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子未必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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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和家庭观讲究“多子多福”，多胞胎往往被当作天大的喜事。然而，随之面临的体弱多病和抚养压力，多胞胎带来的“巨大喜悦”很快便变成“巨大痛苦”，绝大多数家庭由此陷入困境。
世界上一些国家将三胞胎以上的家庭定义为“灾难突然降临的家庭”，列入救助行列。而在中国，对多胞胎家庭一直缺乏必要的法定救助机制。
镜头一：长沙街头的四胞胎
20007年3月15日，一个多胞胎家庭出现在长沙街头――年迈的何老太带着四胞胎孙子（女）从几百里外的永州道县，来到长沙寻求帮助，原因很简单：对祖辈以务农为生的何家来说，将一胎生出的四个孩子养育到4岁，已冲破了整个家庭经济承受力的极限。
齐刷刷的四个孩子――何元、何承、何强、何宝艳，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圆脑袋、大眼睛，连笑起来都有一模一样弯弯的嘴角。何老太说：“因为养不起，他们四兄妹从生下来不到一岁就分开了，老大、老四跟我们老两口在道县过；老二、老三跟爹妈在汕头。一家人苦撑了四年，如今我们老两口越来越老，眼看就干不动什么活，孩子爹妈在汕头打工赚的钱只能糊口，可是孩子们越来越大，用钱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多，今后上学又怎么办？我们听说政府能帮助我们这样一胎生四个的人家，就来省城看看，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四胞胎的父亲何丁厚告诉记者，他家这四个孩子是2003年1月2日出生的，出生时大人孩子都十分危险，因为产前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产妇怀的是三胞胎。可产妇怀孕到第8个月，出现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剖腹产，在第三个孩子生出来后，医生才惊讶地发现产妇肚子里还有第四个孩子！
一个孩子哭，另外三个孩子跟着哭；一个孩子准备二十条尿布，四个孩子就是八十条尿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大人带不过来四个刚出生的孩子，何丁厚回忆起三年前，四胞胎出生后回到家里的情况还“心有余悸”。四个孩子不到一周岁时，经济的困窘就让何丁厚夫妇不得不外出打工。
每个月儿子、儿媳在外面赚得多的话也只能省下五六百元钱。而小孩刚出生那会，一天下来，就得花去100多元。儿子儿媳打工赚的钱对于抚养4个小孩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抚养4个孩子，家中已经借了近10万元的外债。“该借的亲戚、邻居都借遍了，再过一年，孩子就要上学了，真不知学费在哪里？”眼看家里实在无奈，何家于是带着四个孩子到长沙求助……
镜头二：知名度最高的多胞胎母亲
“我现在是不怕城管，不怕警察，就怕刮风下雨。” 许勤英说。这位河南籍的四胞胎母亲，用一辆三轮车载着三儿一女于2006年“两会”及2005年“十一”期间在京乞讨，因而两度成了京城报章的新闻人物。
尽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求生存的多胞胎家庭很少，但是，由于多胞胎纷纷降生“贫困之家”，几乎每个多胞胎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生存经”。
为了让看过报道的好心人欲捐助孩子们时能顺利地找到自己，头脑活络的许勤英置办了一部小灵通。不久前，记者拨通了许勤英的小灵通。下午我们来到许勤英隐藏在建筑工地内的家。几个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在平房门前的空地上乱作一团，有的手里拿着碗，正用手抓面条吃；有的摔倒在地；有的围在一个年轻男子身边等着他把碗里的面条喂进嘴里。
这个六口之家的居室，是个十多平方米的灰暗空间。许勤英打开灯，一个“乱”字扑面入眼！这分明是个“窝”呀！屋子里最显眼的是两张铁架床，床上乱糟糟地堆满被子，横贯屋子的一根晾衣绳上搭挂着数不清的衣服……
许勤英告诉记者，孩子出生后，她捡来人家扔掉的旧棉套，洗干净后，给孩子们做棉裤，一连熬了多少个通宵，一下子做了25条。
人家听说她怀了四胞胎，纷纷说：“你这四个孩子生下来，国家会管。”
她就跑到医院去问，像我这种情况，在这里生孩子是不是不用交钱，人家说“该多少你交多少”。
“在北京，我们根本生不起孩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我就回老家了，是在商水县医院生的，剖腹产。”
“医生没有提醒你多胞胎可以减胎吗？”记者问。
许勤英摇头。但对这个问题，她显然想过：“小的时候减，你也不知道哪个有毛病，要是把没毛病的减了，有毛病的留下怎么办？我喜欢姑娘，要是把姑娘减了，只留下儿子怎么办？”
“大宝生下来就放进暖箱里了，不睁眼，二宝也是。我是大出血，流了两大盆血，脸白得像纸一样，但是没有钱，医院不给输血。我爸跪在地上，求医生：‘我保证把钱给你们，救救我女儿吧！’孩子那边浑身青紫，我这边人要死，我哥哥他们几个人回家借钱，借不来。后来，我爸找到医院领导，这才给我输了两袋血。一输血，我就清醒过来了。”
许勤英说，她当时生孩子也上电视了，但是，没有得到什么资助。而因为孩子们一开始被用奶瓶喂养、她自己剖腹产生命垂危，孩子们一直没有吃母乳靠奶粉喂养，一家人的生计越来越艰难。
孩子年过七旬的爷爷几番求助民政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让等，“等有钱了就给”。等到2005年9月，孩子一岁了，“钱还没下来”。这时，许勤英听说了河北沧州五胞胎在北京获得资助一事，也想走这条路……
镜头三：蕲春县有个“三胞胎窝子”
以下是2007年4月9日，湖北日报多胞胎家庭追踪调查报道中题为《被巨大喜悦遮盖的苦难》中的一段，充分反映了多胞胎家庭的困境
7年前，《楚天都市报》曾报道了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刘友红带着三胞胎在武汉沿街乞讨的新闻。记者前不久回访时，却误打误撞，闯进了八里湖的“三胞胎窝子”。
一听说要采访三胞胎，村民们就把记者带进了农场二分场的邓云龙家。6年前他们生育了3个儿子，农场以为他们是“破坏计划生育”，一问才知道是三胞胎。
邓云龙刚从福建打工回家，在外赚钱不易，他只给儿子带了一点糖果、饼干。
接着，记者又被村民稀里糊涂地带进了第二个三胞胎家庭――农场火柴厂的龚小清家。12年前，她生下了三胞胎，也全是儿子。最让龚小清揪心的是，她发现3个儿子都是弱智。原先她还在想，哪怕是没有文化，3个棒小伙子做苦力总可以吧，但上帝却“刻薄”到连这点梦想都无情地剥夺了。
记者发现，这家的三胞胎兄弟虽然12岁了，却连简单的算术、识字都不会，做作业都是妈妈做、儿子抄。龚小清指望武汉有一家医院开恩，让她的3个儿子能做一次智力检查。傍晚，天色已很昏暗了，3个儿子趴在门口的小桌上做作业，妈妈还舍不得开灯。
最后，记者来到要回访的刘友红家，这又是一个苦难的三胞胎家庭。
因为此前已有两个女儿，1999年2月，刘友红生三胞胎时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她只好躲在外面生产。
没钱买奶粉，1999年夏天，刘友红和婆婆一起，用竹篮子、背篓，挑着、背着二儿一女三胞胎到蕲春县城、黄石、武汉乞讨。有一次，他们在武汉繁华地段摆摊乞讨，被带到派出所。那天，正好是刘友红的生日，警察得知详情后，不仅没有处罚，还给他们买饭吃。
为了喂奶，刘友红常常是一个人炒一个菜吃，吃七八碗饭还只吃个半饱，老板不耐烦了，说：“你点一个菜，让5个人吃饭（4个小孩吃奶），那不亏死我了？”
在武汉乞讨的3个月里，刘友红讨了1万多元，尤其是在归元寺、宝通寺乞讨，香客多、善人多，半天可以讨到三四百元。刘友红说，孩子长大后，一定要到这两个寺去还愿。
在武汉，还有人表示愿意出一两万元“买”一个小孩养，被刘友红拒绝了。她说，要死要活都要在一起。
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刘友红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种田地，加上家里接连遭受意外，去年夏天，刘友红病倒了，精神恍惚，治病花去不少钱，田地也荒芜了。过年了，村里给她家送来两条鱼，远在建始县的娘家也寄来了猪腿、茶叶。她说，猪年里，也该转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