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阿Q艺术形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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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Q与堂吉诃德,一中一洋,一今一古,他们两人都生活在自己内心的幻影中,成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的人物典型。他们在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及其美学内蕴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阿Q 堂吉诃德 差别

引言

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诞生起,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倾向不知引起了多少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乃至心灵震撼。于是,堂吉诃德主义和阿Q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生活在16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是卑微渺小的无业游民,一个是血统纯粹的有识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可笑之处都是源于丰富生活的创造,又都是那么富有魅力,捧腹的同时又都予以无限的同情;在有褒扬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不少学者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思想行为、美学品格方面的相似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导致这些相似点的深层原因。本文将这两个形象进行对比,力图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别,重温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精神胜利法的差别。鲁迅笔下的阿Q和塞万提斯勾画的堂吉诃德,均被认为是“精神胜利法”的典范,但二者在性质上也有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勾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示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与阿Q有显著的差别。

性格及教益的差别。阿Q的油滑、麻木、愚顽、憨拙在其性格的构成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而堂吉诃德性格的构成因素则主要是固执、痴迷、荒唐和疯癫。堂吉诃德的言行虽然荒唐、鲁莽,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文学,他便表现出渊博的学识,议论中常常充满真知灼见,而且富于幽默感,给读者带来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比如堂吉诃德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名誉和美德是灵魂的装饰,没有它们,肉体即使再美,也不算真美。我是生而自由的,我要为自由而生存。……我们对那些深沉苦海中的人,不该再向他们泼水。今在世,明日永诀,小羊迟早也跟大羊一样要上烤肉的叉子。上帝给你的寿命,谁也休想在世上多呆几个钟头,因为死亡是聋子,当它来敲生命之门时,老是那么匆匆忙忙,没有一样东西能挡得住它。无论是武力还是哀求,是王杖或是法冠。不幸永远紧跟着天才。”而阿Q不仅行动盲目,而且出言俗陋粗鄙,与泥沙无异,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种近乎油腔滑调和强词夺理的清醒与机智。堂吉诃德虽然“一生空幻”,但他最后尚能“临殁见真”,以沉痛的含泪的教训告诫自己的外甥女永远不要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因此,他是在领悟到人生真谛以后才离开尘世的。而阿Q则是麻木一生,就是在死到临头时,他还若无其事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悔恨。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造成的差别。鲁迅是抱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写作《阿Q正传》的。事实上,阿Q这个人物也被读者视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鲁迅对中国文明作过深刻的剖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文明必然会养育出卑劣的狼、羊双重人格: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阿Q就是这种狼、羊双重人格的典型:在强者赵太爷、秀才面前,他固然只有挨打的资格;在弱者小尼姑面前,他却敢于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又摸又拧!这种狼、羊双重人格者在权势者面前,绝对逆来顺受,一旦得势,则必定极其凶残,鲁迅是把阿Q作为中国文明的“标本”来批判的。

西方社会虽然也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由于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其终极关怀在彼岸世界,是彼岸“上帝之城”的自由、正义与博爱。堂吉诃德可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文学典范。他相信骑士小说中的荒唐故事,是因为心中有一位正义、博爱的上帝,相信“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相信骑士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所以他不仅相信从前有过高贵、正义的骑士,而且坚信是“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遇险、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我的。……我是有使命的。”总之,堂吉诃德是以“上帝之城”的价值标准作为处事信条的,心中蕴涵有美的光辉、理想的光辉,所以他明知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却要为实现“黄金时代”“重振已经衰亡的骑士道”而奋斗,堂吉诃德与阿Q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他不像阿Q那样一味地服从或利用丑陋的现实人生,而是以一种正义的理想、理念去抗衡和矫正丑陋的现实人生。

堂吉诃德和阿Q不同的人生观念,正是中国儒家文明认同世俗等级社会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彼岸理想来抗拒此岸现实的缩影。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无论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不推崇信仰。中国人在官运亨通时一般信仰儒家,而一遇到麻烦则会逃到道家去寻找安慰。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造就了中国人“中庸”的人生态度。至于下层不开化的平民百姓,如阿Q之辈,有的仅是盲从而已。阿Q的盲从使他成了“替罪羊”,在临刑之前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何要被砍头。

西方文化则执著于信仰,崇尚殉道精神。对基督教坚定的信仰哺育了西方人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文学中也塑造了许多执著于信仰的典范。真理愈辩愈明,堂吉诃德最后终于认识到骑士的荒谬性。他在临终前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清醒了。”“现在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恨已迟。”

结语

骑士文学中的骑士形象,大都是有一个崇拜的情人,而堂吉诃德在“骑士道”已经过时的情况下,中了“骑士文学”的毒。阿Q是在中国这片土地,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积久的小农经济,长期的儒家思想的统治,给阿Q打上了千年的烙印,他没有改变农民的形象,却也是畸形发展的农民形象。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孕育了这两个既具有相似之点,又有同中之异的世界文学典型。他们的差异性为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补、互利、互识、互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较文学学者普遍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阿Q和堂吉诃德因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才成为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典型。

参考文献:

1.晓秋:《品头论足读阿Q》,《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

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