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菩萨在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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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亦称观世音、光世音。按《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所说，众生在碰到各种困厄灾难时，只要一心称念观音菩萨名号，菩萨就会“观其音声”而前来解救，故称“观世音”。如同敦煌文献，在黑水城出土的佛教文献中，大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单行本的形式从《妙法莲华经》中分离出来单独流传。显然，观音菩萨在此地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欢迎。在出土西夏文献中，人们可以读到多种观音类经典和修行仪轨；在出土的西夏文物内，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种类的观音形象。观音有从佛到妇女的各种不同形象，究竟出现何种形象则要看她以怎样的面貌为指路人。

就文献而言，除《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量流行外，西夏文本中还出现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大悲心陀罗尼经》以及《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等陀罗尼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这部佛经曾在西夏反复刻印、传抄，它保存下来的残卷及文献版本数量远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上。非但如此，在出土文献中人们还可以同时看到它有西夏、汉、藏文三种不同文字的文本，其中的西夏文本是由西夏显秘法师周慧海奉敕翻译，汉文本则有诠教法师鲜卑宝源奉敕翻译。经初步研究，他们都是从黑水城出土的同名藏文本翻译而成的。除这些经典之外，文献中还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修习仪轨。例如在汉文文献中有一本《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这是在西夏皇建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由门资宗密沙门本明依据诸剂门摄授而集在一起的。文书首尾完整，乃引导行者如何礼赞、召请、供养、观想观音本尊，并依修持此法所得加持力作勾召亡魂、施财安位、通念五夫、摄授众生等功德的一部完整的修法仪轨。而在西夏文文献中，则有《依圣观自在大悲心烧施法事》等五种仪轨，他们多由在西夏传播藏传佛教的贤觉帝师或五明国师也阿难捺所传，此外，一部伪经《高王观世音经》也在西夏广为流传，并翻译成了西夏文。依据文献透露的信息，可以感觉得到西夏观音信仰的流传可能受藏传的影响较多。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文中的“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微妙总持”与“青颈观自在菩萨心陀罗尼”最为接近。青颈观音像多三面四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一西夏文本前保存的版画中却出现了一幅十一面八臂观音像。画面主尊结金刚跏趺座坐于莲花座上。十一面（头）共分五层排列，下三层各三头，之上两头相叠，呈金字塔状，背后有四层圆光。八臂中，左右第一手于胸前合掌，持如意宝；左边第二手持弓矢，第三手持净瓶，第四手持白莲花。右边第二手结与愿印，第三手持，第四手持念珠。观音身后左右上方有两胁侍菩萨，坐于浮云之上。观音座前有梵文种子字。青颈观音菩萨的化身颂扬观音吞噬众生疾患毒性之功德，观音颈项因此而呈青色；十一面观音最上一面为阿弥陀佛，其意为救度众生于苦难，导引他们进入阿弥陀佛西天净土，其对应的经典在传统汉文典籍中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经文与前面的版画似乎不大相配，不过它们倒有一相同特点，都表现出了藏式的风格。

在黑水城出土唐卡中，也有一幅十一面八臂观音图。主尊形象与前文所述观音像一致，只是这里只有两层圆光，上一层为白色椭圆形光、下层为五彩色外射光，拱顶两侧又分饰一白色鸟。主尊之外，这一观音像的配图内容非常丰富。唐卡最上端是5尊如来像，身相着色各不相同，有绿色、红色、黄色、白色、蓝色，分别对应于不空成就如来、阿弥陀如来、大日如来、宝生如来及不动如来。5尊如来之下，观音后面左右方有二比丘，手结安慰印，一般认为他们是阿难和大迦叶。观音两侧为四大天王，其右手一侧抱琵琶者是东方持国天王、持伞或旗者为北方多闻天王，左手一侧持剑者为南方增长天王、持蛇者为西方广目天王。唐卡的底端分别为马头金刚、白伞盖佛母、摩利支天及绿度母。有学者不解缘何将此四神和观音联系在一起，也有学者认为，此四者即是十一面观音的胁侍神灵，因为在印度造像学文献中，白色身形观音的胁侍神灵就有绿度母、善财、金刚忿怒佛母及马头金刚，所以这是受印度造像学早期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是遵循着卫藏绘画的早期传统。不过，四位神灵在此的身份或许并不是胁侍神灵，而是十一面观音的化身，因为观音可以随机变化，为方便帮助、指引众生，可根据不同需要、不同环境或状况而化身为马头金刚、白伞盖佛母、摩利支天及绿度母等等。

在黑水城出土唐卡中，还出现有一面四臂观音。四臂观音对应于六字大明咒“嘛呢叭咪”，其造像的一般特点是，身色洁白，黑发结顶髻，头戴花蔓宝冠，上庄严阿弥陀佛像，着大环耳饰、项饰、胸饰、手镯、脚钏等珠宝八饰，面相丰满，柳叶细眉微微弯曲，双目微闭，自然下视，小口紧闭，表情呈慈悲像。主臂两手于胸前结合掌印，捧摩尼宝珠；另外两手之右手持水晶念珠，左手拈八瓣白莲花，以菩萨慧眼凝视众生，凡被其观者尽得解脱。此造像在藏区非常流行。黑水城出土此类作品2幅，其一幅残缺，一幅完整。残缺者菩萨身相白色，左肩穿戴鹿皮。完整者菩萨身相粉红（亦或白色），穿戴黑色鹿皮似马甲装，菩萨冠上有一阿弥陀佛像，下方两侧各有一僧，底部左角有一供养人。

甘肃榆林窟第3窟为西夏时期所建。在其东壁南、北侧各有千手千眼观音像，北侧为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南侧为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此五十一面观音像观音居中，头上共七层，每层七面，之上另有一面，共五十一面。此图最有价值的还在于他描绘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壮美场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西夏史中常提到的锻铁图、酿酒图、犁耕图、踏碓图均出于此。

在目前所见观音题材的西夏艺术品中，数量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水月观音。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水月观音最初由唐代画家周（740～800 年）所创，其于胜光寺塔东南院“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水月观音作品的一般构图大致是观音或坐或立于山崖等掩障之前，周围有一大片竹子，菩萨背后有巨大的圆光（或以为此即水月之月，有些作品则另外画月），菩萨前方为河流，河对岸一般有供养人，也有不出现对角构图、只有菩萨本尊的形象。与其他观音像不同的是，水月观音似乎没有对应的经典，也更无仪轨可以帮助解释。敦煌文献中有一件《佛说水月光菩萨经》，这是公元958年，一位名叫翟奉达的地方官员为利益亡妻，于二七日请一位书法家抄写的，但其内容基本上是对伽梵达摩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节略，其内容也与水月观音艺术品中的形象毫无关系，因此被学术界视为伪经。日本僧都元海曾传《水月观音法》，言水月观音即胎藏界观音院水吉祥菩萨，并详述水月观音像之样式：“大海中有石山，石山上系尻垂下左足，右足立膝相叉钩左膝。面少仰作思惟相，咏月与水之样也。尊像顶上有月轮，像前有海水也。感应交道如月浮水也。”元海生活于12世纪，这一修行法远晚于水月观音像产生的时间，应是水月观音像流行以来之后产生的。此后，学者们继续探寻着水月观音像创作的依据。或以为水月观音属于千手千眼观音的一种， 其造像思想来源于密教观音经典《千手经》，或以为其以《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描述善财童子到补怛落迦山所见观世音菩萨道场的景象这段经文为依据。这些探寻与水月观音像多多少少有一些可通之处，但也有一些关键场景或元素对应不起来。换个角度，水月观音像未必真有对应的经文或者创作依据，它更可能是观音造像在汉文化影响之下本地化的结果。画中观音慈眉善目、美丽端庄的形象反映的可能是文人墨客的一种理想境界，以美丽、美好来化解困厄总比以三头六臂、神通广大之力解决问题要雅致得多，画中的背景也应该就是补怛落迦山观世音菩萨道场，只是它融入了掩障、竹子等中国画的元素。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有多件水月观音像。其中有一幅丝制卷轴画，编号X-2439，水月观音游戏坐于石上，右腿半盘，左腿蜷曲而立，一手搭在左膝，一手柱在座上，神情闲雅。菩萨背后有巨大圆光、竹林和嶙峋的岩石。左旁石凳上有一净水瓶，内插杨枝。水瓶左上方有一童子，侧立于浮云之上。石凳前边绽放着大朵大朵的牡丹（一说芍药）。观音座前有一弯河水，水中近观音处莲花开放。画面右下角、观音座前河对岸石崖之上则是乐舞场面，4个西夏人身着绿衣、秃发，吹弹乐器起舞。其旁有马2匹， 一匹昂首站立， 身旁插一杆长长的红缨枪，枪头之下幡带飘扬。画面左下角河面浮云之上有一老者，身披绿色斗篷，头戴绣帽，手持香炉，身后立一童子。有学者认为，右下角画面乐舞前面一坑为露天坟墓，这里是一个葬礼的场面，马匹是葬礼中的祭品。左下角画面中那老人为一西夏亡者，其与前述净水瓶左上方侧立于浮云之上的童子遥相对应，为亡者祈求观音，今往生为男童。因此，这幅作品中的观音菩萨被赋予了有“引导灵魂”的作用。接引亡灵往生净土，本是阿弥陀佛承担的责任，在这里改由观音菩萨担当了。

X-2438、X-2440两件亦为水月观音像，二者大致相同，但色彩有些差别。画中菩萨形象、坐姿与前面介绍的X-2439比较一致，只是项圈、手镯稍有不同。观音座左前面亦有净水瓶，内插杨枝。但两幅作品菩萨的背景与X-2439有很大不同，除岩壁掩障有差别外，二者都缺少了菩萨圆光，X-2440甚至连竹子也没有画上。观音座前河水对岸则立有两人，前者头戴头，身着长袍、腰带，双手合掌祈求， 后者上裸至腰部，左肩披一围巾， 双手捧一瓶， 瓶中插花， 仰望观音。有学者解释后者为一僧人，也有学者说其貌怪异似猴，更将其与孙悟空联系了起来，认为这里反映的是玄奘师徒二人去往西天取经的故事。因此在这幅图中观音菩萨被解释为是可以为旅行者提供帮助和保护的。

在甘肃榆林窟第2窟西壁南北两侧各有水月观音图1幅。画面上彩云飘扬，观音以游戏座坐于岩石上，抬头仰望天空，悠然自若，仪态闲适。菩萨身后有大小两道圆光，背后岩石较少，但竹叶面积很大。菩萨座前右侧石台上有净瓶、杨柳。河对岸立有两人，面向观音拱手而拜，学术界倾向于此为唐玄奘师徒二人。南北两侧不同的是，南侧观音座前一带有背光的童子双手合十面向观音， 而在北侧图中他已面向观音踏云渡河而来。东千佛洞第2窟中心柱相对两侧亦有水月观音图各1幅。其构图与榆林窟第2窟大致相似，只是这2幅完全以对称的方式呈现。

此外，在黑水城还出现了几幅没有对角构图的水月观音像，如X-2436、X-2437。以X-2437为例，观音以游戏座坐一大岩石之上，肩披斗篷，胸前围围巾。背有圆光、竹子。观音座左后方出现一簇细叶花木。此图没有出现河水及供养人等对角构图，画面层次感明显不及前面几幅作品那么丰富。

与十一面八臂、一面四臂等观音像具有明显的藏式风格不同，水月观音则完全是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作品，而且这类作品在西夏时期大量流行，颇受欢迎，这可能与其画面的美感以及水月观音被赋予的济世救困功能大为扩大有一定关系。这种功能的扩大顺应了普通众生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容易把观音和其他菩萨甚至佛混淆起来。例如，在黑水城出土的一幅绢画在构图上似乎就呈现出了一定的混乱。主尊坐于莲花座上，头冠庄严阿弥陀佛像，这些特点颇似观音，这幅画也因此一度被看作是观音像；然主尊右手持书（或是经），这似乎又与文殊菩萨有所关联；其宝座之前又绘有白象，这分明就是普贤菩萨的坐骑。

出土和存世的西夏文献文物丰富了我们对西夏观音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文献方面，《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这一信仰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且以前者为盛。艺术品方面，水月观音像则最受欢迎，其次则是十一面观音。这似乎表明，西夏信徒们曾经乐于诵持的是一种全新的、藏传的大悲咒，而乐于供奉、顶礼的造像是水月观音。重要的是，这些观音像为中国佛教史增添一批全新的史料，也为中国佛教艺术的丰富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