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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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现实中的生态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既有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基础。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的研究不足与未来的研究取向。研究发现：①国内对耕地价值核算的研究多沿袭国外的理论框架，且对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划分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②耕地资源外部效益的估算方法应区别对待，且缺少不同方法与途径的比较研究；③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在时空分配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④缺乏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模式与执行效率的研究。进而提出：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耕地价值核算理论框架的整合，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标准及其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推进CVM等价值评价方法等在资源开采矿区生态补偿及资源综合成本核算方面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治理政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3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9

耕地是保障人类生存和生活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资源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此，国内外学者从生态治理的视角对耕地的功能属性、影响因素与调控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耕地价值评估不科学、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评述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的研究进展，并剖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求为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制定科学的耕地保护政策奠定研究基础。

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与核算

1.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

就耕地价值的构成而言，当前研究一般基于三种分类框架：一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类。这一理论认为耕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产出价值，在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景观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2] ；二是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分类。Krutilla认为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源于公众对保护资源有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它与人们是否使用它并无直接关系[3] ；三是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的分类[4] 。英国学者Pearce认为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

国内学者对耕地价值的划分多是基于耕地功能属性的角度，认为其包括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2，5—6] 。而部分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从资源价值量化的角度将耕地资源价值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7] 。实质上，耕地资源价值的三种分类互有重合，马文博认为市场价值是指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其非市场价值包括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耕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中的游憩价值等和社会价值中的社会保障价值等这些通过人类对耕地资源的使用形成的价值即为使用价值，而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中所蕴含的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馈赠价值等耕地资源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价值即为非使用价值[8] 。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耕地价值的研究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耕地非市场价值所包含的构成内容互有重叠，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其次，多数学者将耕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对其各个构成部分（如耕地的水土保持价值、空气净化价值、景观环境价值、存在价值与遗赠价值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异缺少研究，不足以正确认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内涵，未能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2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通常包括其经济价值核算、生态价值核算与社会价值核算三个部分。其中，前者具备完善的估价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其技术难点在于获得可靠的耕地年净收益；生态价值核算的理论体系相对完整，国内多以谢高地等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简单修正后代替，但这很难准确反映出不同区域耕地的生态价值的差异；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均可以采用替代法评估[1] 。总体而言，由于后两者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核算是当前研究的难点，而指标替代核算方法往往低估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导致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9] 。

王 迪等：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就耕地非市场价值核算方法而言，当前主要有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RPA）与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s Approach， SPA）两种。RPA是通过考察人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间接推断出人们对环境的偏好，以此估算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享乐价格法、市场成本法和效益转移法等。而SPA是通过设定一个假象市场，采用调查方式推导出环境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主要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两种[9] 。以上方法中，以享乐价格法、旅行费用法与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 CVM）等最具代表性。其中，CVM方法是以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的非市场价值。CVM方法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改进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补偿及环境价值损失的各个领域[10—13] 。然而，CVM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CVM基于假设条件的问题安排，调查结果受受访者个人认知水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二是CVM还存有各种偏差，如信息偏差、策略偏差、支付方式偏差、起点偏差、假想偏差、样本—整体偏差、替代性偏差等。

综合而言，当前研究过多的关注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核算，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缺少行之有效的行动支持[14] 。再者，当前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研究多是基于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而同时对其支付意愿与补偿意愿进行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