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生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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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孔子有多少学生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确，这样的说法曾见诸正史的记载，而且出自“不虚美，不隐恶”、严谨审慎、文直事核的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话一出，后世几乎没有什么疑义，一直承继因袭，众口一词。

1978年10月28日，我国著名文献学家、华中师范学院张舜徽教授在曲阜师范学院发表了《如何重新评价孔子》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在孔子的时代，无论是交通还是居住条件，都不允许会集几千人，在一家私人讲学之地读书；即便不是在一时一地会集，而是先后陆续参加，也绝对不可能。所以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有传记的不过35人，加上仅列名字的42人，也不过77人。张先生从旧史记载、师生年龄差别、交通和居住条件，尤其是古书的通例多方面考察后得出结论：“可以肯定‘三千弟子’的传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夸大数字。”

张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但这里并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错误，而是后人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不了解古书的通例，特别是不了解古人记数往往使用虚数这一惯例造成的。

清朝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汪中，曾撰写有《释三九》一文。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在汪中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写出了《古籍多虚数说》。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古人计数的规律，从而对“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古人对于特别繁多的人或事，最常用的办法是“约之以百”，比如说百工、百物、百货、百谷，乃至百姓。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形容其多，则往往用三百或三千来表示。比如《礼运》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史记》说孟尝君“食客三千人”，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吕不韦“至食客三千人”；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说。这里所谓的三千，只是用来表示数目之多，并不一定限于三千之数，也不一定足于三千之数。孔子“弟子三千”，也是如此，这时是不能拘泥于文字，把虚数当作实指的。

三百、三千的整数不难理解，这与我们现在“成百上千”的说法相同。古人在表示数目时，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凡一二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多。”(《释三九》)比如《左传》中的“三折肱知为良医”，《论语》中的“三思而后行”和“吾日三省吾身”，《楚辞》中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史记》中的“若九牛之亡一毛”、“肠一日而九回”，《孙子兵法》中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等等。这里的三、九都是言语间的虚数，是不能把它们当做实指而信从的。这就如同《楚辞》中的《九歌》，虽然一共有十一篇，但在标题的时候，还是署以“九”，不过是表明众多的意思罢了。历史文献中的“九攻”、“九守”、“九变”、“九天”等，都是如此。

古人不仅用三、九，而且还用三和九的倍数，特别是三十六、七十二和一百零八，来表示数目之多。如《庄子.天运》称孔子对老聃说自己以六艺“奸者七十二君”。《史记.封禅书》引用管仲的话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神农本草经》说“神农管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后世民间还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等等说法，都是因此而来。

明白了这一通例，我们就会知道，虽然孔子的学生很多，但并不意味着真有三千之众。“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不过是说孔子弟子众多，有成就的也不少。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说法具体化，认为三千或七十二，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并费尽心机地去做所谓的考证，那就难免胶柱鼓瑟之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