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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相思
1978年的夏天,我6岁,开始在村里的小学校读一年级。班里有个女孩子叫王利红,个子不高,像春天地里的麦苗,很单薄的样子。头发像冬天的洛河水又薄又硬,却夸张地插了个玻璃花的大发卡,像是小河淘里偏偏要行大船。我常常在上课时看着王利红的发卡发呆,老是担心她的发卡会掉下来。
不像现在的学生,每人都有一张课桌,我们那时是6个人一组,共用一条长板凳,凳子从家里自带。一个班里从前到后大约有七八条凳子,王利红因为个子矮,坐在第一组,我在第三组,只能隔了李为国、赵红鹃、张红利的脑袋看她。爬在板凳上读“春天来了”的句子,我常常想,课本是不是印错了,我们河洛这一带从不在春天播种,所以“春种一粒粟”的现像我很是怀疑。
我非常留心王利红的发卡不是没有道理。那时侯我们的衣服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烂轮到咱,班里的女孩子和男生大多一样,衣服大姐穿了二姐穿,二姐穿烂轮到咱,男孩子的玩具,女孩子的首饰,当然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和父亲去洛阳,见到一种会响的塑料鸭子玩具,无限神往,想要,父亲说,那叫“狗喜欢”,下次买。想拥有一件“狗喜欢”的念头折磨我了好多年,一直未能如愿。王利红的爸爸是工人。一个月36元的工资,所以王利红的好东西最多,王利红是我们班里的小地主。她的身边常常围了很多的“马屁精”,帮她干这干那,捡沙包、拾毽子、上树抓鸟,下河摸鱼,李马利为了戴戴王利红的发卡就曾给王利红6个甜瓜。
当时和王利红挨着坐的是许建峰,许建峰不知为什么常常打王利红,但王利红也不生气,只是偶而会爬在桌子上哭。我想许建峰真是幸福,和班里最美丽的女孩子挨着坐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啊,为啥还打她呢?如果让我和王利红挨着坐,我就不打她,我要像对待媳妇一样对待她。能和王利红挨着坐是我多年的心愿,虽然从不曾实现过。
巴结王利红的人很多,但我不。我要把王利红娶回家,当我的媳妇。陪我玩,给我写作业,她的玩具当然也都是我的。如果不听话就叫她写100遍作业。这样的念头没有人知道,我常常想如何才能把王利红娶回家,那时我还和妈妈一起睡,就让王利红也和妈妈睡,而且王利红必须每天都要回她家一趟,把她爸爸捎回来的好东西拿给我。娶媳妇是需要媒人介绍的,许建峰就愿意当媒人,但条件是我必须把我的弹弓送给他。弹弓是哥哥的,如果给了许建峰,哥哥肯定打我。许建峰不愿意当媒人,我和王利红的婚事也只好作罢。也想请王利红去镇上吃糖糕,因为爸爸不给钱,也成为空想。现在想来,现实只是历史一种高层次的复归,如今谈朋友也要花钱,可见婚姻真的永远是一件花钱的事。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王利红接了她爸爸的班,成了叫人羡慕的工人。三年后,我高考落榜,在村里的建筑队干活。恰巧给王利红家盖房子,王利红星期天回来帮忙,看我满身大汗,她拿来毛巾,倒了白糖水,说,别人的水里没放糖。水是甜的,我的心却是苦的,我孩提时的媳妇呀,我们之间已是云泥之遥的距离了。
后来,我离开家四处流浪,便没有了王利红的消息。
几年后,我在故乡的一家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到洛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采访,看到王利红抱了孩子,在尘土飞扬的310国道旁买菜,孩子在哭,王利红一边打孩子,一边和卖菜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
风掀起王利红蓝色的长袖衣服,露出掉了一边的胸罩带儿,脏兮兮的,已经看不出最初的颜色了。
梅嫂
梅嫂死了好多年了。
梅嫂16岁那年讨饭来到夹河,那一年孬哥30岁,是个老光棍。孬哥说,跟俺过吧,俺有的是力气。梅嫂就跟了孬哥。
梅嫂是陕西米脂人,据说那是个出美女的地方,美女貂禅就是米脂人。村里的男人都说,梅嫂比貂禅还美。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里,梅嫂偏偏不爱武装爱红装,穿一件棉布的对襟小袄,暗绿的底子上有碗口大小梅红色的花,用暗色金线钩着花边,衬着如雪的肌肤,别有一种丰姿。梅嫂抹那种一毛钱一包的雪花膏,风一吹,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甜甜的气息。夹河哪见过这样的女人,男人们都说,孬这货,哪辈子修来得艳福。
那时候公社有个文艺班,梅嫂是班里的顶梁柱。梅嫂演啥像啥,花木兰、穆桂英、陈三两。尤其是演银环。一句“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叫多少男人想起那青梅竹马的爱情。村里夏天打场、秋天掰玉米,派活时男人都爱和梅嫂一组。和梅嫂一起干活不累,梅嫂的戏多的就像玉米棒子,数都数不清,唱完了豫剧唱曲剧,唱完了秦腔唱信天游,男人们昕着听着就忘记了干活。队长财旺伯骂,人,唱个啥?掰不完玉米扣你工分。骂归骂,队长也爱听梅嫂唱戏,而且每次派活,队长总能和梅嫂一组。没有和梅嫂分到一组的男人,就说队长是假公济私。
去世那年,村里在小学校开追悼会,男女老少2000多人把小操场挤了个严严实实。追悼会结束时,村委主任说,让梅嫂来段戏吧。梅嫂不唱,说不合适。男人们说,唱吧,唱段伤心的。梅嫂来了段《秦雪梅吊孝》,台下一片唏嘘。这事不久便被公社知道了,公社下来调查,村里的女人异口同声说,那女人,整天搽脂摸粉,不是正经货。男人们倒是有许多说公道话的,说队长叫唱,一个女人敢不唱?但队长财旺伯却说,这女人该枪毙。有人说,队长想占梅嫂便宜,没占上,所以公报私仇。梅嫂没有被枪毙,但却被判了3年刑。从监狱出来,梅嫂变的沉默寡言,村里人从此再没有听到过她唱戏了。
梅嫂跟孬哥没生下一男半女,村里的女人说梅嫂是不会下蛋的母鸡。孬哥她娘抱不成孙子便整日指桑骂槐摔锅打碗,说梅嫂是个扫帚星。去公社卫生院检查,原因出在孬哥身上,孬哥她娘便闭了嘴。后来,梅嫂竟怀孕了,有人说,那不是孬哥的孩子。孬哥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整天喝闷酒,然后就是发酒疯,把梅嫂往死里打。村里有一口老井,吃水用辘轱拐,梅嫂在玉米吐缨的一天早晨,投井死了。
村里人嫌井水不吉利,就把井填了,在上边种了一棵柳树。那柳树疯一样的长,才几年光景就有两三把粗了。如今孬哥都六十好几的人了,他常常搂着柳树哭。
雪妮儿
雪妮儿是三叔家的老五丫头。
最初雪妮儿不叫雪妮儿,就叫妮儿。农村刚出生的闺女儿都叫妮儿,所以妮儿根本不能算是名字。
三叔一直想要的是儿子,所以看到老五生下来又是个丫头,便名字也懒得起。到了入学的年龄,三婶说,给孩子起个名吧,不能“妮儿”、“妮儿”的叫一辈子。因为是冬天生的,三叔说,那就叫雪妮儿吧。
三叔不待见雪妮儿,从降生到人育红班这五年时间里,三叔就没抱过雪妮儿一回,出门回来也从没有想起给雪妮儿捎啥好吃的。
雪妮儿知道三叔不待见她,雪妮儿从来就不叫三叔“爹”。有一回三叔说,反了妮子,不管老子叫爹,抬手就给了雪妮儿两巴掌。雪妮儿捂着红肿的脸,
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硬是不叫三叔一声爹。
雪妮儿七岁那年冬天,放学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家里大门却紧锁着。雪妮儿呆在门口的草垛下睡了一夜,早晨全身发起了高烧。等到在别人家打了一夜麻将的三叔三婶日上三竿回来时,雪妮儿已经烧得糊话连篇了。虽然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雪妮儿却还是落下了小儿后遗症。雪妮儿从此走路一拐一拐的。
好端端的一个闺女成了瘸子,气得大伯父和父亲把三叔挤到屋里没死没活地打。村里人老远都能听到三叔杀猪似地嚎。
雪妮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知咋的,高考那年七门课就考了400多分,雪妮儿还想再考,三叔说,女孩子,读书多有啥用,回来干活吧。三叔在村里是支书,说话跟皇上一样,在家里更是说一不二,雪妮儿就离开了学校。
雪妮儿不和三叔吵,也不和三叔闹,背起行李,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去了新疆,给人家摘棉花。三婶撵到火车站,说,闺女,咱又不是没钱花,打啥子工呢?雪妮儿不说话,上了车。三婶硬是塞给雪妮儿2000元钱,雪妮儿隔着车窗又扔了出来。
雪妮儿一去新疆就是14年,中间给三婶写过一封信,寄过5000块钱,此后便很少跟家里联系。大伯和父亲去新疆看过雪妮儿,希望她能回家看看。雪妮儿不说话,当着大伯和父亲的面,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大伯和父亲从新疆回来,说,雪妮儿这闺女长大了,雪妮儿晒黑了。
三叔一辈子要强,但在去年的村委换届选举中下了台。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三叔倍感寂寞和冷清。三叔的老大,老二,老三闺女都是大学生,老四闺女先是在东北摆摊,后来去了俄罗斯,做针织品生意,反正四个闺女都不在身边。三叔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老五雪妮儿。三叔就给远在新疆的雪妮儿打电话,说:“爹对不住你,爹想你……”电话那头,雪妮儿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三叔病危那阵子,几个闺女都回来了。雪妮儿是最后赶回来的,这时三叔已经不会说话了。闺女们哭着说:“爹,您还有啥不放心的?”三叔躺在床上,浑浊的泪水不停地流,就是不肯闭眼。闺女们都不知道爹还有啥放心不下的,只有一旁的三婶怯怯地看着雪妮儿,嘴巴张了几张,却欲言又止……
早已哭成泪人的雪妮儿这时突然“噗通”一声跪在三叔床前,叫道:“爹……”
闺女们近视之,三叔溘然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