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图书版权输出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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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输出从1992年开始，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政府政策推动下，图书版权输出从1995年的354种增加到了2010年的3880种。但与日本相比较，中国的图书在国际大舞台上要走得更远，还需要有好的作家及作品和行之有效的版权输出渠道。
关键词：版权输出；文化战略；政策导向
中国和日本都是目前亚洲文化的主要输出国，文化输出的内容包括图书、音乐及影像。在日本，影像输出应该是三者之中的先行者。1963年，《铁臂阿童木》在日本国内上映9个月后即西渡美国，由此揭开了日本文化对外输出的帷幕。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输出要到1992年我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签约国之后。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版权贸易有了飞速发展。其中，图书版权的输出从1995年的354种增加到了2010年的3，880种，16年间增长了近11倍。
根据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资料，在1990～2000年，我国总共输出图书版权约5，100种，引进图书版权约25，700种，10年间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大约是5：1。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速度明显加快，从2001年的653种，到2010年的3，880种，10年间增长了近6倍。
不过，在这十年间，我国图书版权的引进速度也在增加，从2001年的8，226种，到2010年的13，724种，十年间增长了53.9%。与此同时，图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从2001年的12.95：1降至2010年的3.53：1（见表1）。
在图书版权输出的个案中，也出现了像《中国读本》《狼图腾》及《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奇葩。其中，《于丹（论语）心得》“海外版权共签约33个，涉及28个语种、33个版本……版权收益到账200多万元人民币。”
与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的数字统计不同，日本图书版权的输出与引进是以实际到账金额进行统计的。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文化情报关联产业课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的图书版权无论是在输出还是在引进的金额上都呈现出一种下滑的态势（见表2）。不过，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2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将这种下滑的态势归结于日本出版社的海外展开战略，并举例解释说，如在2002年日本的小学馆、集英社与ShoPro共同出资在美国成立了合资公司VIZ Media，结果，2011年全美图书销售前10部的漫画图书中有7部作品是由VIZ Media出品的。因为VIZ Media属于美国公司，这些数据就没有被列入日本图书版权输出的统计内。有意思的是《通商白皮书》还专门解释说，在2009年，仅日本漫画在美国的销售金额就高达1.7亿美元。
至于日本图书版权输出的个案，最为亮丽的要算村上春树，一本《1Q84》在韩国拍出15亿韩元（约合84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下韩国出版界历史最高纪录，另外还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版等其他20多个语种的版权输出。此外，日本还有一批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作者，如《蜡笔小新》的作者臼井仪人、《失乐园》的作者渡边淳一、《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刚昌、《湖边凶杀案》的作者东野圭吾等，他们构成了日本图书版权输出的重要支柱。
就现状而言，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已经进入快车道，这其中既有一年3，880种图书版权输出的规模，也有了苏叔阳、姜戎、于丹这样的个例。但是与日本相比，我们缺少像村上春树这样世界级的作家，也缺少像渡边淳一、青山刚昌这样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一流作家的作品支撑，更不用提日本图书一年海外销售347亿日元的实绩了。
--、图书版权输出中的政策导向——姿态及对策解渎
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走出去”战略。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联合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于2009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采取资助翻译费、出版费、推广费等方式，加大对国外出版机构向国外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中国文化著作以及传统文化精品图书的资助力度。
国家政策加速了中国图书版权的对外输出。截至2010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资助54个国家的322家出版机构的2，156种图书。加上2009～2010年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所资助的373种输出版图书，在2006～2010年间，政府资助的输出版图书达2，529种，而同期输出版图书的总数为14，062种。受政府资助的图书占输出版图书总数的17.98%，可见政府资助的力度之大。
受政策影响，国内各家出版社也都积极参与了图书版权的海外输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07～2011年的5年间引进图书292种，输出图书达302种，在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中率先实现版权贸易顺差。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就《中国思想家评传》与日本北陆大学出版社签订了一揽子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2010～2013年的三年间，合作翻译出版包括《孔子》《李白》在内的15部中国历史名人评传的日文版。
国内出版社对海外图书版权输出的积极姿态还表现在由中国版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及《出版参考》杂志社组织发起的“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上。2011年，全国共有172家出版社的896种图书参评。这表明，全国三分之一的出版社都已经有了图书版权输出与引进的实绩。
日本政府在图书版权输出上的姿态也比较积极。2002年，为了传播日本的文化及价值观，日本文化厅制定了“现代日本文学的海外翻译和出版资助”项目。
在2002～2010年间，日本文化厅资助项目为121项，翻译出版作品86部。此外，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也在2006～2010年间，资助出版项目293项。
在图书版权的输出上，日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亮点，那就是民间社团的参与。这些民间社团包括笸川平和财团、三得利文化财团、美国研究振兴会等，它们每年都拨出专门的款项支持日本图书的对外版权输出。其中，笸川平和财团自2009年起，在中国遴选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7家出版社，冠以“阅读日本书系”项目，每年资助出版10～15种人文社会科学类中译本图书，目前已经出版有作品24部。
与政府以及民间社团表现出来的积极姿态相比，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相当一些日本出版社的姿态是消极的。这是因为，首先，对出版社而言，版权输出的总体经济效益不高，出版社缺少版权输出的动因；其次，日本的图书版权是由出版社及作家共同持有，出版社在版权输出时，还必须要得到作者的同意，这不仅给版权交涉增添麻烦，而且还会分割出版社的版税收入。
总的来说，中日两国政府对图书版权输出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不过，与中国出版社对图书版权输出所持有的积极姿态相比，日本出版社的表现就不那么令人如意了，唯有日本民间社团的参与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亮丽景色。
三、图书版权输出的前景展望——瓶颈及突围分析
经过20年的开拓，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有了飞速的发展。不过，如果将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量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比较，中国仅占世界版权输出总额的0.2%，远低于美国的22%，法国的14.7%和日本的3%，中国图书版权的“走出去”之路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状态，可以简单概括为“一长三短”：一长，是指政府的支持；三短，是指缺少“好”的作家及作品，缺少“好”的译者，缺少专业化的信息平台。
2009年7月，国务院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并且要求“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这意味着图书版权输出作为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优先发展方向，在今后一段时间依然会得到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长处。
至于缺少“好”的作家及作品，这里的“好”是指能够得到国际认同的“好”。图书版权输出不只是作品的输出，也是一种文化及社会观念的输出。要想让作品内容得到所在国读者的认同，就需要能提炼出具有人类共性的价值观念。曾成功将《狼图腾》一书版权签约24种语种，发行110个国家与地区的安波舜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提炼出《狼图腾》人类化的主题，用外国人听得懂能够理解的语言形成推销文案。”与此同时，在《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主要媒体上刊登广告，以吸引读者对作品的关注。而《狼图腾》正是一部以人类共性为素材的优秀作品，所以在看过广告及文案之后，包括企鹅集团在内的一些国际知名出版集团都主动地上门联系版权。
其次，缺少“好”的译者。翻译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好”的译者，是指能够理解中国文化，并精通本国文字的译者。《联想风云》一书的版权输出美国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译者是精通中美两国语言和文化，曾将张贤亮的作品介绍到美国的玛莎·艾利女士（Martha Avery），约翰·威利父子公司看到了玛莎·艾利的译文后，才有了购买英文版权的意愿。
再次，缺少专业化的信息平台。所谓专业化信息平台，是指国内外出版商之间的交流平台。由于目前缺少这样的交流平台，国内出版社缺乏对国外图书市场及读者需求的了解。同样，国外的出版商也没有合适的渠道联系国内出版社，更无从了解中国具有输出潜质的优秀图书。笔者认为，应该由国家版权局牵头，建立一个版权信息交流平台，一方面整合国内各家出版社的出版及版权信息转让给国外出版商，另一方面将国外图书市场及读者的需求转递给国内出版社。
因此，中国图书“走出去”，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政府、出版社、作家、译者以及版权经理人共同努力，方能走出瓶颈，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