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与反制假行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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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假冒伪劣商品这一社会经济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代表个人理性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代表集体理性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之间矛盾的均衡发展及其结果。
模型的描述
不失一般性，可考虑一个由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两人博弈模型。企业的行动空间为（制假，不制假），政府的行动空间为（查办，不查办）。假设企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获得收益为R1,不制假而从事正常商品生产可获得收益为R0 ,且有R1>R0 ；如果企业制假而被政府发现，则将被处以罚款F；政府对企业的查办成本(含对举报人的奖励等)为C。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假设博弈双方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是共同知识，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且博弈仅进行一次。以下分两种可能的情况进行分析。
若R1-F>R0，或者R1-R0>F，即企业因制假而获得的超额收益大于因制假而可能被罚款的数额。在此情况下，将出现纳什均衡（制假，查办）。因此假冒伪劣商品将不可能被遏制，而只会继续泛滥。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恰恰与我国目前的情形相符。正是由于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商的处罚力度过小，以至于远远小于不法企业因制售假货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才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
若R1-F≤R0， 或者R1-R0≤F，也就是说企业因制假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不超过因制假而可能被罚款的数额。此时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由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可知，必定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假设企业以概率θ制假，政府以概率r查办。则由支付等值法，给定θ，政府选择查办(r=1)与不查办(r=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Пg (1，θ) = θ(F-C)+(1-θ)(-C) = θF-C
Пg (0，θ) = θ・0+(1-θ) ・0 = 0
令Пg (1，θ) = Пg (0，θ)，即θF-C = 0，可得θ*=C/F。
同时，给定r，企业选择制假(θ=1)与不制假(θ=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Пf (1，r) =r(R1-F)+(1-r) R1= R1- r F
Пf (0，r) = r・R0+(1- r) ・R0= R0
令Пf (1，r) =Пf (0，r)，即R1-r F= R0 ，可得r*= (R1-R0)/F。于是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θ*，r*) = （C/F，(R1-R0)/F），即企业以C/F的概率制假，而政府以(R1-R0)/F的概率查办。
由此可见，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制假的概率取决于政府对企业的查办成本C与罚款额F的相对大小。而政府查办的概率则取决于企业制假的超额收益(R1-R0)与罚款额F的相对大小。
模型的引申
以上分析暗含着一个假定：在企业采取“制假”行动时，只要政府采取“查办”行动，就一定能破获企业的制假行为。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企业的制假行为并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查出来。
此时企业和政府的支付函数分别为：
Uf =θ(R1- r*p F)+ (1-θ) ・R0 （1）
Ug =r*(θp F-C) （2）
对（1）式求关于θ的偏导，并令其等于零，得r*= (R1-R0)/(pF) ；
对（2）式求关于r的偏导，并令其等于零，得θ*=C/(pF)。
因此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θ*，r*) =（C/(PF)，(R1-R0)/(PF)）
也就是说企业以C/(PF)的概率选择制假，而政府以(R1-R0)/(PF)的概率选择查办。
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制假的概率θ*取决于C、P和F。政府查办的概率r*取决于R1-R0、P和F。我们的目的是既要降低企业制假的概率，又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企业进行查办的概率。为此，政府可采取如下措施:
加大惩罚力度
这是最易于操作，也最为有效的一种打击和遏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手段。只要罚款额F足够大，就可以使均衡状态下企业制假的概率C/(pF)大大降低，同时可降低政府对企业查办的概率(R1-R0)/(pF)，从而减少政府的预期打假总投入。
努力降低对企业的查办成本
政府对企业的查办成本越低，企业制假的可能性也越低。因此，政府应通过改善有关管理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办案效率等手段将查办成本尽可能降低。
提高对企业制假行为的查获率
政府对企业制假行为的查获率与企业制假的概率直接相关，两者呈反向关系，因此应尽可能提高查获率。具体可通过完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倡导全员参与打假行动等途径实现。
由均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只能将企业的制假概率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而难以使其降为零（因为C、F、p均大于零）。这就意味着假冒伪劣商品不可能完全灭绝。这一结果不免有些令人失望，但它与现实是相符的，即便在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杜绝伪劣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