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第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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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产物，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展现着所处时代的文化面貌。前秦时，就有文献著录“碑”，《周礼·檀弓》曰“公室视丰碑”。而其作用与汉碑是不同的，欧阳询《集古录》跋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两汉石碑多为刻石纪事、歌功颂德之功用。后汉可谓“碑碣云起”（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则碑目鲜见。据文献及考古新发现统计，两汉云南石刻作品有《建宁九年刻石》《孟孝琚碑》《延光四年刻石》和《汉封地刻石》四件，仅《孟孝琚碑》为石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孟孝琚碑》出土于昭通城东南十里之乡白泥井杨家冲马家湾，现存昭通实验小学。它形制独特、书风朴茂、文辞典雅，备受学者称赞，被誉为“云南第一古石”。梁启超评价曰：“《爨龙颜碑》，文达谓为云南第一古石；自《孟琁碑》出土后，此又瞠乎后也。”

一、碑饰四神，造型别致

《孟孝琚碑》出土时碑首佚失，仅余碑身，残高140厘米、宽96厘米、厚24厘米。碑阳下部刊刻玄武，蛇体伸曲，龟蛇二首遥相互峙。碑侧镌凿青龙与白虎，身躯婉转，遒劲有力。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为中国古代传统装饰图案 四神，它们是四方之灵，代表东西南北不同方位，青龙代表东方，白虎示意西方，玄武指示北方，朱雀表示南方。同时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龙与朱雀象征天，古人赋予龙无限的力量，龙即是天，天亦为龙，常有乘龙可上下于天的神秘传说；凤代表天命，视为上天的使者（孔子作为鲁国圣贤，商族后裔，对凤鸟具有较强的崇拜意识。《论语·子罕》记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周易乾坤凿度》释曰：“商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白虎是驱除灾邪的祥瑞之物，有仁兽之美誉。《宋书·符瑞志》曰：“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诗经·召南·驺虞》释曰：“吁嗟乎驺虞。”疏：“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而来。”玄武由蛇和龟合体组成，先人将其视为神明通天的信物。并且利用其无限的耐压力和生命力，转制为后代圆首碑下的龟趺，以示绵远流长、永载后世。在装饰图案时四者常一同出现，并分布于不同的位置。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谢饮涧依据四神方位曾对该碑缺失部位增饰朱雀一只，以示四神完备。然而，根据现存涉及四神装饰的石碑来看，《麃孝禹碑》《朐忍令景云碑》《鲜于璜碑》《高颐碑》等多饰青龙、白虎，或增制朱雀，很少四者皆存，仅四川《王孝渊碑》四神装饰俱全，而朱雀、玄武却分别镌刻于碑身阴阳两面，并未置于同一碑面；《柳敏碑》虽上置朱雀，下配玄武，二兽布于碑阴面，但无青龙、白虎图案，故谢氏复原图仍待商榷。

《孟孝琚碑》碑面的玄武、青龙和白虎，构图饱满，造型生动，与四川、重庆的《王孝渊碑》《高颐碑》《朐忍令景云碑》十分接近。1997年《昭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三期《关于孟孝琚碑立石之年最后之结论》的附记中，记录了浦汉英的观点，他认为该碑石系产自昭通东面的麻窝山，可能由蜀地刻好运至昭通。虽然从昭通到四川运石工程过于繁琐，并非经济实用，但其形制却与蜀地碑制风格完全一致。首先，雕刻技法采用浮雕技术，即在磨平的石面上，将物象以外的部分铲低，使画面突出，富有立体形象之感。从现存我国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石碑、画像石、画像砖作品来看，石面图案多采用浮雕技法，平面浮雕、弧面浅浮雕、高浮雕一应俱全，很少使用阴线刻。至于北方常见的凹入平面雕、透雕技术在本地尚未发现。其次，碑面多饰画像图案。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族人皆信奉巫术及神灵崇拜，在寄托生者对逝者哀思的石碑上也多施神灵图像以示保佑亡灵，魂魄顺利升天之意，尤以“四神”图案为主。现存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石碑几乎皆置画像装饰。再次，本碑形制内容与巴蜀各碑如出一辙。四川郫县《王孝渊碑》和重庆《朐忍令景云碑》碑侧青龙、白虎，兽首圆浑，张口瞪目，其躯弯曲延伸，凶猛逼人。《孟孝琚碑》虽不见兽首形态，但其躯体婉转腾空，兽尾纤细遒劲不失威严之气。而其婉转曲折的弧度也与以上两碑相同。本碑底部玄武造型是蜀地《柳敏碑》的翻版，仅体态宽大、兽尾无卷曲弧线而呈波状。另外，碑文书法结体方正、笔画浑厚、书风稚拙，与两汉四川书法艺术完全相同。其书法章法布局同铭文体例相结合，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形成两汉西南地区独特的碑刻章法布局形式，如《王孝渊碑》《柳敏碑》《朐忍令景云碑》《樊敏碑》等。

从雕刻技法到图案装饰再到形制构图，《孟孝琚碑》与四川地区石碑十分相似。我们且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该碑是在蜀地制作，但其风格的相似也可以看到四川文化对云南碑刻的深刻影响及作用。

二、结字雄放，书风朴茂

《孟孝琚碑》碑文隶书，共15行，中间空脱1行，行存21字（其中第5行存3字，14行存16字，15行存10字），共存260字。铭文双刀刊刻，笔画纤细，波磔分明，燕尾处浑厚圆整，并向右上角直出锋芒，使得整体线条对比明显，具有生动的书写性。蔡希综《法书论》概括云：“每字皆须骨气雄强，爽爽然有飞动之态。”用笔中锋，起笔似圆还方，笔圆意方，行笔时轻重缓急，微波提按略见变化，收笔处时而含蓄内敛，时而顿挫出锋，意气飞扬，使碑面书法线条既具有篆籀笔法的静穆，又不失行草书之自然烂漫。两千年来，受大自然的风化溶蚀影响，碑面斑驳，略见粗砺稚拙。

东汉隶书体势扁平齐正，以展横缩直为典型特点。《孟孝琚碑》则结字化扁为方，规矩中不失婀娜之态，方正中又显奇崛之美。碑文中“曾”“孟”“气”“回”“不”等字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结构，憨态笨拙；而“君”“息”“蕃”“四”“伸”“哭”等字呈头重脚轻倒梯形，与典雅美观的结字规律完全不同。那么，是该碑书写者功力较差，还是刻工技术水平有限？铭文中“广”“名”“孝”“西”“然”“远”“台”“阳”等字则结体端庄工整、疏密有致、规矩大方，可见前面夸张变形的结字与书者和刻工水平无关，它们恰是书家有意为之营造的结构变体。以上两种变形的文字，如果我们将其放置于原文，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上下、左右相邻的字。“君”字的口平托上部宽博的尹字头，略失稳重，紧接下面“曾”字两点对齐“君”字底部，书者故使日部加宽以支撑上面众多横向线，这样“君”与“曾”就形成首尾等宽、中部收腰、相互映衬的整体。“息”字上部肥硕，紧压心部及其“孟”字的子字，使其扁平瘦小，而“孟”字下部四字则疏朗开阔以缓解重压之势，平衡两字的紧张关系。碑文十一、十二行的“四”“回”两字左右分布，虽是全包围结构，纵向线并非统一上下对齐，或上宽，或上窄，巧妙地将两字竖线平行，使其相互照应，融为一体。这样的结体变形在该碑中比比皆是，书者结字不单纯从单一文字入手，而着重审视全文的整体章法，力求做到浑然一体。这也印证了明代书家李淳的“一字之行，理有数等，有上盖大者，有下画长者，有左边高者，有右边高者，非在一途而取轨，全资众道以相承。”（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碑文章法布局规整统一，在遵循汉碑整齐排列的布局下，缩小文章横纵间距，使字与字之间更为紧密。同时，注意文字之间呼应关系，适当的对部分结字进行变形，“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姜夔《续书论》），以令其融为一体，更具浑然天成之感。在纵横排列中，碑文注重文字大小错落，小中有大、大中有小，跌宕变化，富有节奏的跳跃感。字体布局依照“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宽猛得宜”之原则（欧阳询《三十六法》）。笔画少的独体字常放大体态，有破格之势，如“丙”“申”“月”“失”“十”“二”“四”“回”“鱼”等字；笔画多者则紧密结字，如“渊”“报”“琚”“离”“逢”“遭”“隆”“素”等字，这样的处理使整篇铭文结字疏密有致，秩列有序，古朴中渗透着灵妙之趣。

此外，碑文排列与铭文体例格式相统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铭文前五行，即序，曰：“（惟永寿二年，岁在）丙申，月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卒。呜呼哀哉！苗秀不）遂。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乃改名为琁，字孝琚。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先殒。以其三年）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思，心（中惨恻，刊石叙哀。）其辞曰：”《孟孝琚碑》出土时碑身上部残损缺失，部分铭文受毁不详。幸昭通谢饮涧先生历十年考证，填补缺文，与原文雅辞相匹。今碑文抄录括号内即为谢氏补文，特说明。该段叙述了汉武阳令之子孟广宗的生平事迹。孟孝琚，原名孟广宗，4岁丧母，12岁入官学习，博览群书，精通《韩诗》与《孝经》，为人敦厚仁慈，父亲为他纳聘了蜀郡何彦珍的女儿，但未娶便因病夭折。第二部分六至十三行，为铭文的辞，其中六至十一行是四言一句的诔语，曰：“（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不幸短折。惟悴茕），忽然远游。将及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永归蒿里，重晤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况余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景命不永，屋栋倾）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饬。免崇素意，（譬诸孔颜。德配穹）皓，流惠后昆。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十二至十三行是七言乱辞：“乱曰：遐迩咨嗟凤）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之何）？”该段文辞典雅，既有对孟氏离去沉郁悲愤的遗憾 “天地有憾，阴阳郁结”，也有对现世不公的责怒“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还有对人生的感悟“守善不报，自古有之”“（景命不永，屋栋倾）覆”，为历代学者所称赞。末尾两行题名是铭文的第三部分，题曰：“（时），武阳主簿李桥，字文平。书佐黄羊，字仲兴。（主）记李昺，字辅谋。铃下，任缧。”

三、尊儒尚汉，史料丰富

《孟孝琚碑》自出土以来，碑文涉及的“南中大姓”、婚丧、教育、宗教等问题尤为学界所关注，是我们了解两汉云南地区民族、习俗、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西汉时，云南被纳入中央王朝，但因地处西南边陲，中原王朝很难对其管辖控制，故多出现地方现象。然而，就文化传承上来看，本地却深受中原儒家文化之熏陶，汉儒思想贯穿境内，《孟孝琚碑》便充分体现了云南尊儒尚汉的时代风貌。

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各郡皆设学校，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内容，广泛推行儒家思想及文化。东汉章帝元和年间云南开设学校，《东观汉记》录有：“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又有王追“少年学佳，受韩诗，声闻乡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韩诗盛于西汉，东汉仍有传习。故有《孟孝琚碑》“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之语。汉王朝主张“以孝治天下”，《孝经》被视为重要的典章诵本，以至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之盛况（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在此影响下，孟氏也同样精习《孝经》。并且，该碑文辞典雅、引经据典，从“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到“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再至“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都可见云南士子学习和接受汉儒文化之一斑。

铭文中“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先殒”，“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四时祭祀，烟火连延”，形象地描述了东汉云南人的婚娶丧葬习俗，他们依照汉族民俗礼制，婚娶遵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 （钟敬文等主编《中国民俗史·汉魏卷》），碑主人孟氏虽未娶先殒，而“为问”即请聘，说明其严格遵从了婚娶前的各项程序。至于丧葬礼仪，据杨守敬推断：“广宗以丙申二月卒”，（邹长铭《新编昭通风物志》）其尸停灵数月，以为吊唁。次年十月扶柩回乡，归至朱提祖茔，十一月乙卯下棺安葬，起坟树碑。此种隔年安葬习俗与山东《鲁峻碑》“（鲁峻）熹平元年月癸酉，明年四月庚子葬”风俗相同。“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即是中原地区世人为纪念逝者的丧祭活动。

综上所述，《孟孝琚碑》的形制、书法、文辞向我们展现了五彩缤纷的汉代文化世界，它犹如文化路标矗立于云南境域，是我们考察东汉云南历史文化的时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