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收入仍居全国后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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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陕西农民收入以持续增长为主线，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及西部地区的位置有所前移，但仍属于中下水平。据全国住户抽样调查资料，200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69元，不足全国的64％，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7位(倒数第5位)，前移两个名次。在西北五省(区)中位于第4位，高于甘肃；在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市、区)中，位居第8位，高于甘肃、云南、贵州和，比2003年前移了两个位次。

(一)农民收入增速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速的问题依然突出

表1的统计资料显示，“十五”期间，陕西农民收入按可比价计算，其增速在7％以下，甚至还有负增长现象，而同期GDP的增速不低于9％，两者最多相差9．2个百分点，最少也相差5．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差距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边缘化倾向。

(二)收入结构失衡现象明显，非农产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微薄

从表2的数据中不难看出，“十五”期间，陕西省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徘徊不前，不但增加值没当年纯收入多，而且出现了几年减少的趋势，其占纯收入的比重只有一成多，远低于农业收人，其对纯收入的增长贡献非常微薄，甚至还有负贡献的现象。

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生产条件的不足，气候因素的影响，农业表现为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收入也必将具备增长的弱势性。陕西省农民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比重过大，非农产业收入比重偏低，这种结构的失衡决定了我省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不高，增速不快，丰年增收、灾年减收的客观现实，这一点，也恰恰是陕西省农民收入与东部发达省份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财政支农力度有限，政策落实还需加强

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推动作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农资金比重偏低，其增速与财政收支不同步。2003年与“九五”时期的1996年相比，财政支农资金增长了I．2倍，而财政收入增长了1．6倍，财政支出增长了2．4倍；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9．4％和10．8％下降到16．4％和7％，换句话说，新增财政收入与支出中用于支农的明显不足。另外，还有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利农政策落实到位不理想，有难度，如各种补贴政策，乡镇机构改革、乡镇财政、农村教育、医疗保险、农村金融、农村扶贫等多方面惠农政策或改革能否稳健推进，达到预期效果，并且这些政策是否具有长效性，都备受人们关注。

(四)农资及涉农服务价格过高削弱了农民增收效果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增长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力度，体现出了价格对增收的负向性。这一点在2004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据对农民家庭抽样调查，2004年，农民购买化肥价格比上年上涨了23．7％，农用薄膜价格上涨了23．6％，当年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支出比上年增长了28．4％，远高于家庭经营收入和纯收入增速：另外，水、电费及一些涉农服务收费价格也有明显的上涨。生产资料及服务性价格上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农民要么减少购买量，从而减少生产投资，直接影响生产后劲；要么保证必要的生产投资，从而直接增大生产成本，抵消收入，降低生产效益。

(五)农民在市场中创收的弱势地位没有改观

市场对农民生产、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从理论上讲，市场需求决定了农民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需要什么，农民生产就应转变成什么，生产跟着市场变化走，才能增产又增收。但在实践中，由于农村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渠道不畅，农民相对于市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出现了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滞后，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成效不明显，甚至失效的结果。

(六)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不高，不利于增收

一是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以上程度更是偏低，只占到8％左右，农村教育收费不规范，已经成为制约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新负担。农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九五”时期的1996年，陕西省农村人均文化教育费用支出98元，到2004年，这一支出达到260元左右，增长了1．6倍多，其比重占到当年纯收入的13．9％。

二是虽然采取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但目前效果还不理想。据农村抽样调查，在外出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只占到三分之一多，没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就业表现出盲目性、低效性。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依靠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实现转移的只占到8％左右，绝大部分是自发或亲朋介绍。实现转移后的劳动力，在就业、待遇、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工作还需加强。

三是农村人口医疗、社会保险机制缺乏，使得农村看病难的矛盾突出，制约着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据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农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118元，占到当年纯收入的6．3％，比“九五”时期的1996年增长了1．2倍，远远高于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若遇大病，农民更是无从应对，’往往造成一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