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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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汪曾祺传》，编过《汪曾祺文集》的老友陆建华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新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以下简称《春夏秋冬》），说实话，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一种恬静、愉悦、闲适、冲淡的审美，如其将它当作一部传记来读，还不如将它作为一部优美的散文长卷来赏析。

在《春夏秋冬》这部散文长卷中，陆建华既塑造出了“人道其里，抒情其华”的汪曾祺形象，也塑造出了温情、温爱的自身。

汪曾祺的《荷花》描写了荷花的“一生”，短短三百字的篇幅，潜藏了多少生的欣悦和隐痛啊。他在《葡萄月令》中用更长的篇幅、更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只是这次他压抑住隐痛，着力追踪着、发掘着葡萄一年四季不同的美丽。葡萄发芽了，成熟了，收割了，败了，败了就败了，它会在另一个春天里重新绽放、生长。汪曾祺就是陆建华笔下的荷花，《春夏秋冬》就是一部更翔实的《葡萄月令》。在这部《葡萄月令》中，陆建华详细、生动地描写了汪曾祺的十二个月。我们看到汪曾祺在“神山爽气”和“邻寺疏钟”的氤氲、濡染中发蒙；看到他和父亲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一起写情书，多年父子成了兄弟；看到他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体验着“躲警报”的消极，“逃警报”的狼狈以及“跑警报”的从容；看到他“效力军台”画《中国马铃薯图谱》时自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苦中也能作乐，随遇都能安妥；看到他写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忍不住加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时哭了；更看到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他因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遽然仙逝，但“托体同山阿”又何足惧？圣桑的音乐、白色的丝绸、满身的鲜花和自己的自选集便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于是，月令里的汪曾祺不仅是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更是一个有生有死、有悲有喜，困厄时不颓唐、顺利时不张扬的生命。

既不是把汪曾祺当作文学大家来仰视，而是把他当作生动而又平实的生命来亲近和追怀，陆建华在写作《春夏秋冬》时就不会拘泥于烦琐的考证，即便有些事实经过辛勤考证方才理清楚，他也会隐去考证的痕迹，以免因学害文。陆建华更不会把汪曾祺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中作漫漶无疆的比附，或用结构、解构之类的时髦理论肢解掉汪曾祺，而是知人论文，因文说人，在对汪曾祺为人为文的娓娓道来中还原一个让人着迷的生命。但是，前面已经讲到，这世界本无“原”可“还”，《春夏秋冬》中的“原”便一方面可以在汪曾祺的笔下和他亲友的口中寻出影影绰绰的身形，另一方面更是陆建华倾注了自己全部情感的想像性建构。说是想像性建构，并不是指无迹可寻的杜撰，而是指建基于材料又不为材料所缚的创造。所以，《春夏秋冬》中的汪曾祺是也只能是陆建华心目中的汪曾祺，陆建华对汪曾祺的情感和由这情感所催生的想像才是这个汪曾祺形成的真实动因。

陆建华用一如汪曾祺的文笔和情怀写下《春夏秋冬》，写下一个人和一个城之间七十多年乃至久久远远的呼唤和牵挂。汪曾祺成了陆建华笔下的一个人物。童年的他奔跑在那些青砖铺就的街衢，一边吃着炒豌豆，一边好奇地张望着酱园、染坊、烧饼店、画匠店、车匠店、银匠店……壮年的他一次次在记忆中走进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嗅吸着一股“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老年的他三回故乡，去看高邮湖，看泰山庙，看文游台，看大淖，激动地寻找着依稀往事。这部城与人的故事自然不免艺术性的再创造成分，但传记的文体特征使再造也具有了真实感。于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和陆建华笔下的汪曾祺，一虚一实，亦幻亦真，浑然无迹地共筑成高邮“世界”。这个“世界”必将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中世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说，《春夏秋冬》就是一部《从文自传》似的作品，陆建华为汪曾祺做了一件他自己没有能够去做的大事。

世间何物以情浓？多情最是故乡人。读完《春夏秋冬》，顿觉“家乡雪，满天飞舞”。面对此人、此情、此景，谁人不起故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