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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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过去一阵子了，忙碌的日子冲淡了心中的情绪。我以为自己已经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了。可是，那晚接完魏道兴父亲的一个电话，苦涩的滋味又漫上心头。

我们一家正在吃晚饭。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心头猛地一颤。是那个去世不久的孩子魏道兴的父亲！我忙问：“最近还好吗？奶奶怎么样了？”

魏道兴的父亲叫魏太贵。只听他一声长长的叹气，说：太惨了，奶奶她伤透心了，还是经常落泪，大家都在劝她要节哀保重，人死不能复活。停了一会，他告诉我，过几天就要出远门打工去了，因为救治孩子欠了太多的债。临行就想给我打个电话，感谢我为道兴所做的一切。听得出来他始终在强作镇静压抑着自己。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是说了些很对不起，没帮上忙。还有就是希望他外出打工顺利，有事联系，等等。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眼前晃动的就是那个孩子可爱的模样和他冷冰冰地停在太平间的一幕。

放下电话，吃饭的胃口全没有了。7岁的儿子对我说：“妈，你的声音哑了”。丈夫看着我，说：“那孩子在天堂里一定会把病治好的”。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认识魏道兴是因为那个叫魏冬梅的热心人。这个家在农村的老伤残军人，五六十岁了还一个人在福州城里补鞋踩三轮车挣钱养家，家境贫困却始终有一副热心肠，一有空就为那些陷入困境的老乡四处奔忙。因为一次采访认识以后，他几次找我反映情况，希望“登报曝光”，总认为记者“能耐很大”。讲真话，我曾经有点烦他，因为，很多时候新闻监督并不能解决什么，有时稿子甚至还发不了，而记者也是靠挣工分吃饭的。

那天，魏冬梅跟我说有个老乡13岁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几年下来光换血就花费了20多万元，家里已是债台高筑，想请我作个报道，呼吁社会捐助。他怕我拒绝，特别强调说，那孩子读书很好，很可爱的。

我知道，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俗称“血癌”。在我国10岁以下小孩特别是男孩发病率很高。报社过去对这类新闻发过不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兴趣。我有些犹豫。

第二天，我实在挡不住魏冬梅的恳求，就来到了附属第一医院。魏道兴的父亲和魏冬梅把我领到小道兴的床前，只见他躺在医院过道上，手上挂着吊针，脸色惨白，但虎头虎脑的，一副懂事而且安静的模样。作为一个7岁男孩的母亲，我心里顿生怜爱之情。

魏道兴的父亲看起来老实本份不善言表，但从他的脸可以感受到对记者迫切的求助和感激之情。他用苦涩的语气告诉我，小道兴书读得不错，虽然得病5年来，时常为治病中断课程，但每回返校考试都考90多分。他还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小道兴每两个月要换一次血，每次换血都要5000多元，家里实在没能力了。如果不换血，那就只有看着他死亡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低下头靠近小道兴问，你将来治好病，想干什么工作？道兴侧过脸小声回答：要当记者。我问：为什么？这时道兴眼角滑落一行眼泪，他说：“因为记者可以救人”。我抓拍了小道兴这时的表情，可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滋味，只能安慰他几句后，回报社发稿。

当时，福州几家报纸都在关注弱势群体。报道连同文字和照片一并在我们报纸的“党报热线”版上刊登了。报社还为道兴组织了一次义卖捐款活动。报纸是由报社小记者在繁华的闹市上卖的，然而，收获甚微，街头的群众对5角一张的报纸表现得十分冷漠。孩子们都疑惑说，这个社会怎么了？

稿件发表后几天，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位孩子因为患白血病已经去世、自己不久前又下岗的母亲，却捐了100元。她说，这是一个同病相怜的母亲的心意，愿他们的孩子平安，早日康复；

一位父亲教自己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把家里给她过生日的费用全部捐给了道兴哥哥；

福州市琅岐中学的同学们发起了捐款活动，汇集了3000多元零用钱，交给了道兴同学；

几个同宿舍的大学女生看到报纸上对道兴的报道，大家捐出了零用钱，并表示暑假她们要一起去打工挣钱，把钱都捐给道兴治病。

由于白血病一直靠换血终究不是办法，魏道兴的父亲在热心人的提议下，决定还是要想办法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他们一边把道兴的血液情况传给中华骨髓库，请求寻找配对血型，一边四处筹集费用。造血干细胞移植一般需要25万元，这对他们来说，无异天文数字。但为了孩子，奶奶说，就是讨，我们也要把钱凑足。

道兴妈妈打工的厂里，老板和工友们看到报道后凑了2万元表示爱心；

村里的乡亲也在村党支部的发动下自发捐款，东家一点西家一点，凑了2万多元，乡亲们说，道兴是个好孩子；

道兴所在学校的师生也捐助了4000多元，师生们说，道兴是个好学生。

就在村子里为道兴捐款的那天，魏冬梅把我请到道兴的家乡。这是个离省城100多公里远的贫困的小渔村。道兴家因为过去家境不坏，房子不算很小。但如今一个家显得乱糟糟的，除了道兴嫁出去的姑姑送给奶奶的微波炉、电视机以外，再看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道兴的爷爷眼睛几乎看不到了。奶奶十分疼爱孙子，终日以泪洗脸，心脏血压都有严重问题。一见到我，奶奶拉着我的手，哭诉孙子可怜，全家走投无路。她悲愤地说，老天爷呵，你为什么不叫我去死，求你放过我的孙子吧！我听了心里一阵阵发紧。

长时间的跟踪报道，使我为这场救治过程中洋溢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所感动。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尽力多做点什么，于是，也四处为他们想办法筹钱。但是，进展情况并不好。满以为企业家比较富有，捐助几千元应该没多大问题，不曾想只要我一开口，立马就被堵上了，不是说“这种事多了，管不了”，就是说“这事你最好找xx机构牵个头”。我心里凉了半截，但每当见到道兴的父母那付一筹莫展的样子，我又对自己说，再找找人吧，总会有人肯帮忙的。

大概是8个月以后，魏道兴的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在海南找到配对骨髓的志愿捐献者，医院和道兴一家都希望手术尽快开始，但接下来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费用问题。怎么办？道兴一家更多地寄望于通过媒体呼吁，得到社会的支持。我想了很久，决定先拉其他媒体的朋友帮忙，加大舆论呼吁力度，然后再继续找赞助。于是，在道兴住入协和医院准备接受治疗时，我拉上省电视台、福建日报、新华社福建分社、福州电视台、福州晚报的记者，一起前往医院做报道。

医院对这场手术无疑是重视的。主治医生热情地告诉我们，尽管多年换血影响骨髓移植的成效，但还是有70%的把握。看到了希望的魏道兴一家十分高兴。他们要为道兴治病作一搏。道兴住进了无菌病房，手术将按计划进行。魏道兴的父亲则继续为筹款四处奔波，不惜借来高利贷。

因为报道的次数已不下10次，我们报社一些编辑也感到有些多了，但在一个生命的死活面前，他们还是保证了版面，继续向社会呼吁，然而收效依然很小。其他几家新闻媒体也都作了报道。特别是新华社的稿子，全国几家地方报纸都转发了。但也只有零星的一两千元进帐。这时，我偶然认识了某个慈善协会和福清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就前往联系，争取到3000多元捐款。他们到医院看望了道兴，表示会尽力向企业家寻求赞助。同利肉燕的总经理陈君凡听说情况后，也爽快地捐款1000元。我又看到了希望，连续几天都在找人，但都没有结果。

转眼，海南那位志愿者捐献的骨髓明天就要到了。我又一次来到医院看望道兴。道兴这时已经住进无菌净化室，我再次请来多家媒体追踪报道，起初道兴一家心里充满希望。因为骨髓移植手术前一周左右要把患者身上原有的白细胞全部杀死，用药量开始增多，费用每日三四万地充进医院帐户，道兴的父母又开始紧张起来。他们焦急地一天打几个电话向我求助和诉苦，告诉我借的高利贷很快又花光了。隔离在无菌病房里的道兴，最近几天开始出现拉肚子，甚至拉血，衰弱得连动一动的力气都快没了。医生说是内出血，是正常现象。道兴父母难过地告诉我，道兴身边长时间没有人陪伴，看到他那样子让人心疼死了，可窗帘始终是拉下的，家属连看一眼都难。我为自己不能帮上忙感到羞愧。摸摸身上，仅带了500元。我交给他们说：“过两天我再送一些来，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他们不再推辞了，我听说因为缺钱，那两天道兴父母急得都吵架了。

原计划要进行骨髓移植的那天来临了，医院突然决定将前后两次移植合做一次来进行，移植时间被推迟到原计划的第二天。医院方的理由是为了节省费用。我期望借移植手术开始，请多家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发出捐助道兴的呼吁，无论如何也要帮道兴完成移植手术。

本该手术的这一天，手术没有进行。道兴的母亲一天都没有离开净化室的病房。她说，她在道兴病房里垂挂的蓝色窗帘上找到一个两三毫米的破洞，她不停地透过小洞向里张望。她发现病房里有5个危重病人，因此，道兴身边没有专职陪护的护士，这时道兴已经连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又急又怕，她说，道兴身边连个喂水的人都没有。

医院的治疗情况，道兴父母不了解，只是在一旁着急……当天，院方还向道兴父母要去了3000元钱，说是作为接待海南送骨髓人员的请客费用，院方说会多还少补。

得知手术推迟，当天我没有去看道兴，而是去完成报社日常的采访任务了。中午，我爱人跟我说找了一个认识的大老板，本想叫他支持一下，没想到被拒绝了。我们都很感慨，为什么有人肯花几千上万的钱吃一餐饭，却不肯掏一点钱救人一条命？！

晚上8点多，我正在报社发稿，突然接到了魏道兴父亲的电话。他哭着告诉我，道兴走了！我一听，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同办公室的记者问我怎么了，我艰难地说，那个孩子死了！他们都沉默了，然而有人轻声对我说，写个报道吧。我说，人都死了，报什么报！记者部领导对我说，作为追踪报道的结局，给读者一个交待吧。我含着眼泪写完一个短稿交了上去，然后跟我爱人打电话，并告诉他我马上去医院。他听说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找医院要说法，同时要求保留一切治疗纪录，如果是事故，下一步才好办一些。

我匆匆下楼，驾着车飞快地来到医院。一路上，脑子里一直反复地响着一个声音：一个孩子的生命没了！

医院里，道兴的母亲正哭得死去活来。道兴的父亲看到我哽咽地说，道兴走了。我含着眼泪，一个劲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道兴的父亲说，道兴走得很快，几乎来不及等医生赶到就走了。主治医生走出病房后，只对他们家属交代说，最好把道兴的遗体立刻运走，放进太平间，要不会有很多麻烦的。他还告诉我，主治医生洗完手很快就不见了，手机也一直关机。

在我和魏道兴父母的要求下，一个女值班医生接待了我们，她告知道兴是因为脑压太高造成血管破裂死亡。女医生的解释很专业，许多术语我们都听不懂。魏道兴的父亲一个劲地追问：“事先不是说成功率有70%吗？！”女医生表示有问题明天找主治医生。

站在道兴的遗体面前，我非常的难受。小道兴呵，你怎么就走了呢？有多少热心人盼着你手术成功活蹦蹦地走出医院！你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为了治好你的病，心都操碎了呀，你怎么就不顾他们了呢？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着。第二天，我陪道兴父母找到了主治医生。对家属的询问，医生显得很不高兴。开头他解释得还认真些，到后头便十分不耐烦地说，治疗当中死人是正常的，我们不存在失误问题，当今科学只能到这个程度。如果一个病人死了，就得花去医生半天时间解释，那更多等待救治的病人将会有生命危险。他还表示，头天晚上他正在酒店吃饭，听说魏道兴情况危急，为了不打散宴席，没让朋友用专车送，而是打的赶回医院的，已经算很负责任了。道兴父母愣愣地站着，好像根本没听进去。对他们而言，孩子没了，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道兴的父母最后把道兴的骨灰留在了省城，他们担心奶奶看到骨灰后会受不了，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活着最重要。

这是我第一次全程介入一个孩子的救治过程，也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感受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而不同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又是如此不同。我对记者这个职业和我所处的社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感到无奈，也感到痛惜，更为一切健康地活着的亲人们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