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芳:不曾叛逆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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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以为，写作是为了抵挡遗忘，后来发现，写作其实是编织记忆――无论是那些未能亲历的故事，抑或确凿经验过的自己的少年。”马世芳在音乐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晚出生”一个世代的他，编织本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地下乡愁蓝调》；编织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昨日书》，他的文字糅合自己的青春记忆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他热爱比自己老一两个世代的歌，而且还讲得熟门熟路，因此被詹宏志形容为“仿佛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

马世芳说：“我想象中的读者并不是老一辈的人，想他们夸赞我‘哇，你这个年轻人怎么都写我们知道的事情’，而是我的同辈或是比我更年轻的人。我希望他们从我的文章里得到一些触动。如果我能把一个大学生写哭，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所写的，有些是连自己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我喜欢那个年代，感情能够翻译出去然后感动别人，这种感觉很好。”

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作家马国光（亮轩）、广播人陶晓清的儿子，马世芳从小在充满书以及唱片的环境中长大。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买书从不吝啬的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天下班会带着最新出版的“中华儿童丛书”回家。父亲对于他及弟弟的阅读不曾做什么限制，小朋友看的书看完了来不及买新的，就让他们看大人的书。更难得的是，看上去很老派的父母从不曾逼他念《三字经》、写毛笔字，是否学钢琴也会先征求他的意愿。“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充满了书和唱片，进进出出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人，你会很习惯这些东西。当你习惯了这些东西以后，有一天你开窍了，有兴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找资料，想问问题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问。这是父母给我最大的影响。”

喜欢音乐成了潜移默化下的理所当然，并扮演了那个让马世芳开窍的角色。母亲抽屉里的一卷披头士录音带，打开了马世芳的摇滚乐世界。没有网络查资料，也没有同好分享，就靠着录音带外面的一张侧标，读歌词和介绍文字。因为当时国外的唱片和CD很少附歌词，台湾唱片公司在出专辑的时候，会请人听写歌词，可是错误非常多，马世芳一边听着随身听一边纠正歌词上的错误，英文水平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痴迷的他，可以背出披头士从1962年到1969年每一张冠军单曲、出版年月、冠军周数以及英国摇滚入侵美国那段时间各大乐团成员的变化。

不过，若乘坐时光机回到马世芳17岁的时候，问他：“你未来的志愿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读文学，做翻译，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工作是跟文字、出版相关的行业。”17岁的马世芳，不曾想过自己未来的工作会跟音乐有关――做电台主持、架设音乐网站。

“从小家里进出的是什么人呢？出版社的总编辑、编辑，作家，报纸、杂志的编辑，学者，唱片制作人，歌手。一直到我现在40喽，还会碰到长辈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小时候我看过你，那个时候你只有这么大，帮我跟你爸妈问好’。你的主管、合作对象、客户，看到你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些，我想这不会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事情。”说到这，马世芳释然地哈哈大笑。

绝不不负责任地传递负面情绪

18岁那年马世芳开始在电台当嘉宾。参加DJ培训班时，时任中广青春网总监的陶晓清的一段话，一直深深影响马世芳至今。她说：“录音室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面对一支麦克风，但这支麦克风播出去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个人在听，所以千万不要不负责任地把负面情绪带给大家。”当DJ时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来信，让马世芳切实地意识到：自己在节目里讲的话、放的音乐真的会对许多他不认识的人产生效应跟影响。

在接受高雄女中学生的采访时，马世芳这样说：“那是我第一次切实地感觉到媒体的影响力，就如手上掌握了‘公器’。当我任性地放一些很黑暗的摇滚乐时，也许某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会因这首歌想起她失恋的过去而伤心。我以前当然知道会有这种事，但不曾具体感受过。我收到过四张密密麻麻的信纸――因为我放了一首歌触发了他――叙述他看这个世界如何地不顺眼；他觉得我是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他要倾诉。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要干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千万不能在这个媒体上乱说话。”

也因此，马世芳十分注意手上“公器”的影响力，在做节目的时候谨慎言辞。不说违心之论，也不任性地利用公器传播负面能量。马世芳很尊敬的音乐人Elliott Smith过世的时候，他要做纪念特辑，但是Elliott Smith是一刀戳进自己的胸口自杀而死的。马世芳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们的生命力有很多不快乐和很多无法想象的黑暗和负担，但是作为听众，我们仍要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听的歌。”这样的介绍，传递的能量就不是黑暗沉重的，反而有疗愈的效果。

叛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昨日书》台版的新书活动，有一场是马世芳与陈升的对谈。对谈中，陈升形容马世芳“像很晚才发育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压抑”。陈升说：“我隐然觉得，用我们搞摇滚的人比喻，（马世芳）是那种‘晚年吸毒的人’，意思是说，发现人生的趣味会比较晚一点。老实说，我看他的书，真是把我给憋死了！(笑) 那个三字经好像要讲又讲不出来，想骂人好像又不太好意思骂。”

陈升道出了《地下乡愁蓝调》和《昨日书》里马世芳笔下的青春记忆给人的感觉。少年人的热血，被恰到好处地收住，换而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密度的表达。出身于世家的马世芳，一直让人有一种“乖乖牌”的感觉，似乎他从不曾有过叛逆的青春。

“叛逆。我跟你说，它还真是不容易的事。”马世芳一本正经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男生上大学前都要到成功岭接受军训，所有人都得剃光头。所以，从成功岭下来就立志在大学时要留长发。后来也真的留，直到腰间，绑着个马尾。有一天，我娘看着我说：‘马世芳啊，你要不要去把头发烫一下比较好看？’你说，我怎么能够叛逆得起来呢？”

家里有这样一对父母，要叛逆还真的不容易。马世芳可能的叛逆，表现在对学校和社会的愤世嫉俗上：受不了大人的事情，看什么都不顺眼，写周记骂校长，抱怨同辈人没出息……高一时，他参加了学校的校刊社，这是他第一次参与一群年轻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团队。这个学生社团让他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家里进进出出的、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父母辈的人，而是一群同龄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团队，校刊社成了我启蒙的地方，学会了什么叫开会、什么叫讨论，学习怎么沟通。非常重要的，是学会骂脏话。”说到“骂脏话”的时候，马世芳特别补充了一句，“这真的很重要。”后来，他开始大量听西方摇滚乐，也曾经憧憬嬉皮士的、公社式的生活，“可是你知道，后来也没有真的做过这些事情。大麻没抽过，烟没抽过，上大学前，连女生的手都没好好牵过。”

等年纪再长一些，回头去看自己的青春期，马世芳有过生不逢时的心情，恨不能经历嬉皮年代的风起云涌。后来与小自己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聊天，才发现在他们眼中，自己的那个时代也是被羡慕的。“假如我真的生在1967年的旧金山，其实不会去参加嬉皮公社，也不会去磕。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一头栽进某一些奇怪特异的场景和圈子里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冲撞体制、上街、搞运动。可是我就是不可能变成那样，把我的时光放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我想我也还是一样。”

没有某一个时代比哪一个时代更伟大

怀旧是当下的一个流行词，人们对离我们逐渐远去的年代怀着憧憬与向往。马世芳用文字记录的，那个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令很多人怀念的时代。对那样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年代，马世芳坦言会有想象，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想象里带有距离而产生的美感，应该更理性地去面对。

“怀旧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怀旧并不是无条件地认为老时代的东西就一定比较好，我们现在就不行了，而是说怎么让文化和历史的积累对现在有用处。‘所有时代都一样。我们透过滤镜看历史，而这些被过滤到最后还看得到的，让我们觉得重要而被书写下来的，一定是被选择过的。我从来不觉得某一个时代一定比哪个时代伟大。’（引自马世芳接受高雄女中学生采访时的回答）”

马世芳所说的“让文化和历史的累积对现在有用处”其实是，所有我们曾经烦恼过的天大地大的事情，其实老祖宗们都已经烦恼过，也或许已经提出了不少尝试解决的方案。如果我们能对这些历史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或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1960年代出生的台湾青年也曾经烦恼西方流行乐对本土音乐的影响。他们的这种思考或论战和这个时代的背景不一样，可是他们还是交出了自己的作品，试图用作品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几乎都在听西洋音乐，他们会思考‘怎么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用汉语去演唱山寨版的西洋歌曲，如果那样演唱又有什么意义？’可是什么才是属于自己的音乐呢？是不是回去唱南管或是黄梅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嘛。于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就真的想出了一些办法。”

陈明章将南管的元素放入西方的元素里，用六条弦的钢弦吉他弹出很台湾的东西。25年前他在做这件事，直到现在依旧在探索。马世芳认为，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碰到同样的问题，听一听陈明章的音乐，或许会有启发。马世芳又以林生祥为例。林生祥的音乐是在陈明章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有不一样的开展和收获。“我觉得这对玩团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好好去听的话，会有很多的收获，你不见得要学他，但是你会知道高低音和节奏的主线之间有呼应的可能性，对音乐和结构的状态就会有更好的了解。这些就不是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有这些具体的改变和累积才有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