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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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次浪潮，其标志性事件是1956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率先掀起了新一轮区域合作的浪潮，把欧洲各国的合作推进了一大步，随后美加墨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方面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区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次浪潮。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截止到2010年，向WT0通报的双边FTA共有165个。
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趋势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影响巨大，从而对国际经济合作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缔约成员国的构成上出现多层次性
如果以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差异来划分，世界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0年到1980年，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中期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同或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一致以及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来的FTA。但是，在第二阶段，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颠覆了传统的FTA理论与实践。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组成NAFTA顺利运行，三个成员方均从中获益，表明异质性国家同样可以取得同质性国家取得的合作效应，并共同得益。
第一次区域合作热潮中，因为政治上的新生，更由于迫切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型合作非常盛行。但以后的实践及研究数据显示，南南型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因此许多早期南南型合作运行没有多久就停止了，或者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必须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尽管因为不公平的经济秩序而产生矛盾和摩擦，但从中也能学到经济发展的方法，从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因此，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合作中，南南型合作逐渐减少，南北型(垂直型)合作逐渐增加。
(二)涉及的范围及包含的内容更广泛
传统FTA的谈判内容主要是削减和取消关税以及消除非关税壁垒，谈判的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因为当时各国关税税率较高，是货物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成为各国进行FTA谈判时的主要议题，当时的协定内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融合度大大提高，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日益加深，贸易谈判和协定不仅包括了服务贸易，而且包括了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合作、投资规则、竞争规则、环境政策和劳工条款等贸易运行规则与制度。
在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成员国主要寻求静态收益，如吸引外国投资、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等，但近年来，各成员国不满足于只获得静态收益，开始寻求更具有持续性的动态收益，甚至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政治收益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由于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加深，在一致对外争取经济利益的时候必然会联合起来，这样就提高了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政治领域的共同利益会随之增加，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收益，同时，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三)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日渐增强
深层次的FTA导致成员国让渡的内容不断增多，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随着FTA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充，各类FTA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超国家的权限和执行能力。
正是由于FTA的超国家性不断加强，因此FTA组织极易被作为竞争的手段或工具。随着FTA的广泛发展，各国之间在签署FTA方面也展开了竞争，尤其是大国都把FTA看作是自己势力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双边FTA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小，并且选择单个国家谈判更能体现国家的政治倾向，更易实现一国的经济政治目标。美国与欧洲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代表，欧洲各国加强合作之时，美国在美洲也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除了在本地区的扩张竞争，美欧之间的竞争也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东、亚洲、非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美国和欧盟同时推进FTA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FTA，与其说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如说是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是大国以经济为诱饵实现自己政治目的，提升国家地位的工具。日本在这次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远远地落在了欧美后面。但是，在一直崇尚的多边贸易进程受阻后，日本也加入到这一轮自由贸易的热潮中来，并且由于中国同东盟较早进行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亚洲FTA合作中先行一步，使得日本更加快了FTA谈判的步伐。
(四)经济因素是主导。政治因素比重提升
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两个：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家参与FTA协议的动机是不同的。分析研究一下新一轮FTA的发展就会发现，各国在进行FTA谈判时更多地增加了政治内容，如欧盟在东扩时，把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了加入欧盟的要件之一。FTA的谈判内容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对经济运行起到重要影响的政治因素，政治经济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程度比以往更加紧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双边FTA谈判中，尤其是垂直型FTA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会对发达国家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在美加吸收墨西哥的过程中、在东欧各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方面为满足协定要求(即大国的要求)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让步的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认为，大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多重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与合作，因此在进行区域合作谈判时，更多地考虑非经济目标，从而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因此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不再过多地分析经济效应。小国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国则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己的势力网络，并且大国在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使大国保证享有完全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减少甚至完全避免了让渡贸易政策制定权的风险。
(五)FTA组织封闭性和开放性双向加强
任何区域性FTA都是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因此从建立初期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说是封闭性。无论是初级的优惠贸易安排还是关税同盟以及更高级的形式，都具有排他性。正是FTA的这个特性使得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学家认为其与WTO原
则是相违背的。随着FTA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域内成员国所让渡的越来越多，区域组织的超国家权利不断增大，这种封闭性必然随之加强。因为作为国家维护的是本国的利益，在同域外成员谈判时必然维护本区域的利益，不会为了多边体系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区域集团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保护域内成员国利益导致的，这些都体现了FTA的封闭性。
FTA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FTA给域内成员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这种合作与交流有一定的外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域外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会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即使是双边FTA，在规模经济的吸引下，也不会拒绝新成员的加入，从而变成三边甚至诸边FTA。
二、中国目前在FTA方面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实体。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和纠纷也不断增多，如何解决与贸易伙伴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贸易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增强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同时，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可以积极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自由贸易区，从而降低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壁垒，增强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进而同他国实现商品、投资及服务的交流与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自由贸易的发展停滞不前，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为对外贸易政策，将区域合作作为外贸外交的新重点，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止到2010年4月，中国已经正式签订了九个自由贸易协定，即《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2年)、《中国一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亚太贸易协定》(2005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3年)及其补充协议、《中国一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国一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和《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和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中国-印度、中国-韩国、中日韩和中国－瑞士。
三、中国发展FTA的策略
面对区域自由贸易发展的新变化，中国不能盲目随波逐流，准确分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既要考虑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既要顾及局部增长又要顾及全面发展，借鉴他国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经验，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战略与对策，实现政治经济目标。
(一)中国应利用中小FTA分化重组的机会扩大影响
FTA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中小FTA分化重组。未来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更多的是集中在区域集团间进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可以划分到不同FTA集团中，未来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更多的是以集团为背景展开的。各国凭借所依靠或主导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贸易竞争(甚至争端)演变成了贸易集团之间的竞争。正是因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不同使得各国同不同国家结成双边或区域FTA，也正是利益的尖锐矛盾使得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止步不前，这种利益的分化在各国结成双边或区域FTA后并没有缩小，反而因为某些利益相近的国家结成了双边或区域FTA而使得他们对外谈判力量加强，这样代表各种利益的双边或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收益结果不理想的FTA本身内部矛盾重重，在外部交往中又未能提高整体地位，因此最终协定废止或者名存实亡，各成员方另外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发展势头良好的贸易集团不断扩张，使得剩余国家进行FTA谈判的选择余地不断缩小；另外，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也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国为加快经济复苏调整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从旧的合作组织转向新的合作组织，寻求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体的合作。
在双边和区域FTA盛行的今天，掺杂了较多非经济因素的双边和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会不断出现，这种分化重组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安排，同时也给了新加入国家一次重新参与世界格局的机会。中国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方面晚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优势，对于一些已经成型的FTA，因为其对外排斥的特性，导致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处于不利地位，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处在了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变换带来的机会，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FTA，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变换中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二)注重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事务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布局是“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维护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稳定和政治安全的活动中，中国应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中国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保证自身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中国一度在东亚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是例证。但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积极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签署，中国不再遥遥领先，这也是其他各国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新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出现新的机会。中国应加强与日本韩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沟通。
(三)积极发展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传统上被称为RTA，是因为1990年代以前形成的FTA大多是由地理上相邻或接近的国家间组成的，是区域性的。随着1975年2月《洛美协定》的签署，超越地缘界限的区域合作趋势日渐扩大，区域一体化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的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FTA和相关组织，区域集团开始向跨洲域集团方向发展。FTA地理空间迅速扩展，1989年建立的准FTA组织APEC地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跨洲域的区域合作组织。跨洲之间的FTA渐成风潮，如美国与新加坡、欧盟与南非及墨西哥、日本与墨西哥等的FTA。中国应在稳固亚洲地区区域合作的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广泛展开合作。事实上，中国在跨区域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与亚洲以外的几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还是远远不够，还应该从经济合作、政治安全的角度出发，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全面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应密切关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既要顺应大势，又要保持冷静。目前的FTA带有浓厚的策略因素，如经贸、区域安全、地区平衡等的考虑。中国无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提高国际政治地位的角度，都应该积极发展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抓住机遇，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换中处于有利位置，取得主动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