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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此次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李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经济高平台运行的阶段,根据新的统计数字,1979年至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已经相当高了。不过,经济增长是否正常,不在于高或低,而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要看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各种资源最优和充分配置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运行,就会比较紧。其二,要看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如果忽高忽低、波动剧烈,则对经济破坏非常大。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经济波动的幅度不大,这说明中国经过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宏观调控水平,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是健康的。
汪同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国策咨询专家):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一些新特点。2003年以来GDP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各项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2007年以来的新问题是,价格上涨明显。从目前情况看,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放慢一点,如果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过热”就会从可能变为现实。
王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本次会议提出“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这从未来几年宏观经济的重点和发展的主导趋势来看是正确的。从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看,第一,整个经济的基础性支撑如货币、能源、交通仍然是一个过剩的格局;第二,基础设施投资从2007年1至10月份的数据来看不是太高;第三,物价上涨比较明显,但还属于结构性上涨,而结构性物价上涨一般不会演变为全面的需求膨胀。所以,这次会议仍然强调要扩大内需。
记者:宏观经济最近被普遍关注的热点就是从“一防”到“双防”,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价格上涨是否有内在联系?
李扬:“双防”的提出,显然与中央对目前形势总的判断有密切关系。其实这两个是一致的,物价上涨通常和经济增长过快相关联,增长过快则各种供应弦绷得比较紧,才会出现物价上涨。从2007年11月开始,对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一再调高,一高就可能出现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物价上涨成为一个必然结果。
汪同三:经济过热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某些部门还存在“瓶颈”;二是价格的明显、普遍上涨。而经济过热又会导致价格的上涨,这两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防止经济过热讲了一两年,但“防止明显通货膨胀”,是2007年的新提法。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价格上涨的负面结果。当前我们防止通胀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防止经济过快增长,二是要将投资增长的幅度降下来。
记者: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已实施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张承慧(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以来,尽管实体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经济运行中的隐患仍然存在,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在2007年前9个月运行相对平稳的情况下,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突然抬头,同比增幅比2006年同期高13.9个百分点,同时1到10月份新开工项目总投资同比增长26.5%,达到2006年5月以来最高增速;另外从2007年5-月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加快,近期更连续3个月超过6%的增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3.2%,为2007年以来最高增幅。由于PPI大幅上涨很可能传导至CPI非食品价格部分,2008年将可能面临核心通胀压力。同时,货币供应量偏大,信贷投放过多。2007年以来,代表通货和存款的M2增速一直维持在17%至18%左右,超出了央行16%的调控目标。贷款增速也明显过快,1至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5万亿元,而2006年全年新增贷款为3.18万亿元,15%的增幅指标已基本用完;外贸顺差仍然过大,外汇储备增加过快,至10月末,外贸顺差同比增加59%。2007年1至9月,外汇储备同比增加45.1%。尽管今年央行5次调高利率、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发行特别国债回收流动性,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仍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整个经济社会“过热”、减轻通胀压力和减小银行的信贷风险,2008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势在必行。央行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冲动,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记者:在提出“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央也提出了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怎么看?
汪同三:“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由于外贸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目前我们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比前一段时间更加严重了,必须从货币政策上加大力度。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则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减少国债的投放额度、减少财政赤字的规模,有点紧缩的意思;二是我们还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财政支出和发行必要的国债,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如改善民生、统筹区域发展等等,都还需要财政的支持。
张承慧: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也应注意控制节奏和把握力度,并与其它相关政策协调,避免给企业经营造成太大压力和对实体经济形成过大冲击。
记者:此次会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要“加大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这似乎深层次关系着“双防”与“从紧”?
李扬: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双防”,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央把民生问题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高物价是高增长的结果,高物价对生产者有好处,但对消费者不利,尤其是物价上涨迄今还在食品领域,考虑到收入越低食品在消费结构中占的份额越大,低收入者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上涨不仅是平衡经济波动的手段,还要兼顾社会稳定的考虑。我理解,民生作为决策因子的分量将越来越重。
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保持房价稳定。流动性过剩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来,中国房地产业的大背景是“钱松地紧”。“钱松”指的就是流动性过剩,钱多了,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就都火了,太火了就会过热,所以,现在钱要收。在“地紧”即土地供应紧张的问题上,国家也有一系列考虑。国土资源部已发文件,调整建设用地结构,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一个又好又快、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必须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好的市场,主要指好的市场价格体系和市场交易秩序;二是好的产品,主要指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方面;三是好的制度,主要指廉租房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前几年,我们在信贷、税收方面出台了许多措施,其政策取向都是抑制需求,特别是投资性、投机性购房需求,这是必要的。目前更重要的是从供应入手进行调控,主要指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房的供应。
记者:2008年经济工作的第八项任务中,提到了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宏观经济发展层面有何内在联系?
祁述裕(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四大转型,一是公众需求从物质需求为主向物质、精神需求并重的阶段转型,支撑这一转型的是中国人均GDP已进入1000-3000美元阶段;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主要由物质推动向由文化和精神的需求推动转型,实践表明,20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使环境、社会等难以承受,增长无法持续;三是中心城市由生产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转型,这一转型要求文化娱乐业大发展、大繁荣;四是外贸出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型,过去我们强调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些产业的产品文化和服务含量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必须转型。顺利实现上述四大转型是增强软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有力推动这些转型。
(摘自2007年12月7日《解放日报》记者/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