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无愧我心”——记贾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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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作家在讲报告文学时，听众中有人问：“《丐帮飘流记》是否真实？”

“绝对真实，因为我认识作者。”这位作家回答。

事后，贾鲁生说：“你应该说，生活本身，比任何一位作家的想像力都要丰富、奇妙得多。”

流浪，乞讨，卖血，挨打，中秋节被关入收容站，所以《丐帮飘流记》才写得那样神奇，那样真实，以至于许多父母亲，写信让贾鲁生帮助他寻找自己离家出走的孩子，说作品中的那些“小东北”“小广东”好像是“我的孩子”。

“写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决窃，无非是记录下社会的真实。”为了求得真实，贾鲁生尽干一些“荒唐”的事情。写《中国西部大监狱》，人家安排好了参观的地方，有车接送，有热情的接待，他却一头钻进那些“不可以暴露”的地方，在烈日下的沙漠中走路、坐毛驴车，而且要东躲地避开前截后堵的“要制止他”的人。写《庄园惊梦》，为了搞清楚“白天和夜晚哪个更真实”，晚上住在农民家中，借着微弱的烛光采访。

在这种体验式的采访过程中，贾鲁生得到的不仅仅是具体事例的真实，而是社会本质的真实。“从光明到黑暗之间仅隔着一条马路”，这是他从舒适的环境中投身到丐帮的“洞穴”后的发现。从一场“人是兽时比兽还坏”的金融“抬会”的风暴中，他发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金钱的驾驭能力太差了”，我们的道德、伦理，包括最牢固的血缘关系，“在金钱面前统统不堪一击”（《被审判的金钱和金钱的审判》）。当他把一系列的发现《未能走出“磨坊”的厂长》《亚细亚“怪圈”》《孔子与中国》《阳光下的阴影》《难以走出的墓穴》《千古荒坟》《第二渠道》《离开狼群的悲哀》《性别悲剧》等等综合起来之后，他发现的就是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了：为什么资本的积累那样困难？为什么文明的进步常常用堕落和毁灭方式表现出来？文明会不会死亡，社会能不能自杀？人民把自己的伟大镶嵌在皇冠上心甘情愿地奉献给帝王，人民为了什么？

贾鲁生的作品中问号用得最多。疑问便是思索。所以他的那些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充满了深刻的思索，而他使用的那些素材是很容易写成俗文学的。有人说：他是在写一部中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编年史”。

“俗文学和纯文学，只能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区别，绝不应该成为高贵和低贱的区别。”贾鲁生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常常入迷似的攻读金庸、古龙、萧逸和梁羽生。“干活”（写作）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到小巷里去看功夫片的录像，常常是一连看好几部。“必须在那种氛围中，坐砖头或小板凳，周围什么人都有，烟雾笼罩，叽叽喳喳，启发灵感。”他说。还有一个办法，骑上摩托车，到公路上去追赶皇冠，“真带劲，有一种超越一切的感觉。”

是性格上的原因吗？他把乞丐领到自己家中，奉若上宾，认认真真地招待了一顿；坐三轮车，遇到上坡，蹬车的人吃力了，他忍不住就跳了下来。一次和企业家对话，宴会上，有人说：“我们应该放下架子，平等地对待企业家。”他立刻表示反对：“我们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有什么资格说对人家平等，这话应该由人家说，我们只能请求人家平等地对待我们。”

朋友们探讨他的贫民意识。他出身于干部家庭，在那个大院里，和有“优越感”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也许是小时候经常被父母亲赶回老家劳动，也许是当兵后唱过猪、打过坑道、盖过房子，所以他说：“我们的父母是什么出身？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这些人究竟算什么呀！”

他最讨厌那种用职务吓唬人的人。他曾经崇拜过的一个人，刚刚当了一个群众团体的官儿，动不动就在电话里说“我是×主席”。“狗屁！”他骂了一句，从此就和那个人决裂了。

他自己呢？在豪华的宾馆前被拦住了，“我是作协的。”“做鞋的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掏出工作证，门卫拿着照片对了半天，竟然怀疑工作证是伪造的。无奈，只好从地下车库里溜进去。还有一次，他是从厕所的墙头上爬进宾馆的。一位企业家慕名请他去帮助写一本书，见面后端详了半天，说：“你是作家？”也难怪，穿最随便的衣服，无论在哪儿举止也是随随便便的。“作家算什么，写一篇作品和清洁工人扫干净一条马路有什么区别？”虽然偏激了一些，却是他的心里话。《我到地摊上晒晒太阳》，他在这篇短文中说——

我曾崇尚高贵，所以也尊重高贵者的文学。现在我崇尚卑贱和卑贱者的文学了。撩开金丝绒的帷幕，我钻进高贵的沙龙，好冷啊！丑陋和虚伪的霉气笼罩了我。我逃跑了，在贫民窟里，在游荡的乞丐群中，我晒到了太阳，找到了真诚和良知。我感谢高贵和卑贱从两个极端对我的启蒙：

高贵者是因为掩饰丑陋而高贵起来的；

卑贱者是因为高贵者不让他们高贵而卑贱的。

我把我的《丐帮飘流记》之类的东西摆到地摊上，在那里享受太阳的温暖，同时也能多换取一点高贵者一面诅咒、一面抢夺的钞票。

他也太随便了，去哪儿采访，常常凭一时的念头。准备明天去东北，第二天突然就决定去温州；脑子里一大堆要写的题目，正采访着，说不定就扔到一边去写别的了。他把这种随意性作为成功的诀窍，说：“哪个念头强烈，占了上风，你就干哪件事情。”这种随意性常常得罪人，有时候答应了朋友的事情，干起别的事情就忘记了。当然，朋友们公认的，他有一些小仗义，对朋友个人的事情，喜欢帮忙，也真帮成了许多。相反，自己的事情忘记得更多了。譬如，有家出版社要出一部文学新人辞典，让他填写一张表格，他拖了好几个月。后来，见一位老人填写简历，才想起自己的表还没填。

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常常一改不在乎的态度，变得有些固执了。就像他专爱采访一些为民伸冤的事，专爱打探一些“社会敏感”问题，这自然就要招来许多有形无形的障碍，而且学常常是有头有脸的障碍。这牛角尖要不钻，就不叫贾鲁生了。为此，他发明并大大发扬着一种“赖皮”精神：黑猫、白猫、嘻笑哈腰……反正得把材料搞到手，得把文章写到家。但在这“嘻笑”之中，有谁能知道包含了多少酸楚和疑惑？

他疑惑不解：“我这种采访方式，是应该立功的啊！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宽容些？”在《第二渠道》中，他曾经强烈呼吁掌权的人对那些搞图书发行的个体户宽容一些，没想到如今要为自己呼吁宽容了！

他最早的疑惑是19年前，那时候刚刚参军，还是个幼稚的孩子。当饲养员，挑着猪食桶要走近路，工作服脏了经常洗，司务长“教导”他说：“不要走近路，哪儿人多你就往哪儿走；工作服不要洗，越脏越好。”按照这个“教导”去做，很快就进步了：入团、入党。有一次救火，他第一个冲上屋顶，摔下来头部受了伤。但因为和领导关系不好，没有立功。几年后，当新闻干事，因为写“党委怎样认真”之类的稿子，立了个三等功。“这就是我最初的疑惑了。”他说。

然而他最大的疑惑还是对人生的疑惑。他曾飘流在海上，小船在九级大风中犹如一叶扁舟忽地被抛上波峰，又像被摔下悬崖似的落在浪谷的深渊之中。四周是水的峭壁，笼罩着一种阴森森的死气。这时候“我们只能干一件事——思索。”思索什么？把人与大海比较。在大海面前人算什么？小草，蚂蚁，滴水，泡沫，人太渺小了。我们平时所追逐的一切，权势、金钱、声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还有什么价值？人为什么不能安安稳稳、和睦相处呢？

“在惊涛骇浪中，我整个大彻大悟了，没想到脚一踩到陆地，又糊涂了。唉……”贾鲁生叹息道。

糊涂归糊涂，但是对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糊涂的。他的这个原则体现在他最喜爱的两句话上，大概算是他的座右铭吧：“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摄影：谢致红 插图：龚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