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宇回龙观超级联赛的觉悟:“咱俩那天都喝吐了,好意思打我吗?”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王玉宇回龙观超级联赛的觉悟:“咱俩那天都喝吐了,好意思打我吗?”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成立已经10年的回龙观野猪林足球队里，王玉宇先生的职责是把守球门。在球场上，他以擅长开大脚闻名，他开出球的直线距离常常超过80码，埋伏在边缘的前锋抬脚便可以射门。

王玉宇曾经两次被评为“回超”最佳门将，不过，这个35岁的东北男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回超的赛场上为自己的前锋们送出致命妙传了。最近几年，作为这项赛事的组织者，他几乎场场比赛都到，但都是在场边督战，顺便捡捡看台上的烟头。比赛之前，他还要开着一辆尼桑骊威运送矿泉水和比赛用球，这种车型以屁股大装东西多而著称。

“回超”的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北京西北郊的回龙观是有着“睡城”之称的全亚洲最大的经济适用房所在地。此地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巨型社区的建立也并未让它获得什么美誉，但是回超却让它成为谈资。黄健翔在某个场合提及中国足球时曾说：“回超来踢都比他们踢得好！”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09年报道了它，文章标题是：“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回龙观？”王玉宇甚至在2009年国庆阅兵的时候登上了观礼台，对着身后站着的冯小刚说：“你好冯导，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个我们回龙观的片子？”

以一年一届的速度，2012年，回超已经办到了第九届。王玉宇看着这项赛事和它所处的京郊新城一道日渐壮大。在8月份结束的这届联赛中，回超一共在北京农学院体育场进行了153场比赛， 18支球队打入了609个进球—平均每场的进球数高于欧洲五大联赛。

与长100米、宽60米的球场相比，王玉宇的办公室多少显得局促了一些—到访的客人坐在沙发上，膝盖总会碰到面前的茶几。他的办公室在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人物》记者来访的这个下午，他正在为政府拨给他15万元的联赛经费（扣税后为14万元）如何分配而发愁。他要举办绵延8个月的联赛，手下还有3个员工，这14万元是他可以支配的全部费用。

不过这并未减弱他对回超的热情。他相信自己在过去10年间所做的事情，为这个有着40万常住居民的北京西北郊社区赋予了某些东西。

“我刚来回龙观的时候，”他笑着把凳子拉近了一些，尽力不露出那口被香烟熏坏的牙齿，“这儿还什么都没有呢。”

“场场输，场场快乐”

2001年王玉宇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前往北京投奔住在回龙观的姐姐。回龙观历史上是一片广阔的牧马草场，明代弘治皇帝谒陵时路过此地凿井取水，修建了一座道观，它因此得名。当王玉宇跨越了半个城市看到接他的姐姐时，他沮丧地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黄沙飞扬的巨大工地中。

王玉宇还没找到工作，练中长跑出身的他不愿在家里待着，就在马路上踢野球，摆4个灌满水的矿泉水瓶当球门。他很快聚拢了一批人，大多是来到回龙观不久的年轻业主。他们扛上一箱啤酒，踢完球就把衣服一脱，仰起脖子拼命灌酒。后来一个建筑商看不下去，赞助了他们两个铁管焊成的球门。

踢球的人越来越多，2002年一场回龙观与天通苑的社区比赛中，按照王玉宇的说法，“是在菜地上踢的”，回龙观这边鬼使神差地来了60多个人，光换人就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包括王玉宇在内的一帮球员都觉得，不能再这么瞎踢了。

这直接导致了回龙观第一支球队“野猪林”的诞生。“野猪”是“业主”的谐音。当时实力较强的球员都加盟了野猪林队，余下的人组成了快乐队，快乐队的口号是：“场场输，场场快乐”。

野猪林队和快乐队一成立，其他踢野球的人纷纷效仿。球队越来越多，可是场地却只有一块，结果弄得矛盾挺多。几支球队的带头人相互一合计，咱们也别争了，索性组织个比赛吧。就这样，2004年，9支球队组成了回龙观历史上第一届足球联赛。

王玉宇觉得那时候的比赛很松散，但已经具备了一个联赛的雏形。一个标志是，参赛球队居然有了赞助商。欢喜堂—一家成人用品商店赞助了野猪林队5000元，老板给钱的时候说：“大家玩得开心嘛。”之后几乎所有的队都有了自己的赞助商，比如一支队伍找了一家科技企业赞助，全名叫做德威尔曼二拨子新村足球队。

爱交朋友的王玉宇渐渐跻身于早期的“回超六人组”—他们是回龙观足球圈子的核心成员，负责赛事的组织和管理。他们之间以网名互称，比如“园丁”、“藏龙岛主”、“罗伯特”、“老穆”，都是在回龙观定居又缺乏休闲活动的年轻白领。

踢了一年松松垮垮的比赛之后，以“回超六人组”领头的业主们想把业余联赛踢出职业“范儿”来。2005年，“回龙观社区联赛”正式更名为“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租用北京农学院和华北电力大学的球场，请来了专业的主裁和边裁，每支队伍有自己的队徽、口号和固定的主客场队服，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规则，比如，当双方都有望抢夺球权时，如果发生冲撞，体重较大的选手就会被判犯规。

参赛球队选举产生了“回龙观足球协会”，设了协会主席、秘书处、宣传部、财务部4个基本职能部门，还出了一堆章程、协议。比赛越办越像样，有记者打来电话采访，得到的答复是：“要来采访吗？哦，我们足协有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媒体文章一发表，时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中超创始人郎效农哈哈大笑：“有意思。”

因为虚荣

回超初期，大部分球队由外地来的年轻业主构成，他们在京求学，留京工作，学历高，优越感强。曾有一个新业主球队的申请书上赫然写着：“本队球员90%以上拥有硕士学位。”

他们与要求加赛的原住民球队“回联”队产生了矛盾。所谓原住民就是回龙观社区建成之前的当地村民，他们在大拆迁中分到了数量可观的房子和赔偿款，生活丰裕，出手阔绰，但在辛苦拿月薪的白领们看来，有些暴发户的意思。“开着小车成天不知道干什么，到了晚上就往夜店里钻。”

原住民球队和新业主球队原本各玩各的，回超一红火，原住民也想加入。业主们在回龙观社区网激烈地讨论此事，素质论、阶级差异，乃至最直接的人身攻击，全都跑出来了。但最主要的拒绝理由还是“球风不佳”，“张嘴就是京骂，动不动就捋袖子，弄得火药味十足”。

来自辽宁丹东农村的王玉宇与多数新业主想法不同，他常把“百年英超”挂在嘴边，总是提起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城市迅速膨胀，乡村的农民大量涌了进来，在一种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面前，社区足球俱乐部成为维系他们精神的唯一纽带，得以迅速融合成一个新的生活共同体。

他提议给回联队一个机会，老队投票决定。结果回联队还是被投了出去。最后的结局倒是出人意料，一支叫做“双龙”的球队退出了联赛，回联队自动替补上了，也算圆满。

自己的提议被采纳，王玉宇觉得与回超的联系紧密了一层。但此时的他并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这项赛事的主导者。

作为千千万万“北漂”中的一员，王玉宇逐渐实现了来京前的所有梦想：月薪过万，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拥有一辆省油的运动型汽车，能够光顾更好的餐馆，在房价暴涨之前买了五环内一套均价4000元的房子。

2005年，他跳槽到一家新的公司，职位和工资都升了。新旧工作间有3个月空当，他本想外出度假，临走前却跟人在网上吵了一架。

“当时有人在网上说‘回超’品牌最多也就两万，我说怎么也得10万。他说有本事你拉10万的赞助来看看啊！”

王玉宇立马退了车票去办这事。

在此之前，回超的各个参赛队伍或多或少都有赞助，但联赛整体并无商业赞助，比赛费用各支队伍均摊。场地费、裁判费用、比赛用球、饮水花费、球员聚餐，平均下来每场比赛都会花掉接近1000元钱。当时回超每年至少有接近100场的比赛，“算下来，10万也就是个保本的钱”。

当时华联超市在回龙观开分店，王玉宇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需要宣传，开口就是12万，结果没人理他。他联系央视5套，给刘建宏写信。《足球之夜》栏目派了一个摄制组，专门跟拍了他十几天，最后摄像机跟着他去了华联。华联的经理盯着摄像说：“你该不会是托儿吧？”央视的记者掏了记者证，还把摄像机上的台标挪到狐疑的经理眼前给他看。

他拉到了11万。这届比赛成为了回超历史上最隆重的一届，王玉宇自己很得意，他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说：“你看2005年我们入场式的旗杆还是一根竹竿，后来换成铝合金的了。”

为了这届比赛，他把新公司的入职时间往后推了4个月。等到他觉得可以去上班的时候，对方却告诉他，当初招他过来的老总离开了，新来的老总直接找了别人。

而就在这段时间，回超的元老相继隐退，有人踢不动了，有人搬了家，有人生了小孩要照顾。但最关键的原因是，足球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还要聚会、出游、品尝美食，没有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在一件事情上的打算。

王玉宇也并不是没有撤退的想法。他的房贷还没有还完，明年还要和女友结婚。但他发现一届比赛结束另一届的事马上又紧跟着到来，再加上—“虚荣”，他在采访中6次提到“虚荣”，他说：“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人才会有成就感。”

回超在王玉宇的经营下声名日隆。王玉宇开始受到政府官员的频繁拜访，这些官员来自团委、文化部、体育局或是镇政府。他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吃饭，成了政府部门制定社区工作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而这些特权是以前的联赛组织者从未得到过的。

“我那时候上了报纸就还想上电视，我以前那些每年挣大钱的同事都打电话说羡慕我。”王玉宇现在说起来很平静，“结果就莫名其妙地做下来了。”

“一言堂”

2007年第四届回超，前国安球员高峰和宫磊加入了回联队。在首场与北店时代广场龙马队的比赛进行到20分钟时，高峰在弧顶一脚劲射得分，狂奔20多米跑到看台处，双手指着自己的“11”号，然后一掀球服蒙住了头。在上半场回联就以4比0领先，高峰个人打入两球。最终回联队以10比0血洗对手。

球员和家属对赛事的组织者提出了抗议，人们觉得前职业球员的加入会破坏回超的秩序。但在王玉宇制定的规则中这是允许的。他认为业余球队有特殊的存在形式，很多人是老乡在一起组了队，一些人是同学，更多的人是同一个企业的球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回龙观的居民。所以他规定每支球队最多能有30%外援，一支队35个人，外援的人数将被限定在9-10人。他认为这将保持回超队伍长久的生命力，防止一支队伍因为人数不足而退赛。

时至今日，不断完善回超的比赛规则已经成了王玉宇最看重的事情之一。他向《人物》记者展示回超历年的竞赛规则册，脸上满是得意：“其他地方的业余联赛都是照抄国际足联的规则，我这是自己一条一条推敲出来的。”

王玉宇喜欢喝茶，有翻杯、烫盏、泡茶、分茶的讲究。他觉得民间足球和茶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与职业足球对技艺的极度重视、对竞争的鼓励和对胜负心的追求不同，民间足球更讲究共同参与、仪式感、在过程中的被尊重和满足感。所以他取消了杯赛，因为“淘汰制导致比赛过于激烈”，他取消了升降级制度，因为“低水平组的人不愿意上去，怕被打得过于惨；高水平组的人不想下去，总是拿十几个主力在踢，剩下十几个替补永远上不了”。

他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场上，就发明了“上三下四”的换人制度。即上半场可进行3次替换，下半场可进行4次替换，每场比赛允许替换7次，每次最多可同时替换3人；队员一经替换出，还可以在该场比赛中重新上场。

他常用通俗的话语方式解释比赛规则：

“没有人会在通宵娱乐后还有充沛的体力。”

回超的比赛日都在周六日，年轻白领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比赛的前一晚必定是喝酒、聚会、看片或是一首破歌唱到天亮。

“也没有人想在周一拖着断腿去上班。”

在比赛中，必须穿碎钉足球鞋或布面足球鞋，严禁穿长钉、钢钉球鞋，必须戴护腿板。禁止佩戴项链戒指等饰物，眼镜也在禁止的范围之内。

“想不过了可以跟球队离婚。”

在联赛第十轮，回超的转会市场将会开放。今年攻入35球的金靴、号称回超第一杀手的呼树斌当年转会到回联队时，转会费是有着“串啤”之称的烤串和啤酒。

“永远记着你的孩子在场下看着呢。”

在比赛中，辱骂攻击裁判的，第一次处罚500元，第二次出现处罚1000元，甚至可以取消整支球队下届联赛参赛资格。针对打架的处罚则更为严重，甚至有可能永久取消该球队的回超参赛资格。

王玉宇还制定出一个他最得意的规则：回超开幕前，各领队必须一起喝场酒。由他出钱，每个球队来两到三个人，然后大家使劲喝，交杯喝，勾肩搭背喝，喝到进门都不认识出门亲密得像兄弟。未来当两个队起冲突时，这些一起喝过酒的就会站出来劝架，“咱俩那天都喝吐了，好意思打我吗？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王玉宇并不讳言，与回超创始时期各项章程由各队代表集体商议不同，如今回超的规则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有些问题就得‘一言堂’，投票根本投不出一致意见。”

“维稳”妙用

王玉宇渐渐发现他开始在加油的时候计算价钱，在超市买牛奶的时候比较标牌上的价格，在周二半价的时候才去电影院。

他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几家公司提供给他的薪金不及他接手回超前的一半。为了生计，他去婚庆现场客串司仪，每场600元；偶尔靠着朋友关系做一些小项目。而在和过去同事的饭局上，他才发现最开始进去的那个行业以后会有多挣钱。

虽然王玉宇在回龙观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角儿”，但在有些人眼里，组织一帮人踢球终究不是个正经营生。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她总说我丧志”。

但是镇政府的负责人勉励他继续做下去，王玉宇觉得他们发现了回超“维稳”的妙用，就像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突然发现了足球的妙用—19世纪的英国，城市新移民丢失了传统的休闲方式之后，在业余时间赌博、、酗酒，乃至打架斗殴，甚至成为威胁工业社会存在的危险因素。

镇政府热切地为王玉宇的未来提供了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一，可以去政府文化中心上班；第二，担任社区成立、政府主导的体育公司的负责人；第三，成立一个文化体育公司，市场化运作，政府提供10万元的基本运营费用，其他由王玉宇自筹。

王玉宇接受了第三种方案。他创立了体育公司“草根兰”，招了一个80后的助手，用市场化的模式将回超继续运营下去。现在他的工作重点是新创立的“火龙果”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他请来了北京一些高校的足球教练，每周末都要带着200多个孩子一起训练，很多孩子的父亲就是回超创始初期的队员。

关于足球这件事，王玉宇的终极愿望是，这个40万人社区中的每一个足球爱好者，在球场上奔跑的时候，都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妻子，甚至于父母在球场边看看比赛、晒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