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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现实的动荡多变
美国的六十年代是南北战争以来社会震荡最剧烈的年代,从刺杀肯尼迪兄弟到谋害马丁・路德・金,政治谋杀、种族仇杀和一般凶杀等社会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和反对越战的校园运动等社会风潮汹涌澎湃;性自由、嬉皮士和摇滚乐等生活方式弥漫社会各个角落。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所比喻的那样:“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像一场由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正是这样的动荡社会,为新新闻主义报道的兴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题材,面对这些异常丰富的素材,沃尔夫、梅勒等一批新新闻记者高度关注社会现实,敢于打破传统运用新型写作手法进行新闻报道。在如此混乱复杂的社会事件面前,不只是这些新新闻记者,广大受众也已不满足曾经的传统模式的新闻报道所提供的那些只言片语,甚至厌烦那些被传统报道模式歪曲的社会现实,而新新闻主义者则对其进行了另一种更加深刻全面的报道。可以说,新新闻主义报道在如此混乱之际反而“因祸得福”,为自身找到了继续发展下去的理由。
二、与越南战争的关系
说到美国的六十年代,就不得不提到影响重大的越南战争,而越南战争对新新闻主义报道的兴起、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为新新闻主义报道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的沃土。
第一,越南战争应该可以算是一场媒体广泛参与的战争,广大民众也只有通过媒体来了解战事,所以此时“怎样报道新闻”的问题变得严峻。尤其是传统媒体,没有电视媒体直观的优势,只能在报道手法上下功夫,于是出现了一批反映战时士兵个人的内心感受的新新闻报道,从一个新的角度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战争。第二,当时的电视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娱乐界的周报《变化》曾披露,约翰逊政府对电视新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禁止播放有关美军在越难村庄防火,南越部队杀害或折磨犯人,美国士兵在战斗力受伤以及反战和反征兵示威等新闻。”那么这时电视媒体受到限制,人们更希望看到不同于官方新闻的报道,这就又为新新闻主义报道提供了条件。第三,越南战争对于美国而言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不仅因为其参战人数之多、影响重大,而且是对于美国而言的一场败战。美国从上到下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有学者也将越战的根源总结为“骄傲、个人的和国家的骄傲”。美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死伤人数、美军的惨重损失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是不可能通过作为政府传声筒的传统新闻报道来传播,而新新闻主义反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事实。以反战游行示威为主题背景的《夜幕下的大军》就是新新闻主义与越战题材相结合的一个优秀作品。
三、文化的叛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中曾经对国家和民族崇拜的热情遇到了危机,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第三章“六十年代文化情绪”中对当时的美国激进主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除了在风格和布局中的形式革命外,则基本上是叛逆性的,因为它的冲动来自愤怒……六十年代最明显的表现是情感的规模和强烈性,这种情绪不仅是反政府的,而且几乎完全是反体制的”之前所提到的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都使美国人普遍产生了对国家制度或当下生活方式的怀疑、不满、于是,一场反主流文化运动在这时的美国掀起,主要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文化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生活方式。
此前的新闻报道俨然以权威、官方的面目出现。它们以权威的语气陈述事件,不允许人们怀疑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新新闻主义却是对这种权威和霸权的挑战和蔑视。这时新新闻主义所提倡的“主观介入”、“内心描写”、“记者想象”等新型报道方式也体现了“反叛”的色彩。新新闻主义作品关注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如暴力行动、反战示威等,他们把自己放在与读者一样不知情与平等的地位,与读者一同探究事件的根源和秘密,从而使读者可以从事件的开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了解事件和人物去发现一个真实版本。
四、电视媒体带来压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电视业蓬勃兴盛的年代,也是美国电视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曾经人们对报纸的信赖在这时都投向了电视,有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更愿意自己亲自“看到”新闻,“亲临”新闻现场,“眼见为实”。由于电视的直观、形象、视觉冲击等优势,使得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的报纸、杂志意识到了对新闻报道手法进行革新的必要,由于报刊不能像电视那样及时地、直观地传递信息和事件,所以记者们只能在文字上下功夫,只能借助文字描述的优势,更细腻、更深入地挖掘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思想,力求在深度上做的更好。所以,新新闻主义报道手法就迎合了这样的需求,强调深入人物和事件,对人感受、直觉、内省的描写远多于所谓的思想和观点的陈述,这样的作品似乎在深度和感受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