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基金:1.7亿善款的募集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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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号召力的公众明星、高效运转的职业化团队以及初步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让壹基金在诸多基金会中脱颖而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草根NGO成长强有力的孵化器。
接过壹基金资助的100万支票时，廖艳辉站在台上。激动地失声痛哭，她说：“我们只是一群普通的家长，为了自己患上自闭症的孩子东奔西走这么多年，从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获得这么大的帮助。”廖艳辉是深圳自闭症研究会的会长，一家典型的中国本土草根NGO，成立7年，艰难度日。
和深圳自闭症研究会一起获得资助的还有另外7家类似的组织，北京郊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内蒙古的妇女发展协会以及保护三江源生态的组织等等。一直以来，中国本土的草根NGO大多是在缺钱少粮的境况中依靠一两个理想主义的领导者，夹缝中求生存。
也因此，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每年能够拿出近千万资助那些表现出色的本土NGO，让壹基金在草根NGO中迅速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2009年壹基金典范工程的颁奖典礼吸引了200多家NGO的代表参加。
娱乐明星出身的李连杰和他背后专业的团队将颁奖典礼办得像一场盛大的奥斯卡晚会，成功企业家、大牌明星、知名主持人、大学教授一样也不缺，中国的草根NGO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捐赠、选举产生社会组织自律成员大会(USDO)，一点一滴顽强成长，努力跻身中国社会主流舞台。
谁在为壹基金捐钱?
2006年底，李连杰发起成立了壹基金，在中国大陆，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架构下设立，是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壹基金的宗旨是：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
10月底，在壹基金2009年年会上，壹基金了成立以来中国地区财务报告，截至2009年6月30日，30人的工作团队，一共募集约1.7亿人民币，其中个人捐赠约占40％，其余大多是企业捐赠，其中被特意提到的有阿里巴巴、恒安集团、汇源集团、百事可乐、东风标致等各个领域企业。
除此之外，作为影视巨星，李连杰将香港的华谊兄弟、大陆的中影集团都拉人合作框架，取得了大笔资助。可以说，目前，壹基金的募捐活动大多还是在依靠李连杰的个人资源和品牌效应在支撑，“现在只能是这样，依靠我的无形资产来推动。”李连杰说，等到壹基金可以依靠一群职业经理人操盘的时候，我们就算成功了。
目前的捐赠结构与李连杰所设想的“每人每月一元钱”的理想模式还相去甚远。“基金会现在还是以企业捐赠为主，我们努力的重点方向是大力拓展个人捐赠的渠道和资源。有多少人加入公益事业大家庭是壹基金更为看重的。到今年6月，壹基金个人捐赠的比例是41％，这个比例正在扩大，而有一项调查说，中国公益行业个人捐赠的比例大约为20％。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平均水平。”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说。
但事实上，不仅壹基金如此，中国整个公益投入结构同样如此，企业与境外捐赠仍然是公益投入的最大组成部分，占据了近90％，以2007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为例，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大型能源企业占去了捐赠额度的一大半。
中国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表象背后事实上是由这些大型国企支撑起来的，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社会慈善文化的培育和健康成长并无太大益处，很难想象依靠大型能源企业的捐赠来资助那些在被能源开采破坏了的区域里从事环境抗争的NGO，会是怎样一种情境。
在西方国家，真正的NGO精神是对人权、环境、劳动保护的敏感，随之而来的是冲击那些恶劣的企业，要求他们在采购、生产、销售过程中要符合环保底线、人权底线、劳动保护底线，否则的话就针对你的品牌、攻击你的品牌，“这样的成长模式才是健康的，也非常成功，造成了很多大企业的紧张，消费者就会不买你的东西，不要说你的捐款不要了，连你的商品也卖不出去。”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说，这就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力量，影响到企业的行为。
作为壹基金典范工程评委会的主席，陈健民说：“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基金会，在接受捐款时必须有强烈的原则，对于那些做的好事还比不上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的企业捐款应该拒绝。”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没有发展起来，很难产生压力影响到企业。对于普遍缺钱的中国NGO来说，这样的选择听起来更像是奢谈。
对于壹基金，李连杰可谓志向远大，寄望于将其打造成一个声名远播的国际性公益组织，但在被问及接纳各类企业的捐赠，会不会影响自身独立性和公益色彩的时候，李连杰坦陈：“很难避免有些捐赠带有商业广告色彩，但我们还没有能力来考虑捐钱者的背景，目前阶段，壹基金仅仅是有筛选合作伙伴的空间。”
公益平台
尽管有不少大企业的资助，但壹基金的募捐之路看起来也并不顺畅，两年时间，募到的1.7亿中，因汶川地震而接受的专项捐赠超过1O2亿，真正的日常公益募捐，事实上仍然不到5000万，截至2009年6月30日，结余只有不到3000万。
因为汶川地震，2008年被称为中国NGO元年，人们期待基金会与NGO合作时代的到来，但事实上，地震以来，本+NEON临的资源供应断裂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壹基金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解决此问题的基金会，但其资金规模相较于数万家草根NGO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我接触的NGO有几百家了，每个人都跟我说，他们的事情很重要，也确实，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我们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太多。”李连杰说。
“其实，相对于需求而言，资源永远都是不够的。”陈健民说，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但是，NGO组织需要的资源是可以从政府获取的，中国很多人有一个看法，认为NGO就是应该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所谓非政府组织，不在于他的财源，而在于其治理架构是独立的。
香港大多数本土NGO70％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当然，这样的比例有些大，一般来说，40％来源于政府，40％来源于募捐，20％来自收费，这样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陈健民说，在大陆，这样的结构显然无法实现，目前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允许民间资源流入社会团体就不错了。
中国很大一个优势在于人口多，如果有合适的渠道，民间能量的释放将会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新的思路，很多在政府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都将迎刃而解。捐赠者与公益机构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有着良好信誉且便利的善款循环网络。这样的平台在西方社会早已成熟运作百余年，但在中国，对于那些致力于建立这样一套体系的人来说，仍然充满风险。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基金会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大多面临公众诟病：公募基金很少主动展开大规模的公民募捐行动，
而非公募基金则不能向公众募捐，也往往因为不透明的运作模式而无法赢得公众信赖。
事实上，李连杰的壹基金也更像是个夹缝中的产物，在法律地位上，他不是独立的基金会，只是挂在公募基金下边的一个计划项目，一直到2008年10月，非公募性质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通过注册，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在现有的基金会法律框架内，这算得上一个创造性的做法，能够在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向公众募款。
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家信誉和李连杰作为著名华人影星的个人信誉为壹基金的募捐工作提供了双重保障，3年多下来，凭借他的四处游说，以及背后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运作，在公民社会土壤依旧贫瘠、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法律地位尚未理顺的中国社会，凭一己之力，能够募集1.7亿人民币，这样的数量已算得上是个奇迹。
壹基金的经理人们花了不少心力与银行、网站等等运营商合作，开辟了手机短信捐赠、支付宝在线捐款、腾讯财付通、爱心信用卡等等近10种便捷通道，但个人捐赠的份额并没有因此而迅速增长。
“每个人能够捐一点点，逐渐让慈善变成一个社会的习惯，这才是壹基金要长远走下去的保障。”陈健民认为，现在的状况不是长久之计。
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人均GDP依然低下，普通人的生活压力沉重不堪，个人捐赠的成长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壹基金的宗旨听起来美好，但无异于痴人说梦。对此，陈健民并不这样看：“个人捐赠微不足道跟GDP没有关系，在美国捐款率占GDP的2％，其实很多先进的国家，能捐款的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中国现在只是缺少一个体系把这些能量聚集起来，以至于老百姓没有信心去捐款。”
但不可否认，在公民社会依旧发育不良的当下中国，希冀个人捐赠来支撑起一个伟大的基金会仍然是镜花水月。最现实的途径依然是依靠企业，最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在中国的兴起，给了壹基金最好的成长环境，他们引入德勤、毕马威等有着良好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依照企业理念，悉心培育品牌，这些都是壹基金能够赢得企业赞助的因素，依靠企业捐赠挺过这些年，当真正迎来公民社会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或许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基金会。从典范到成熟还有多远?
对于壹基金而言，与募捐相比，在另一个层面，怎么把募得的钱花出去，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根据其2009年中国区财务报告显示，自成立以来，壹基金公益活动累计支出7000多万，但其中有将近80％都是用于汶川地震相关援助，除此则还有2008年的南方雪灾、缅甸风暴、云南地震等等救援项目，救灾特色明显。
这样的支出结构与传统的公募基金相比，并无不同。但事实上，与各种庞大的公募基金会动辄数十亿的救灾投入相比，壹基金在救灾上的成就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每年进行的典范工程评选，才是这个成立仅仅两年多的基金会最大价值所在，典范工程的评选遵从“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由研究者、会计师、律师、媒体人等各方组成专业的评委会，每年遴选10家本土公益组织，作为典范，各给予100万资助。
截至2009年6月30日，除了汶川地震定向捐款之外，壹基金接受的未定向捐款结余将近3000万元。“这笔钱将根据宗旨，都将切实有效地运用到典范工程、壹基金平台等领域。”周惟彦说。极具号召力的公众明星、高效运转的职业化团队以及初步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让壹基金在诸多基金会中脱颖而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草根NGO成长强有力的孵化器。
位于北京郊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是今年获得资助的组织之一。这是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中学，成立于2005年，相较于中国其他类似的学校，因为地处京郊，蒲公英中学从成立起，就不缺乏各种资源，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记者来给学生们上英语口语课、音乐学院的教授来教孩子音乐课，校长郑洪有博士学位，曾留学哈佛，各种各样海内外的资源总能比较顺畅地对接到学校。
壹基金的百万资助，让这个700多人的中学获得了充裕的资金，但对于郑洪来说，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NGO最缺的其实还是人，真正拿出心来做事的人。”郑洪说，至少教育领域是这样，蒲公英中学要教孩子们生活的信仰、获取美好生活的能力，但是真正能怀抱此理想的老师，很难寻找和培养。
在壹基金年会当天，NGO的专业化是人们讨论最多的议题，但财务的透明、职业化的流程，资金的获得和使用这些事务性的工作看起来并非难以解决，当中国的NGO都像企业一样有着职业化的团队、严格的行事流程时，我们真就能够迎来NGO的美好时光吗?
“事实上，专业化也有它的危险。”陈健民说，NGO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它对人的训练、对社会的关注跟企业是不同的，必须非常小心地平衡专业的参与和一般民众的参与，不要打击一般民众的参与热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NGO而言，都还是崭新却必须提前认知的命题，壹基金现在提供的资金支持仅仅是最基础的工作。
在郑洪看来，教师们的专业能力倒在其次，中国的教师群体，即使那些年轻的老师们大都是应试教育出身，他们自身离教育的本源已经太远。在蒲公英中学，跟那些菜农的孩子一样，他们的老师也大都出身贫寒，没有名校背景，甚至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但是，他们最可贵的是有心。”郑洪说，这些是蒲公英中学能够取得广泛认可最大的原因。
郑洪不喜欢草根这个形容词，不喜欢她的老师被看成是业余的，学生们被看成是弱势群体。在典范工程的颁奖典礼上，郑洪说：“我们要将这些孩子培养成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她的话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因为她的那些出身贫寒的学生看起来成绩是如此之差，前途又如此渺茫，“要不了多少年，当这些孩子也像今天在场的社会名流一样，作为成功者走到聚光灯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惊，他们中间有国家栋梁，我已经看到了苗子。”晚会结束后，郑洪带着她的学生骄傲地离开了。
在那场盛大颁奖晚会的聚光灯下，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让人们看到了中国NGO在制度化建设上的艰难努力和点滴进步，而郑洪和她的蒲公英中学让人看到中国NCO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