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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元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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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此伏彼起,弱势美元重塑国际金融市场格局,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接受《财经》专访,谈欧元,谈次贷,也谈中国

欧元利率继续维持在4%!法兰克福时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64岁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此间新闻会上宣布。

至11月,特里谢八年任期刚好满四年。这位前任法国央行行长在欧洲央行舞台上的作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没有人能代替格林斯潘。但在格氏离开美联储之后,一位尽责的欧洲人将致力于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家中的大长老。”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

始于2005年底,特里谢在欧洲央行做出持续加息抑制通胀的货币政策决策,被认为对于欧洲经济稳定发展作用显著。而今年8月9日,次级抵押信贷风暴升级之际,欧洲央行又在世界各大央行中率先向动荡中的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以迅捷、决断和恰到好处的行动,显示出中央银行中流砥柱的作用。9月间,欧洲央行取消了计划中的升息措施,静观市场变化。至11月初,欧元对美元汇率继续上升,在11月7日已升至1∶1.4731之最高点,美联储10月31日减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越发显著;而与此同时,国际油价仍在继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11月8日,欧洲央行新的决策日来临。特里谢宣布利率不变后,8日下午2时45分,伦敦市场欧元对美元汇率站在1∶1.4665,波澜不惊。当天,欧洲股市轻微波动,美国股市则在前一日暴跌300余点后暂归平静。在华尔街大行接踵披露各自数十亿美元计的为次贷损失追加撇账之时,市场把欧洲央行按兵不动之举当做了定海神针。

的确如此。此前,欧洲央行最关注的指标HICP指数(消费者价格调和指数)从9月间的2.1%猛增至10月的2.6%。如果不是从美国刮起的次贷风暴冲击未止,欧洲经济可能更需要的是加息。“物价的中期趋势毫无疑问是上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承认。

当然,利率保持不动的决定,在最后一刻之前已几乎不是秘密。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央行已经做出维持英镑利率不变的决定。虽然没有加入欧元区,作为欧洲的主要经济体,英国有必要在利率政策上与欧洲保持同步。

绑住特里谢加息之手的,还有另外一层这次没有直接说出口的理由。美联储自今夏以来频频减息,与此相应的是美元对欧元汇率加速下挫。如果欧美利差继续扩大, 欧元升势不止,这是特里谢不愿看到的。人人都知道,早在2004年欧元兑美元为1∶1.3时,他就说过,欧元上升是“残忍的”。在11月8日决定不加息之后,他又在新闻会上说,“残忍之举从来都不受欢迎。”

这是一个“特里谢式的警告”,虽不直接却相当坚决。但在大洋彼岸,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同在8日,伯南克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一个星期前美联储降息之后,信贷市场因受次贷危机冲击反而紧张加剧。同时,因为油价飙升,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积聚。经济放缓而通胀抬头,这是伯南克的两难苦恼。

欧美经济走势有了分野,货币政策协同出现分歧,次贷危机此伏彼起,弱势美元重塑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就是在欧洲央行作出决定的当晚,在德国法兰克福,特里谢接受了《财经》专访,谈欧元,谈次贷,也谈中国――11月月底之前,他将造访中国。显然,人民币汇率会是此行的重心之一。

一动不如一静

虽然整个经济图景乐观,但围绕着经济的不确定性水平仍然很高

《财经》:美联储刚刚在10月30日决定下调美元利率,而且有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下调利率。今天欧洲央行决定保持欧元利率不变,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

特里谢:基于欧洲央行的常规经济和货币分析报告,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保持欧洲央行利率不变。

自前一次欧洲央行开会议息以来的所有新信息,已经完全证实价格在中期有上行风险。此外,欧元地区货币和信贷仍然保持强劲增长。欧洲央行要履行职责,应对价格上涨风险,保持货币稳定。欧元区的经济基本面目前仍然保持稳定健康状态,中期来看也还是有利局面。

但是,正在发生的金融市场风险重估会产生持续的不稳定。我们的中期货币政策重点是保持价格稳定,这就要求对货币政策进一步下结论前还要全面考察更多信息。

《财经》:在决定利率之前,你考虑得更多的是消费价格指数(含油价与食品价格),还是剔除这两种价格因素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此外,你还考虑其他的什么重要因素吗?

特里谢:首先,谈到作决定时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穷尽式的方法,要考虑的是所有因素,包括所有能获得的事实、数据和信息,只要这些东西与我们的两大支柱策略――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有关。

尽管这样,我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保持中期价格稳定,也就是说使其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我们还要保持这个目标的可信度,以此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财经》:你如何评价欧洲经济前景?如果美国经济放缓,欧洲还能保持强劲增长吗?

特里谢:基于现有信息、事实和数据,我们维持的基本判断是欧元区将保持与潜在增长率接近的增长,也就是说2%左右的增长。

尽管如此,考虑到金融市场波动绵绵不绝,以及实体经济中发生风险重定价,虽然整个经济图景乐观,但围绕着经济的不确定性水平仍然很高。

《财经》:在潜在通货膨胀风险和经济发展放缓风险面前,你是如何取舍平衡?

特里谢:我们不去取舍平衡这两个风险。我们将经济的演变看做通胀风险的一个变量。如果经济增长,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上升;反之,如果经济下行,则价格压力就下降。但我们的罗盘上只有一个指针,那就是在中期内保持价格稳定,因为这是盟约为欧洲央行规定的使命。

《财经》:你们的决策都是基于央行的独立性么?你如何定义央行的独立性?它是平衡各方因素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是哪些因素呢?如果不是,你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什么?

特里谢:独立意味着欧洲央行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独立地作决定。正如欧盟条约所规定的那样,我们既不接受也不能去寻求外部的指示。任何其他机构包括政府都不能试图影响我们。

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积极式民主社会里,因此跟其他独立机构一样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成为欧洲公民的依靠,要为构成欧盟的13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负责。

【记者述评】

全球金融市场正在风起云涌,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当此情势,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是以不变应万变。

欧盟条约在赋予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其使命。其中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控制通胀。正由于此,在国际市场原油和粮食价格不断走高的背景下,虽然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欧洲经济亦有放缓迹象,但在此次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前,鲜有预测其将降息者。

今年下半年以来,原油和粮食价格在高位基础上继续上涨,原油价格冲破每桶80美元之后,几乎不作停顿,迅速突破几个重要的心理关口,目前在每桶90美元以上蓄势冲击100美元大关。粮食价格涨势也毫不逊色于油价,以小麦价格为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12月到期小麦期货合约价格从年初的每蒲式耳500美分涨至甚至一度超过900美分。

油价和粮价飙升,使得10月欧元区的通胀折年率高达2.6%,并连续第二个月突破欧洲央行设定的通货膨胀控制线,按照欧洲央行一贯的政策,如果通胀继续保持这一位置,加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下行风险陡增,加息本该是欧洲央行的不二选择。

作为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引擎,美国经济明显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9月新屋开工数大降10.2%,按年折算为119.1万套,为14年来最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称,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提高。

来自欧洲的最新数据亦表明,欧元区经济近几年来高歌猛进的势头正出现减缓迹象。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公布的商业信心指数在10月间落至-18.1的历史低点,法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标在三季度也大幅下降。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环比均比上个季度有明显下降。

IMF10月间的2008年经济预测全面调低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率,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均为1.9%,而去年则是2.9%,欧盟未来两年的增长率也被从去年的2.8%调低至2.5%和2.1%。

一方面是不断上升的石油、粮食价格引致的通胀风险,一方面是经济减速的风险。加息会提高资金成本,抑制经济活动,从而使得经济降温,这同样不是欧洲央行愿意看到的局面。身处两难之境,欧洲央行的选择是保持利率不变,静观其变。

影响欧洲央行加息的,除了日益增大的通胀风险,强势欧元给出口及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由于加息会导致欧元进一步走强,损害欧洲主要对外出口国的利益,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家眼中,阻止欧元进一步升值已经成当务之急。今年以来,欧元相对于美元已经升值近7.7%,这对于那些依赖出口来保持经济动力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梦魇。

法国政府一直是敦促欧元贬值的中坚力量。欧元汇率的长期走强使法国出口大受损害,9月11日,欧盟委员会将法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4%下调至1.9%,并预计法国经济的增速将在第二年低于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

汇率问题甚至将成为影响法美关系的重要因素。11月6日,在经历六年的空白期后,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首次访美。在此过程中,萨科齐称美国不需要疲软的货币,并呼吁美国避免出现过于疲软的美元。

在欧盟内部,对于强势欧元是否符合欧盟整体的利益也有着不同的声音。在欧洲央行的成员国中,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出对于强势欧元的极度厌恶,但在德国看来,欧元汇率的上升并没有严重损害欧洲经济,因为在购入以美元计价的原油时,强势欧元可以减少成本。

各国政府方面的抱怨没有换来欧洲央行的实质性措施。这种情况下,萨科齐为代表的各国政府开始将矛头指向欧洲央行,并呼吁给予成员国政府参与央行货币政策决议的权力。

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亦参与其中。在近期的一份公开报告中,ETUC称,“如果欧洲央行不采取行动,而是像2001年那样保持观望态度,我们就面临着欧元区经济再次倒退至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增长可能下滑并维持在2%以下水准。”

法国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茹耶在欧盟议息会议召开的敏感时间也提出,欧洲央行应该考虑一系列因素,如强势欧元和高涨的油价。

除了欧盟内部的矛盾,某些外部因素同样在悄无声息地对欧盟的汇率和利率政策产生着影响。

IMF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二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份额由去年四季度的64.6%降至64.2%,而欧元的份额则由25.9%升至创记录的26.1%。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延续。

在最近几个月中,各国央行均不同程度地减持了美元资产,欧元区经济的稳定性给欧元以强力支撑,而美元的不断贬值使得美元计价的资产大幅缩水。无论是从各国央行外汇储备安全性还是从多元化储备品种的既定策略上看,减持美元资产均成为一种必然。而在减持美元的背景下,欧元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对欧元需求的增加,无疑会令欧元进一步走强。

面对这些压力,欧洲央行并未选择妥协。与执掌法国央行时情况不同,此刻的特里谢更关注于欧元区物价水平。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或某个国家在现有货币政策下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在欧洲央行的决策表上已经居于次要地位。

次贷与全球金融风险

全球金融业过低地为风险定价的倾向,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

《财经》:你如何看次贷危机?它对金融系统稳定、欧洲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何种冲击?这场危机已经结束了吗?相对于美国而言,这场危机对欧盟经济体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特里谢:目前全球金融系统正经历一场重大市场调整,伴随着过激反应,也伴随着剧烈的动荡和不安。这是一个全球金融系统风险重估的过程。在中央银行们看来,这一重估不仅是可能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及时的,因为全球金融业过低地为风险定价的倾向已经持续那么长时间了。

因此,我们还是得对现在的发展保持高度警觉,要恪守我们的职责,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持中期价格稳定,同时关注货币市场运行是否正常。这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做的事。

至于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谈到欧洲,基于现在获得的信息,事实和数据,我们一直都对各种进展保持高度敏感。我们还是重申此前对经济增长水平在潜在增长率上下的判断,同时提示有下行风险。

《财经》:在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央行是第一批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央行之一。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考虑过一些更激进的措施,比如减息?

特里谢: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的职责主要有两个,不要混淆了。一个职责就是为了保持中期价格稳定,然后决定央行该采取那种货币政策,这其中也包括了利率水平。我们必须考虑利率保持在哪种水平是合适的。另一个职责是维系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转。这是我们为何在今年8月9日向货币市场注入950亿欧元的原因。当时货币市场已不能正常运转,其功能在恐慌情绪冲击下已瘫痪。

这笔950亿欧元的央行资金其实是隔夜拆借,利率是年利4%,所有资金都有优质抵押。次日也就是8月10日,950亿欧元资金全部回收。于是我们又注入了620亿欧元贷款,同样也是4%的利率,同样也是隔夜拆借。这620亿欧元资金在次日同样全部回收。随后我们又以同样条件向市场投入资金,这一次就少得多了。我们这样做,是要保持市场在恐慌情绪中仍能正常运转。

《财经》:中央银行在稳定金融系统时该发挥何种作用?面临当前的信贷紧缩现象,如何在平衡金融稳定的同时控制通胀?

特里谢:控制通胀,是欧盟条约给欧洲央行规定的最重要使命。如果这得到保证,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上,我们还要采取恰当措施,保证货币市场运作正常。这两种职责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它们就是央行的主要职责,一点儿都不能含糊,我们必须肩负得起这两个职责。

《财经》:过去的几年里,全世界都存在流动性过剩的现象,这在今后会如何发展?如果次贷危机减轻或者结束,全球金融系统和经济将面临哪些主要风险?央行又能做些什么?

特里谢:中央银行们大体上一直认为,全球金融业对风险的评估并不一定正确。我们早就公开表达过这种意见。我们现在所注意到的重大市场调整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它与全球经济正经历的风险重估是同步的。我们必须得从危机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改善全球金融系统中的很多因素,使其更好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排除任何因素,无论是私营经济还是公共部门,我坚信应该鼓励所有机构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其中一课就是市场需要更多透明度。这适用于所有私营机构、市场,以及市场中发明的各种金融工具。

抽象地说,我们可以得出上面这个教训,但是要从眼下的局面中得出一个具体的教训,恐怕还早,因为它还在进展当中。

【记者述评】

次贷危机“还在进展当中”,作为危机发源地和风暴中心的美国,“灾情”不断泛滥。近来华尔街各大行纷纷爆出数十亿美元计的次贷资产撇账,其中美林集团为79亿美元,花旗已公布了三季度亏损65亿美元,还未计入其所持次贷资产,有可能还要做近百亿美元撇账。摩根士丹利最新披露的数字则为37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林集团CEO和花旗集团CEO均已被迫辞职,《纽约时报》也开始谈论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的“接班人”问题。

欧洲央行静观其变,而在大洋彼岸,美联储的态度却要微妙得多,其处境也比欧洲央行艰难得多。两者的差别,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反通胀的信仰程度有差别。

美联储的难题是欧洲央行所没有的:来自金融市场的动荡不断,而房市滞后的影响对于经济的打击难以预料。这导致美联储在次贷风波逐渐扩张的过程中连续降息,9月以来两次降息共计75个基点。

欧洲央行与美联储的“救市”力度不同,亦因两地市场受灾程度迥异。

危机爆发后,银行体系间的流动性一度遭遇空前的考验。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迅速做出反应,不停向银行体系中注入流动性,但效果难以持续。在美联储降息之前,甚至出现注入流动性后股市掉头下跌的情景:有效的金融政策被执行前,市场并不相信这些“治标”之策,信心在逐渐衰减。包括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在内的众多利率基准在借贷需求的推动下飙升。

银行间流动性抽紧使得信贷通道不畅;商业银行的房贷标准变得苛刻,某些正常的房贷贷款人同样难以贷款;收紧的货币和信贷状况不但令房市自愈的速度变慢,也会放慢经济前进的步伐;资产价格大跌还在打击消费者信心――美联储两次降息,也是自解困局之举。

当前,与欧洲央行一样,美联储也面临着两难困境:在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所推动的通胀风险走高与次贷波及逐渐显露的经济下行风险之间,究竟将以何为重?不同之处只在于,美联储更加难以抉择。

美联储的态度,是否已从坚持抑制通胀转到希望刺激经济复苏上?从政策上看,美联储的降息十分被动。虽然公开声明中,美联储仍努力维持一贯的原则,但众多评论家认为,来自华尔街及其他各方压力令其不得不有所妥协。每次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市场均会大举押注美联储降息,并每每成真。

事实上,美联储不得不考虑的,是实体经济所受波及的程度。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两年最低。由于房市存货仍高,而商业银行对房屋信贷又大幅缩紧,谁也不知道这场房市动荡究竟要肆虐到何时。

“屋漏偏逢连阴雨”。世界能源价格却在不断上涨,11月7日,纽约商业交易所12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冲高至98.62美元/桶。美国能源署的报告显示,过去一段时间,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欧佩克的增产速度,而地缘性政治风险的加剧及炼油能力瓶颈等问题同样推动油价冲向高位。

能源价格的高位加剧了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状况的忧虑,尤其寒冬将近,市场对于取暖油的需求将加大,季节性因素可能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恶化。油价高企除了令炼油厂成本压力大增,更是推动汽油价格上涨。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市场出现对美联储第三次降息的推测。

在此微妙时刻,美联储的数位理事在公开发言中试图削弱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美联储理事米什金认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过去两次政策会议上采取的宽松措施已经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已与通货膨胀的上行风险大体平衡。”

理事普洛舍亦称,虽然与三季度3.8%的增幅相比,四季度经济表现可能相对疲软,但是增幅仍可能在1%-1.5%之间。除非经济增长低于这一预期,否则他也不主张降息。理事莱克及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洛克哈特意见与此大致相同。

频繁的降息已经令美联储官员感到不安。正如他们所称,金融市场情况究竟是在变得更糟还是正在慢慢恢复,仍需要观察;即使是变得更糟,是不是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所引起的,仍需再作论证。

无论是欧洲央行还是美联储,其考虑问题更侧重于宏观层面,这与金融市场的反应有所差别。金融市场总是试图对每一个刺激性的信息立刻做出反应,而在央行们看来,这种反应有可能是“过度”的,一旦刺激过后,或者重新出现利好刺激,市场将重返恢复的轨道。

可以想像,危机之后的欧美金融市场将有深刻反省。开放的金融市场令各国股市间的联动效应日益加强,而这种效应,在恐慌性的心理传染下,极有可能令各国股市仍将面临巨幅动荡。

针对金融市场的恢复,特里谢认为,风险重估的过程对于欧洲央行来说意味着新的挑战,欧洲央行必须增加风险管理的能力、市场透明度,以及对信用评级机构以及流动性风险框架的管理,尤其要重视那些复杂的结构性产品。

金融衍生产品在把次级抵押房贷的风险分散开来的同时,实际上亦把高度相关的风险延伸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一旦风险暴露,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共振。恐慌、抛售、流动性匮乏,这些问题在不断螺旋式自我恶化。衍生产品找不到交易对手,价格一落千丈,金融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理论上的风险控制机制骤然失灵。到底有哪些人,都持有多少次贷支持的证券化资产,直到现在,即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亦无从知晓。

这或许是特里谢强调透明度的原因所在:有了透明度,投资者心中有数,市场信心便不致丧失。然而,知易行难。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交易主体和产品日益丰富与复杂的情况下,增强市场透明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挑战。

人民币与欧元

尽管中国在2005年7月改革其汇率制度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却是一直在贬值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正在放缓,有观察家认为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需求的降低,你同意吗?

特里谢:所有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在内,都认为假使美国经济放缓,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兴经济体的需要增长抵消,特别是来自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需要。这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假设。

《财经》: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在2007年不断扩大,几乎快达到中美贸易顺差水平。你如何评价中欧的贸易状况?将来的趋势会如何?

特里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快速增长并不可怕,因为这对于欧洲消费者和欧洲经济发展而言是重大利好。低价产品的进入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更广义上来说,经济会从更低的潜在通胀压力受益。

仔细考察一下欧盟与中国的贸易产品结构,就能明了这两个经济体的相对优势。事实上,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欧盟的进口产品,包括:信息技术产品(占欧盟从中国进口产品的33%)和服装纺织品(13.2%)。中国是欧盟地区这两种产品的源头。

同时,中国也是整个世界这两大类产品的出口国。这反映了全球合作的趋势,那就是将产品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中国去。即使在所谓的高科技产品类,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出口组装的电子元件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有趣的是,在电力和非机电设备以及交通设施贸易上,欧盟对中国则是顺差。在这几类产品上,中国是欧盟这类产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占到整个欧盟对华出口产品的43%。这也说明了欧洲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

已经占据欧盟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中国制造产品对一些欧洲制造商和工人构成的挑战,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不过,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依靠欧洲独特的比较优势,例如创新、技术经验丰富的劳动力、技术、优质名牌产品。

《财经》: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与人民币与欧元汇率走势有何关联?你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争议?

特里谢: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竞争,但这必须是一场公平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竞争。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允许有不公平的竞争存在,例如,出口商直接或者间接接受补助,或者出口商采取倾销策略。

被低估的汇率对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来说也是负面的。事实上,在2003年开始大幅增长的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始终伴随着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尽管中国在2005年7月改革其汇率制度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却是一直在贬值。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和日元已经升值了5%-11%左右,但是对欧元而言,却贬值了8%。同一时间,中国对欧元地区的贸易顺差也增长了20%。

【记者述评】

美国经济疲软,日本经济积重难返,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之大前所未有。欧洲经济的主要拉力之一――出口,亦有赖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以及产油国强劲的进口需求。

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也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合作、竞争甚至摩擦,也自然而然地增加。由于中国成为拉动欧洲出口的主力之一,人民币汇率问题,便也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经贸关系的焦点。

毋庸讳言,对于那些有着巨额经常性贸易盈余的新兴国家来说,特里谢的观点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实际上,中国首当其冲。

对于美元,中国的名义汇率的升值速度相对较快,但对欧元在今年以来却还是贬值的。所以有经济学家推测,中国的出口构成中,对美国的出口及增速会有所下降,而对欧元区的会有所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过去更好地抵御由于美国经济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有增无减。

在10月下旬的G8峰会上,法、美等国加紧敦促人民币加快升值。其实,在近年来的历次峰会上,各与会国关注的重点无外两点,一是敦促美元不要过于弱势,另一就是敦促人民币升值。

9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再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来自于名义汇率和通胀两方面的压力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与中国相比,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通胀水平仍较低。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汪涛认为,由于中国的通胀将会比较快地稳定下来并有所下降,所以实际有效汇率不会再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上涨。

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发展比较快,如果不在名义汇率的调整上反映,就会从实际汇率上反映出来,也就是国内价格上升;而如果中国的名义汇率调整,则反过来会对通胀有一定抑制作用。

国内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也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太快,太快则冲击过大,可能对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加快人民币升值幅度,是解决困扰管理层已久的各种问题的最佳方式。从货币当局近期言论看,中国汇率政策仍将继续从国内局势着眼。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来自外部因素的压力对于人民币走势并不会有太多的影响。货币当局对汇率仍秉承谨慎安全的态度,小步升值的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特里谢所言,虽然中国出口的贸易方向开始转向欧洲,但是贸易增长模式仍难逃脱“劳动密集”的实质,产品附加值仍相对较低。随着美国经济放缓及美元汇率进一步走低,中国的贸易出口国别权重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但主动进行调整或许对自己更有利。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面对外部风险的最佳对策,在于进一步增强国内经济与政策的灵活性。中国对净出口的依赖度必须降低,汇率灵活性必须增加。其实,即使没有外部风险,这两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是必要的。

记者述评均由本刊记者张环宇、叶伟强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