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统计有望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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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家部委酝酿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中国落实“绿色gdp”将迈出实质一步
2009年岁末,一份涉及到资源、环境、生态三大领域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正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工信部、统计局等多个部门做最后一轮的意见征求。这一指标体系由85个一、二级的考核指标组成,将全面反映中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状况。
“这是中国第一次从全局角度统一梳理全套资源环境生态统计指标体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将一些从前不公开的详细指标数据公布于众,也是史无前例的,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勇气。
一如经济核算中的“投资”、“消费”、“CPI”、“PPI”等指标一样,在日后大的环境概念领域核算中,类似的耳熟能详的指标将从这85个指标中产生。《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此“指标体系”实施后,可能由国家统计局牵头负责统计,每年一次。
胡大源说,这将使得中国进一步落实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有了技术数据基础。
“绿色GDP”核算
“绿色GDP”,这一由英国学者希克斯在1946年提出的理念,数年前被引入中国。绿色GDP怎样进行核算,备受社会关注和期待。此指标体系的成型,让绿色GDP得以细化核算,解决了“概念落地之难”。
“这个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弥补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缺失造成的不足”,胡大源教授分析说。此次“指标体系”也正视当下的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积极研究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价值度量方面,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得的本指标体系方案讨论稿显示,此体系共包括一级指标54个、二级指标31个,总共85个指标,经过了前后持续一年多的起草,此前已经数轮征求意见。
这套指标体系提出了考核“绿色GDP”的解决办法――建立“度量系统”。根据酝酿中的方案,指标将以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为主,结合有关价值量统计,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退化的情况及其影响。
“此次体系中的指标可获得性很强,数据收集具有可操作性。”获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教授告诉记者。指标体系中酝酿的考核指标,包括了环境质量指标、环境治理指标、生态类指标等。
其中,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合格率”、“地表水水质达标率”、“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区域人口的比例”;环境治理指标包括“工业废水COD去除率”、“城镇污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生态类指标包括“森林碳汇量”、“水土流失面积”、“地下水超采面积”等。
以往的环境统计框架中,对大气环境的统计主要集中于“工业企业废气”和“生活废气”,此指标体系则涵盖进了“环境质量”、“环境治理”指标。
“‘能源的进口量’指标是指标体系的一个亮点。”杨志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能源净进口量”,指报告期内能源进口量与出口量之差,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净进出口量的总和。“矿产品净进口量”,此指标指报告期内各种矿产品进口与出口总量之差。
中国部分资源长期以来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对进口的依存度在逐渐提高,2008年我国石油进口占总消费量以及进口铁矿石占国内需求量都占到一半以上。杨志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将资源进出口指标加入资源类指标,体现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理念,将更能科学反映中国资源约束的强度。”
减排统计先行
在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重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至45%。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减排指标的实现拭目以待。此指标体系提供了中国碳减排的度量基础。
在中国政府确定了碳减排目标后,如何实现自我监督,备受国际瞩目。而中国实现自我监督的基础性工作,即是着手碳排放指标体系的构建。
此次方案明确,政府将尽快制订完成关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相关指标,并“注重与国际接轨,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在指标体系中,“森林碳汇量”是反映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此指标解释为“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固定的二氧化碳与同期森林转化利用、森林遭受火灾等破坏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差值,反映当期通过森林形成的净固碳量”。其指标由国家林业局每5年对外一次。
“实现承诺的减排,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理清‘环境’概念下的统计标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全球副总裁、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黄杰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
黄杰夫说,中国政府只有首先搞清楚自身的碳源、碳汇在何处,数量有多少,才能指向未来的环境总量控制工作,进而开展计划中的国内、国际范围的碳交易,迎接碳减排时代的到来。
前不久,黄杰夫就遇到甘肃一家浮法玻璃厂的咨询。这家企业正在推进从“重油”到“天然气”的技改项目,想了解是否可以申请到碳交易资格,在碳交易中获得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资金。
“这毫无疑问产生了碳减排量,但是由于其前期没有经过CDM机制的审核,现实就是,无法产生碳的实际交易。”在黄杰夫看来,中国尚缺乏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碳排放交易的游戏规则,没有这样的规则,就会给国内一些相关企业的利益带来伤害,而这个指标体系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体系和规则。
杨志教授也谈到,必须要有相适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指标,才能实现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如果现在直接出台全面统计结果有困难,建议先出台全面统计碳排放量的时间表。”
统计的透明化期待
“这套指标的另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国家统计局解决协调起来可能并不顺畅的指标统一问题。”在胡大源教授看来,包括资源环境领域在内,此前各部委之间的各种指标五花八门,有的指标重复调查、交叉调查、而有的指标则缺少甚至根本没有。
这一问题理所当然地在本次讨论稿中受到重视。讨论稿显示,中国将通过指标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先前资源环境统计也存在着的数据渠道分散、口径不统一、统计基础比较薄弱等问题”。
胡大源介绍说,世界上很多国家业务主管部门也都有各自的数据统计,但国际上也有一个惯例,就是择优选择,“谁能做好就谁来做”。
“如果其他部委在资源环境方面统计的数据做得足够权威有公信力,那就可以由业务部委来做,但是反过来说,在这个平台上接受社会监督,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被拿走。”胡大源说。
另一方面,中央统计部门、地方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望在此次的资源环境统计领域被厘清。
长期以来,民众之所以对统计抱有成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担心地方政府对数据的不同程度的干预。地方统计系统隶属地方。
“按照层层上报、累积起来的统计方法,地方瞒报或者多报,积累起来就会偏差很大。”胡大源教授分析道。由此就造成了一个统计上的“跷跷板”:在体现经济发展的指标上,地方政府低报资源环境数据;而在申请环保资金时,又大大高报这一数据。而此次方案的搭建,也让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搭建在了一个平台上。
《财经国家周刊》注意到,在征求意见的讨论稿中,每个大类的指标下分级设置了具体指标,各个具体指标的数据来源和频率都作出了明确界定,其中大部分为一年一次,少量指标为一季度一次,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去除地方不同利益驱动下的统计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