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之美与崇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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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震憾和感召着世人。西方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悲剧美学思想，虽然从远古时代中西方所诞生出的人类悲剧精神是类似的，然而，当悲剧精神投射于中西悲剧的镜面时，所闪耀出的光彩却截然不同。在审美品格上，中国悲剧趋向悲后有喜，圆融之美的意识强烈；西方悲剧则继承远古的悲剧精神，在毁灭的崇高之美中催人奋进。
关键词：悲剧精神 中西悲剧 审美品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0-0017-02
1 何谓“悲剧”
悲剧，是一个美学范畴。这个美学范畴是从古希腊美学中产生的，是古希腊美学家在对古希腊文学，特别是在对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理性思考中建立起来的。同时，悲剧作为戏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历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对象，悲剧理论更是文艺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经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美学家的建构、积累，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悲剧这一概念通常被界定为三层意思：一是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悲剧，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二是作为戏剧的主要类别或体裁之一， 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悲惨性结局为基本特点；三是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它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并不仅限于戏剧类型的悲剧，还存在于正剧、喜剧和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电影等其他艺术样式之中，也广泛地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学悲类型中的悲剧，虽然表现在各艺术门类中，但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戏剧中的悲剧类型里。西方理论家把悲剧分为：命运悲剧（古希腊主要是命运悲剧，把阶级、国家、民族、伦理等冲突以人与命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俄狄浦斯王》其典型）；性格悲剧（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悲剧的原因不在于敌对力量的强大，而在于悲剧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如《哈姆雷特》）；社会悲剧（主要出现在近代，描写邪恶而强大的社会力量与善良美好的愿望和理想的冲突，如《人民公敌》）。①虽然这种划分远未穷尽各类悲剧，但依然大致描绘出了悲剧的主要类型和历史阶段的特征。
2 中西方悲剧精神的界定
作为戏剧形式中的悲剧，以“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核心，总是以正义力量的失败和善良人物的毁灭来引起人们心灵的恐惧、震撼、悲哀、同情和崇敬，唤起人们对邪恶、不义与神秘的强制力量的痛恨、僧恶和厌弃，并油然而生改造与重建的激情。
不论是至今仍无数次被搬上舞台的古希腊悲剧，还是虽然成熟较晚但是依然拥有大批优秀悲剧作品的中国戏曲，悲剧总是以主人公的死亡，意志的消磨，美好愿望、理想的消逝等等这些“毁灭”作为结束，在这种“心不死”到“心死”的过程中，激发出人们同情与怜悯的本能，同时通过表现人类在遭受无法避免的苦难时，追求在痛苦磨难中的自我超越，从而展示人生的崇高和幸福。通过表现这些意志的坚强以及人性的高贵，达到“加强观众对于人类的最光明美好的信念”这一最终效果，以悲剧精神的强烈展现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这种悲哀和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和生存欲望以及敢于同毁灭的必然性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在这种表现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示出超常性与崇高性。与此同时，引刘鹦在《老残游记》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太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②这便是中国悲剧意识的表现方式。由此看来，这种悲剧意识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激越昂扬，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悲剧精神则比较含蓄蕴藉，个体的自主意识较弱，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接下来，本文就将重点从审美品格的角度，以悲剧结局为例来对中西悲剧精神的重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3 从审美品格的角度看中西悲剧的不同――圆融之美与崇高之美
西方悲剧往往以主人公的悲惨毁灭收场，中国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方式结束，两种结局方式不仅是中西戏剧艺术处理方式的不同，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背景下民族审美心理在戏剧艺术上的反映，体现出中西悲剧截然不同的审美品格。在审美效果上，西方悲剧具有崇高悲壮的格调，中国悲剧具有引人怜悯、义愤的凄苦风格。
西方悲剧，特别是古希腊悲剧强调庄严的风格，正如西方哲学一样讲求清晰的界限并合乎逻辑，与逻辑相违背的是不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它倾向于情节发展要一悲到底，以主人公的彻底毁灭给观众以最后一击，由于西方的悲剧主人公多是力量型、进攻型的，在面对冲突时他们选择了毫不畏惧的斗争，不管对手多强大他们都不会妥协，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因此，这种强大的斗争精神决定了悲剧冲突是激烈的，在激烈的冲突下，结局必然是一方的毁灭。因此，西方悲剧的结局永远是悲惨的破灭或主人公的死亡。在强调“一悲到底”的同时，看重的是悲剧人物在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决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高贵人格。不可否认的是，在看到悲剧人物的毁灭后，人们会觉得毁灭之前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苦苦奋斗的精神，显得更加动人、震撼。
西方悲剧的结局呈现给观众的是悲惨的场面，给人的是一种生活的逼真感。然而，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再现苦难和毁灭而使人悲伤，而是要通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来肯定悲剧精神，净化人的心灵，鼓舞人们勇敢地面对苦难。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审美价值作了这样的论述：“既然最完美的悲剧结构不应是简单的，而应是复杂的，而且应模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这是这种模仿的特殊功能），悲剧的效果就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③这种怜悯与恐惧就是西方戏剧家通常称作的“卡塔西斯”作用，即通过悲剧生发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观众的心灵得到净化，悲剧通过表现出来的怜悯和恐惧，使现实生活中的同样的苦难得到澄清并获得净化。这种净化作用也就使人有可能达到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因此，西方悲剧在美学品格上强调的是一种崇高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也指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处于审美范畴的悲剧，它虽然令人悲痛，但又能使人化悲痛为力量，感奋振作，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并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陶冶或净化。
和西方古典悲剧不同，在中国的悲剧中“大团圆”的结局是普遍存在的，即在悲剧主人公惨遭不幸之后，往往给予一丝光明或最终皆大欢喜。这不但与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情趣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目的在于对人们进行情感道德教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都是强调喜怒哀乐的情感从内心发出后，要合乎节度，不要过激，也就是讲的这种道德教化作用。悲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弱小力量与正义的化身，如《精忠旗》中岳飞的忠，《琵琶记》中赵五娘的孝，等等，她们的结局一般都以实体性的逆境作结，而且在悲剧高潮中几乎都死去，但是在这样的大悲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安慰性的小喜，用虚无的顺境与实有的逆境相圆融，达到“哀而不伤”的教化目的。同时透过这些艺术的大团圆结局，如《窦娥冤》的沉冤昭雪、《汉宫秋》的团圆梦境，体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善良、纯朴、充满希望和迫求的民族性格。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其乐天之色彩，始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享。”④
在大团圆结局的背后，更可以感受到中国悲剧的审美品格――给人以肃穆和静观的审美观照感。可以想象但不能实践，能够感叹但并无出格的一种圆美意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所竭力倡导的“中庸之道”，要求我们不偏不倚、温和折中。这既是一种伦理态度，又是一种以圆为根本尺度的标准。同时，中国悲剧大团圆的结局和西方彻底毁灭的结局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它不如一悲到底的西方悲剧来得震撼人心，但“团圆”只是发生在虚构的世界里的事，“毁灭”才是真实的。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梦想只能通过鬼神等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同样透露着一种深沉的发人深省的无奈和悲哀。这种大团圆结局，正是一种圆形美论，是华夏文明的中庸哲学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渗透和衍化。
4 结语
中西文化中都不乏对苦难的感受和记忆，这是中西悲剧得以产生的根源。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命运悲剧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审美品格上，西方悲剧注重哲性，表现的是对人生深切的痛苦和焦虑，从而给观众以充分的悲剧体验，净化我们的心灵从而焕发出崇高之美；而中国悲剧却往往在悲痛欲绝之时生发出对未来的希望，增添生命的亮度，体现出一种圆融之美。
注释：
①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5-116
②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3.
③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37
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43.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伍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谢柏梁.中国悲剧的美学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90，6.
[7]杨宁巍.中西悲剧美学的基本特征与差异[J].艺苑纵横，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