捐赠等。高校为了更好地求生存、谋发展，会利用各种途径调动各种资源来提高经济资本的占有率，如争取政府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以及校友和社会各界捐赠。场域的结构迫使其中的每一分子采取与自己的位置相适应的策略，因此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被政府与社会认可的排名越高，其获得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与能量就越大，形式也必然越丰富。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因高校地理位置、行业归属、综合排名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处于顶层的高校，获得的政府投入就越多。
文化资本的内涵相对而言更加宽泛，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在教育领域中，可将其理解为与各种教育活动及其辅助形式密切相关的各类文化资产的总和。可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化形态及制度化形态三种基本形式。身体化形态的形式指长期地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稳定的禀性、气质及能力等，在个体行为中具有倾向性的指导意义。对高校而言，即其所具有的精神和内涵；客观化形态的形式常以物化或对象化的形式表现为文化资产或资源。就高校而言，就是高校的学术成就和科研实力；制度化形态的形式是高校以合法化的制度为依据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等。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是以高校本身的学术成就、学衔等为外在化符号，以高校的精神、内涵和学位为本质内容的资本形态。毋庸置疑，高校的排位越高，其具有的文化资本就越多，并且这种差异有不断扩大化的趋势。排位高的高校其行为往往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其运行规则、管理方式等都可能成为下一级高校鼎力模仿的对象。处于高一级的高校也为低层次的高校定下了学术基调和发展路径。高校排位越高，其学生拥有的学位越具有潜在社会价值。人们的一般社会心理认为越是排名高的大学，其学术成果和科研实力就越强，其成果的可信度也就越高，直接影响到学生日后的就业质量、社会地位及薪资级别，也就是说排名高的高校其本身的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要优于其他高校。
社会资本是指在所占有的持久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形成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资本以社会声望为符号，以各种社会资源为内容，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高等教育场域中位置高的高校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都比位置低的高校丰富。首先，位置高的高校毕业生更易获得令人想往的职业。社会资本对于个体有着所谓神化的力量，神化主要就是通过在大面积的投资中收获当选者来推动它的特殊实践，正是这些特殊实践使差异不断得以强化。其次，位于高位置的高校更易于吸取各种形式的资本。高校在社会网络中所占有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其所拥有的资本量。处于高位置的高校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更倾向于对外开放，因而可吸收到各种形式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就是说位置高的高校具有更多的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主要体现高校的威望和声誉。高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在其个人社会威望达到一定水平和高度时，又会反哺于高校，对高校进行各种形式的捐赠或项目合作等活动，提高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高校的社会资源。
高等教育场域的有效运作如其他机构一样需要相应的运行法则和规范。当然，高等教育场域
并不是独立地产生效应引起场域内机构的差异化，而是与外部各种场域相互作用，共同引起场域效应的生成。高等教育场域与社会场域通过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来维持高等教育的有效运作和持续发展。排名越高的高校，与社会的交融度越大，它拥有更多的资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频率相对较高。最常见的交往方式就是校企联合，排名靠前的高校在与企业合作方面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排名靠前，其社会文化再生产能力就越强，高等教育场域通过将学生引向已经分类的教学机构来履行其分类功能。在文化场域中，主要的媒介资本即是文化资本，同时也受制于其他类型的资本，如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同时，在文化场域之中的权力中轴主要是文化权力，由于各种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差异性，文化场域具有冲突与不平等的性质。在文化层面上，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文化渊源的信息可以平等地通过国际互联网传播，不同需求、不同爱好的人们则可以平等地选择自己参与网络活动的方式与内容。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将互联网视作平等的工作与生活伙伴，但也必须指出，网络世界并不能给人们许诺一个绝对平等的世外桃源。网络世界仍然存在着话语权的不对称现象，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
二、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文化意义在场
教育与教学活动和教师科研相一致的观点越来越为大家认同，教学研究并不只是专家们的事情，也不是少数教师教学活动之外的第二专业活动或者是一种教学活动外在的“附加行为”。无论从教学实践的内涵讲，还是从教师从事教学研究较为理想的方式讲，教学研究与教师的教学实践是二位一体的，教学研究是教师教学专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教育与教学活动必然包含教师的教学研究活动。
教师是教育文化场域的塑造者，又是教育文化场域的被塑造者。教师的教学实践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情境，它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指向人们理想的某种未来；它既关系个人发展的问题，也是一种产生社会后果的社会活动。教学的这些现实特点使得教学实践不可能被简化为仅只是围绕既定的教材内容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更不可能被简化成简单的技术控制过程。教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知识传授者或一个技术操作者，也不可能仅仅是某种来自官方文件的抽象指令的执行者或某种理论研究的执行者。教学本身以及教学所处环境的复杂胜，使从事教学的人必须基于他们对实践的深思而做出许多决定，必须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自己行为的目标及其可能的后果进行审慎思考和判断。为了实现教学最优化，教师必须学会做出实践中的决策，必须成为一个教育与教学工作的研究者。教师有责任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教育活动，有责任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进行反思，以确保教育的正确方向，并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教师的专业特殊性除了理解本学科的知识及其结构，掌握必要的教学技能外，教师还必须拥有一种扩展专业的特性，即有能力通过较系统的自我研究，通过研究其他教师和通过教学研究中对有关理论的检验，实现专业上的自我发展。
教师的这些专业特性的形成和发展，可能来自不同的渠道，而其中最有力而可靠的，是教师自己的教学研究。日益频繁而且日见深刻的教学改革，使得广大教师不得不经常面对新情况：教育新思想、新课程计划、新教学方法和手段。这些既要求教师知识结构上的更新，也要求教师认识、态度与技能上的适应。改革往往需要教师对这些新生事物做出评价与讨论，并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举措之一，使教师和学校在课程等问题上有更多的自和责任。改革既为教师从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也使教师研究、探讨文化场域中的教育与教学问题显得非常必要，成为许多教师从事研究的动因。反思不仅对于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及时矫正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手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教育与教学转型时期，教育与教学活动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教学过程中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单凭教师个体的教学经验是难以圆满解释和从容应对的，实践中的问题需要其他教师以及教育与教学理论工作者的支持与合作。具体到学校文化中，我们固然可以从历史叙事中提炼出许多内容，但更应关注当下正在学校中以主体姿态进行着的师生互动。要让学校文化拥有生命活力，就需要让学校成员的存在充分体现出富有人之尊严的主体性。师生对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身处其中的学校文化所具有的自觉程度，成为衡量学校文化价值的一个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到学校文化的品位、内涵和系统表述。因此，需要通过看得见、听得着、能参与其建构过程的文化作品，来展现出师生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这样的文化作品，正是师生每天投入其中的教育活动以及记录这些活动的各种资料。这里所说的文化作品，包括各种静态的文本资料，更包括各种动态的教育与教学活动。看起来难以琢磨的学校文化场域，可以返璞归真地出现在日常的教育与教学活动之中。这就意味着为许多教育工作者所熟悉的教育与教学活动，都可以成为学校文化场域的有效呈现与释放平台，教育与教学活动成果可以成为我们审视教育理念的基本教育实践活动。教育是文化主体主动策划、组织、实施、反思和改进的对象，师生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创造学校文化、发展自己，因为人的文化活动还是人本身的自我成长活动。这些活动就是学校文化场域最生动、具体的表现。
将人际关系环境作为文化场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教育工作而言，更多的是要重视其实践性。结构、习性与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关联，“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文化场域中开展教育工作，要树立起人际关系环境的场域观念。我们曾经过于强调知识传授的重要性，宣传知识就是力量，将场域局限在课堂之内，这实际上是一种狭窄的场域观。在开展教育与教学工作时，应打破课堂场域观念，将文化场域扩展至学生整个人际关系环境中，只有这样，场域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也能实现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团体压力与结构制约。在课堂场域中，权力的单一机制虽然带来了服从，但这种缺乏制衡的服从往往是不稳定的，在场域之外甚至可能会产生叛逆与不服从。而在人际关系环境场域中，由于地位与位置的对等，彼此之间并不依靠权力来维系规则的执行，而是依靠团体压力与结构制约来实现教育的规训，因此，这种规训力更强，也更为持久。同时，要加强场域内个体之间的互动。脱离了具体场域，则规则不再起作用。而在人际关系环境中，我们认为，教师无时无刻不与学生进行互动，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来构筑起场域规则并使其有效运转。通过实践并且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建构起有效的教育与教学规则体系。典型的示范作用，可以激发起学生的争先争优意识，并内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必须指出，学生之间的竞争也与教师所拥有的筛选权力有关。教育与教学
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与党员在人际关系场域中的作用。每个指导老师不一定认识所有的学生，也不会全面去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与品行，因此，学生干部是老师了解学生以及将学校的安排传达给学生的重要桥梁、纽带。从学生干部与党员学生的综合素质来看，其品行往往要高于一般学生，获得的赞赏与认可程度要高于他人。我们要在教育工作中始终把握好学生干部与党员先锋模范这个群体，在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的同时，要对他们在进德修业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在整个教育场域中塑造优良的道德品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导向
为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与成效，教师有必要对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反思与评判，从而使教学活动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由于日常教学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创造性教学思维的趋势，因而是需要加以克服和超越的，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摒弃日常教学思维。我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而不必超越日常思维；反过来，提升到日常思维上，从日常思维中突现的能力，并不必然蕴含着抛弃日常生活的意向。
在教育与教学活动中，教师几乎不再是具有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的自为主体，而是近乎缺乏个体意识与反思意识的工具化存在。教师往往注重的是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成才价值，而对于教育与教学活动成人价值以及个体生命需求缺乏必要的思考，从而人为地导致教育与教学活动的内在目的与生存价值被遮蔽。教师是能动性与受动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双重存在。教师的生命发展和完善以及生命意义的充盈依赖于他之外的对象，表现出受动的一面，具有受动性，因而是一种自在性存在。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另一方面，教师也是具有个体生命需要的目的性存在，具有能动陛。人必须靠自己完成自己，必须决定自己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东西。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是仓『J造性的。创造性完全不限于少数人的少数活动，它作为一种必然性，根植于人本身存在的结构之中。在教学生活世界中，教师一方面把自己对象化，即作为手段、客体；另一方面又使自己非对象化，即作为目的、主体。因此，教师不是从属于对象的自在主体，而是超越对象的自在与自为内在统一的生活主体。我们需要在自律与他律、能动与受动、自在与自为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使教学活动真正成为体现教师意志、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教师在教育文化场域中起着教育与教学文化价值的导向作用。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并结合自身情况，选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确保教育与教学活动有序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预期的成效。假如教师总是以教学经验、教学常识为基本要素的经验主义指导教育实践，而不是以新的教育理念、理论、智慧等为基本要素的理性主义指导教学实践，就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操作主义教学的窠臼。
在教育与教学活动的文化场域中，教学活动也成为一种自在化、无意识的适应性活动，教师在教学惯习的引导下，根据教案事先规定好的内容而自在地与学生一起上演一场教学活剧。有学者综合运用“法权模式”、“经济模式”和“知识/权力模式”这三种权力分析理论对课堂场域的权力系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①进入教学活动中心的课程知识，既不是知识的产物，也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国家权力与知识结盟的结果②。在文化场域中，教学过程作为一种能动实践，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生命活动，它不仅需要教师具有反思与批判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与能力，还需要教师有着饱满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敬畏感。教学生活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生存矛盾或生存悖论，诸如物质性与精神性、现实性与理想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能动性与受动性、为我性与我为性。这些生存矛盾、生存悖论的解决离不开教师的主动生存、创造性实践。通过教师的创造性实践，各种生存悖论、生存矛盾可以逐渐化解或转化，并在相互转化中，达到辩证统一。从而更好地发展、完善与实现完满的教育人生，促使生命意义的充盈。“必须承认，实践有一种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③教学活动是教师以自己的感性存在去改变教学生活世界中的感性存在的过程，因而离不开教师的情感、激情、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参与。教师只有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并对学生发展保持一种敬畏感，才能实现教育与教学的有效对话与沟通。这一环节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这也就是教育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