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办坏事,少些再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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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干坏事的人，很少；存心干坏事的记者，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好心办坏事的记者，一直并不少见。

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发出报道《5・12英雄老师谭千秋：一个被编造出来的英雄?》，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凉。

汶川大地震两年后，谭千秋救人事迹涉嫌造假的帖子在网上流传。经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最初报道的被谭千秋老师所救的4名学生，只有一人是真实存在的，而另外5人则不存在。

现任东汽八一中学副校长的唐祖贵说，“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英雄的事迹给当时的人们一个启迪，一个思想上的依靠，至于实际的情况，不好讲，也不能讲。”

东汽中学70岁老校长张天明说，大人们在这件事上说了谎。谎言一旦产生，就仿佛有了生命，越长越大，也没人敢当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宣传、写书、拍电影……都出来了，谁也控制不了局面了。后来还评为烈士，再后来各家媒体把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又重新报道了一遍。这个事或许造假者心里有数，但是谁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苏教版语文小学课本第十二册第六课《最后的姿势》，根据新闻报道改写了谭千秋的事迹，成为六年级学生的课文。张天明一再强调，自己出来揭穿此事，不是为了给谭老师的家人难堪，而是觉得“教育和新闻一样，真实性是生命，如果都说假话，那不是玩命吗?”

有评论说：坏就坏在一些媒体，为了某种利益和需要，追求高大全，对一些细节作了取舍，捕风捉影、添油加醋，追求完美。

好心办坏事的新闻，还体现在批评报道中。为了“民意”，为了为民众出气，大棒挥舞，杀气腾腾，上纲上线。如前段时间对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的评论――

《郭德纲，臧天朔喊你一块吃饭》：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不知道郭德纲隔三差五的“疯言疯语”，是否已是到了灭亡的边缘了呢?

《郭德纲不能太缺德了》：德纲现今不缺徒弟，不缺观众，不缺房子不缺钱。但是，他缺德，缺少道德，缺少艺德，缺少口德。

《郭德纲的嘴与徒弟的拳头：哪个比法律还牛?》：对这种得意忘形之辈，法律就应该严惩，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这种品德，应该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再如信息公开，很多人包括记者、评论员认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行政机关都必须公开，即所谓的“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有的人就据此强行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公开一些需要加工整理的信息、工作过程中的信息、或者其他一些虽然法律没有禁止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宜公开的信息。行政机关不公开，就是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不作为，就是与人民的知情权作对。

其实，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后向东在《哪些信息要公开究竟该由谁来裁判》(《人民日报》，2010年8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禁止公开的3类信息，也规定了必须公开的25类信息。除此之外，法律没有作进一步的规定。这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疏漏，而是因为法律的边界只能划到这个程度。法律只能禁止人们去干坏事，但无法强制要求人们都成为好人。强制公开和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可以由法律来约束，除此之外，法律就难以作出更进一步的规定，就得靠政府自觉和自身建设了(这才是记者该发力的地方)。

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多。改革就是利益调整，新情况新问题，说到底都是权益问题。权利就是利益。人人争权、人人维权，人人都觉得是弱势群体，人人都是大爷，一戳就跳，都惹不起。怎么看?

首先，是好事，是进步。过去，人们的权益有名无实，被侵犯也是吃哑巴亏。现在，权益具体化了，看得见摸得着。争权维权，有些乱，是必然的。其次，过度就是坏事，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乱套了。

权利、利益，说到底是个法律概念。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不会看，标准或者说依据是什么?一个是法律。懂法，看门道；不懂法，看热闹。另一个标准就是基于事实的辩证理性，不要情绪化，避免想当然。情绪化太盛，“见风使舵”，一味迎合社会或上级的“形势需要”，几乎没有好的结果，即便真是“好心”、“好事”，几次三番后、谁还听?谁还信?

故，记者得补课，一是法律课，一是辩证法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