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网络视角下休闲研究的进展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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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网络研究在休闲科学领域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应用性。文章从史托考斯基关于休闲的社会网络研究观点出发，从社区网络对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休闲游憩场所的社会网络研究、休闲组织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及研究方法4个方面评述了近二十多年来国外社会网络视角下休闲研究的进展情况，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及对中国休闲研究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进展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F59

一、引言

社会网络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的结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结构，就是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因此，社会结构就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网络。而后继的研究者也基本认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并根据图形理论进一步将社会网络形象化，界定为有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代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集合。而按照网络类型来划分，可以分成整体网、局域网和个体网络。20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对求职过程中“关系”重要性的论述，使社会网络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而关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的主要视角，布劳（Blau）认为可以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位置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从社会关系取向入手主要分析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关注关系流动中的信息与资源，而社会位置取向则主要分析网络中的结构性特征，重点关注位置、角色等概念。从研究分析方法的角度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该分析方法吸收了社会计量学者关于小群体图论的研究、哈佛学者的“派系”研究，以及英国曼彻斯特人类学家的乡村社区“关系”结构研究的成果，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析方法。由于社会网络分析既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分析方法，这使社会网络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较强的应用性。在休闲研究领域中，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将网络分析应用于休闲、游憩和观光研究，虽然早期的社会网络研究在休闲方面的应用有限，然而采用网络分析则让我们看到进一步了解社会行为和起因于休闲关系意义的美好前景，并促使研究者进一步关注社区生活环境如何刺激休闲、游憩和观光行为，以及休闲网络如何影响社区生活大范围的关系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帕特丽夏·A·史托考斯基（Patricia A.Stokowski）明确提出了休闲的社会网络研究观点，在其著作《社会中的休闲》（Leisure in Society）中通过对北美地区休闲文献的梳理，借鉴休闲社会群体理论研究——韦尔曼（Wellman）的社区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等观点，并以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框架为背景，从理论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网络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方式对休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观点和架构结构性休闲社会学的主张，从而开创了社会网络取向中的休闲研究范式。

二、史托考斯基的休闲社会网络研究

史托考斯基对休闲社会网络研究的架构是从社会群体研究开始的。她认为，社会群体在休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户外游憩群体和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休闲群体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强调社会群体代表了不同的组织过程、沟通形态、行为规范和行为差异，在这一过程中，真实经历被视为一种主观的达成，无法与人类意图相分离，且是人们经由休闲活动中与家人、朋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所认知的休闲是一种社会经验所创造的。史托考斯基指出，社会群体研究开创了休闲研究的新方向，相关研究中注意到了休闲中个人与群体间结构性关系，而非仅仅关注个人特质、相关心理状态的描述，同时，少数社会群体研究还注意到了社会群体以外的关系的应用，而这些群体之外的社会关系对休闲参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恰恰是休闲的社会网络研究所关注的，虽然应用社会群体模式研究休闲的前景十分美好，但史托考斯基却认为社会群体研究忽略了整个社会中休闲结构化的过程，以及深留群体中的大环境社会结构问题。为此，史托考斯基和李（Stokowski & Lee）进一步主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进行休闲研究，社会网络的视角以社区生活延伸的人际关系作为娱乐行为的基础，依靠该视角，研究者既能够研究个体行为方面社会结构的影响，又能研究社会结构创建各种安排中个体行动的意图，也即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观点。该观点依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试图将扎根理论、统计检验方法同韦尔曼所提出的社区结构主义和现象学观点融合起来，目的是为了克服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决定论和解决个人与集体间互动产生的“意义”问题。史托考斯基指出休闲的结构性观点主要包括两个议题：一是个人参与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在此过程中为达到休闲目的而形成的特定模式研究（即社会网络对休闲的影响研究）；二是有关整体休闲网络（从个人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影响和结构化，以及这些结构模式在个人层级的选择和行动上可能的应用（即休闲社会网络及效应研究）。从第一个议题出发，史托考斯基通过华盛顿州一个以木材业为主的乡村小镇中的社区网络连带关系对于游憩选择的影响分析，总结出网络大小、网络密度、关系的强度以及相互间影响的频繁性都对休闲参与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应侧重于网络结构的研究，包括改善互动效标的测量，如相互性和联结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去分析详细的结构性变量，包括网络大小、密集性及相关性的距离，而在利己主义的社会网络中，超越模式确认和描述的扩大分析特别重要。从第二个议题出发，史托考斯基指出，目前这个议题主要关注社区中情感网络结构之间的亲密及情感关系的特征方面研究，但却忽略了除个人情感关系以外，如交换关系和不平等关系的研究，此外，休闲网络结构产生的关系和行为如何影响未来社区的网络形式和密集度的研究，以及休闲网络如何转化成休闲参与的结果研究也没有受到重视。在上述两个议题考察的基础上，史托考斯基进一步指出未来休闲领域中社会网络研究的3个方向：第一，分析以社区为背景的社会关系如何促成休闲的活动选择和决定；第二，分析在休闲地点中当地整合、团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及未来的参与程度上行动者之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性；第三，考虑休闲经验的社会连带如何以及以何种形式可能持续在未来其他社区背景的生活中发展。应该说，史托考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对于社会网络在休闲领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尤其是她提出的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观点，对休闲的社会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史托考斯基提出休闲领域中的社会网络研究范式后二十多年中，相关研究在史托考斯基所提供的上述两个议题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史托考斯基认为这两个议题从实践方面实际上可以从3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社区网络对休闲的影响研究；二是在休闲游憩场所的社会网络研究；三是休闲组织性网络研究。而在史托考斯基所提出的3个研究方向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查阅了从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的国外休闲领域中的社会网络研究文献，共检索出休闲学期刊中的论文以及国外相关会议论文共计31篇。其中，从研究主题上看，16篇论文与社会网络研究直接相关，8篇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关系研究，7篇关于休闲伙伴关系与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因此，笔者在借鉴史托考斯基所提出的休闲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近二十多年的休闲领域相关研究文献，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对国外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休闲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总结与评述。

三、研究内容的进展与评述

1.社区网络对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

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相比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要早一些，史托考斯基的第一个议题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从这方面开始的，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系和其交互作用对休闲选择的作用，如史托考斯基研究冬季到得州旅行的老年人对于他们的信息网络中“强”和“弱”关系连带（relation tie）使用上的差异，史托考斯基和李对华盛顿州一个以木材业为主的乡村小镇中的社区网络连带关系对于游憩选择的研究，沃德等（Warde，et al.）关于英国家庭中社群参与和友谊连带影响个人休闲消费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将注意力过于集中于家庭、亲属和朋友关系以及情感上的相互关系，从而忽略了其他关系的研究，如互换关系、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社区网络关系对休闲的影响外，个别研究还关注到了社区自我中心网络结构的问题，如吉弗尔（Giuffre）分析了个人社交网络对3个著名的独立艺术创造者在创作期和非创作期（休闲期间）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3个艺术家的社交网络在创意时期同非创意时期（休闲期间）相比自我中心网络密度和中介性是不同的，创作期自我中心网络密度要高于休闲期间（非创造期）的网络密度，且网络密度与网络中介性得分不相关，吉弗尔的研究虽然关注到自我中心网络结构对休闲的影响，但该研究主要关注于个体网络而不是整体网络的研究，因此，运用社区整体网络的方法研究网络中心性、密集性、相关性、角色、一致性等方面对休闲选择的影响将是未来休闲研究关注的重点。

在史托考斯基的第一个议题中，利己主义的社会网络对休闲选择的影响曾被提及，史托考斯基认为超越模式确认和描述的扩大分析特别重要，但遗憾的是，这一富有潜力的洞见却被后来的休闲研究所忽略，直到休闲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重新提及到这一问题，才使利己主义的社会网络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看，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社会网络是形成和维持社会资本的基础性支持和重要前提，即社会网络借助网络行动者通过网络内外部的连接来实现共同行动，并实现网络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形成和维持社会资本。在休闲领域中，格拉沃（Glover）系统地提出利己主义的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形成及社会资本对休闲行为的影响，为此格拉沃等通过考察社区中花园园丁社群成员使用社会资本对休闲行为选择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可能是既有利益，也有成本，这依靠社会行动者在功能性社会网络占有的位置。格拉沃等进一步总结，指出社会资本在网络中的个体回报通常（也许是经常）分布是不均匀的，带着这种认识，格拉沃等呼吁休闲研究者关注社会资本的不均等性，并指出休闲研究者应该重视林（Lin）的资本亏损（capital deficit）或回报亏损（return deficit）概念，以及弗利等（Foley，et al.）的术语“使用一价值”（use-value），也就是使用社会资本（appropriablesocial capital）实际上是怎样形成价值的。格拉沃等的研究关注到了利己主义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使用（social capital appropriability）及影响问题，其工作也仅仅论及了利己主义网络的负向功能形成问题，而利己主义网络本身的网络结构研究，对“使用一价值”等概念的解释与拓展依然显得比较模糊，这将可能是下一步研究工作中的重点。

2.休闲游憩场所的社会网络研究

史托考斯基认为，休闲游憩地点的社会网络方面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主要关注当地整合、团体之间的互相影响、网络结构关系，以及休闲经验的社会连带和结构如何及以何种形式能够持续在未来其他社区背景的生活中。依照史托考斯基所提出的研究方向，结合近二十多年的休闲游憩场所的社会网络相关文献研究，本文认为这一方向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休闲游憩场所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研究、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游憩场所休闲伙伴关系发展研究。

在休闲社会网络的结构研究方面，其关注点与史托考斯基所关注的第一个方向研究不同，该方面研究更关注网络结构的规模、密度、位置、权力、角色、中介性等问题，从网络研究方法上更倾向于使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如本都等（Bendle，et al.）通过量化分析，研究了深度休闲社交领域中所形成的社区团体网络结构，结果显示了在组织中的权力的显著不均衡分布。而沃德等则考察了英国西北部3个不同的志愿团体成员间在娱乐实践中成员间社会网络的数据资源，研究显示，这些娱乐活动中的社会网络所形成的非正式的社交联系在产生社会资本的“桥”和“跨边界”类型中尤其重要。本都和沃德等的研究凸显了休闲社会网络中权力和位置的重要性，但对于不同形态的网络结构与不同形态的团体成员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则未能给予重视。同时，上述研究仅仅关注社区范围内的休闲游憩网络结构研究，对于社区以外的更大空间范畴（比如城市）则没有涉及，而对于社区以外更大空间的休闲游憩社会网络结构研究则是由休闲旅行网络方面的研究提出的，为了测量城市休闲社会网络结构对休闲旅行行为的影响，一个小团体在最近10年中开始使用个体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依靠收集的城市数据进行休闲社会网络的基础研究，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交往中的空间传播和特殊的交往频数模式等，这些研究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休闲旅行网络方面的经验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忽略了在给定的一个总体中怎样处理“整体性”或“全局性”的休闲旅行网络，而一个整体性休闲旅行网络研究无疑对于全面把握休闲交往和休闲行为之间的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科瓦德等（Kowald，et al.）使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系统中运用个体网络方法所收集的个体休闲网络数据，该数据运用了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方法和旅行需求仿真（agent-based simulation）方法生成了瑞士人整体的休闲旅行网络，而每个人的个体休闲旅行网络则嵌入其中。结果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有联系的决策洞察，某些属性的组合也或多或少对休闲人际关系效用产生影响。应该说，休闲旅行社会网络的研究既关注个体网络定量分析，又关注整体网络分析，并将旅行需求仿真技术应用于社会网络整体的实现，这一结果将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休闲旅行社会关系网络和休闲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上述研究也存在问题，主要在于这些研究过于关注调查分析与模型处理，而对分析结果缺乏有效的理论思考与总结。

在休闲游憩场所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与效应分析方面，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一方面，如斯多德斯卡（Stodolska）考察了种族因素，如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文化、同主流美国人话题的缺失、英语技巧的不足、被主流所歧视或排斥、未知的恐惧对于外来美国移民休闲社会网络使用的功能性影响，与此研究相似的是，西伯勒等（Hibbler，et al.）还考察了美国社会跨种族夫妻在休闲过程中被种族化时所面临的问题，重点考察了非洲美国人和欧洲美国人这种跨种族夫妻在休闲场所社会网络的使用和意义的变化，并指出了跨种族夫妻在休闲过程中被孤立的原因。除了种族影响因素外，史托考斯基认为，休闲游憩场所的环境、社会心理等因素也可能对休闲网络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史托考斯基并未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但笔者认为休闲社会网络可能受空间距离、闲暇时间、身体状况、社区人际关系、休闲偏好、个人性格方面等因素影响较大，尤其是社区人际关系对休闲社会网络的影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的网络相关性、网络结构关系、影响强度等问题值得关注。在休闲社会网络的效应或功能性支持研究方面，柯茨特等（Kerstetter，et al.）研究了4000多名红帽协会会员是怎样从休闲社会网络中获得功能支持的，结果显示功能性支持是多维的，除了少数例外，休闲交往都体现出正面的支持，这些功能性支持在本质上主要是情感性和社会性的，而不是信息的和资金上的。与柯茨特等研究不同的是，莫克利等（Mulcahy，et al.）通过对一个具有休闲性质的非正式的“母亲团体”的资源网络研究，指出休闲交往不但体现出正面的支持，而且也有负面的效应，对于正向的功能性支持而言，资源既有情感上的，也有信息方面的。综上所述，休闲游憩场所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与效应分析仍显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尤其是效应分析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研究是史托考斯基在第二个议题中所重点提及与关注的。因此，还需要对休闲网络而产生的个人或社区的网络形式和密度是否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力，以及网络特性如何转化成休闲参与的结果，休闲网络创造的社会关系在扩大的团体生活中创造未来互动的可能性进行探索研究。

休闲伙伴关系发展（leisure partnershipsdevelopment）研究是由阿利克（Uhlik）梳理了近10年休闲伙伴关系的研究文献，并结合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关系理论发展而成的。该理论侧重于考察公园和游憩场所中伙伴社交网络中的伙伴关系。阿利克认为社会网络自身并不是伙伴关系，但是如果网络成员间有兴趣，网络就可以发展成为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依靠现存的人际关系或未来互不相识的伙伴中发展和培育出的新关系，这些关系和联结将被认为是实际的或潜在的网络。阿利克指出，在公园和娱乐领域中“伙伴关系发展”的理论需求是非常明确的，其中，术语“发展”（development）指的是一些理论、模式和方法，这些理论、模式和方法解释并支持公园和娱乐领域中成功的伙伴关系中的有序创造。阿利克将“伙伴关系发展”同伙伴的组织间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强度联系起来，借鉴了格兰诺维特的“连带的强度”（tie strength）理论，即从“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在网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理论预设出发，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结论和近10年公开发表的基于休闲伙伴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综合在一起，得到了3个“伙伴关系发展”理论上的总结：一是连带（tie）分析不能仅关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中的一个水平，还必须对其余两个层次水平给予同样的关注；二是识别和评估弱关系，弱关系不仅比没有关系要好，相比于强关系，弱关系更能与“发展”成就相联系，同时弱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被强化；三是识别和评估伙伴关系，伙伴的外部人网络的力量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可以支持目前内部组织关系的不足。总体来看，阿利克的3个理论总结与以往研究伙伴关系发展模式中侧重于“伙伴关系的管理”。相比，更多地则聚焦于伙伴关系的开发或引导伙伴关系的创建，尤其重视关系的强度和网络的力量，将情感关系、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融合在一起，突破了以往仅注重情感关系研究的传统，同时伙伴关系发展理论还强调网络、资源和组织的作用，而这些都补充发展了休闲社会网络结构及效应研究方向议题，这对于引导休闲与娱乐研究中未来的伙伴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休闲科学中伙伴关系发展研究在社会网络中的潜力来看，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较深层次的研究主题仍没有涉及，比如休闲伙伴关系的演化过程，伙伴团体间和内部沟通与交流的网络结构的规模、密度和中心性等内容，以及休闲网络结构产生的关系和行为如何影响未来社区或团体的网络形式等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休闲组织社会网络的研究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组织网络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建构市场和组织政治行为或权力的互换及相互影响关系出发，关注组织间的关系如何形象化，以及这些关系的结构性安排对于研究中的个体行为有何意义等问题。史托考斯基也认为，休闲组织网络研究应该继承组织网络研究的传统，从较大格局来考量休闲的社会网络分析问题，并侧重于从休闲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影响、机构竞争、政策发展、资源管理等方面来考察休闲组织网络。而近二十多年来，休闲组织社会网络研究也基本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休闲组织的社会网络方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休闲旅游组织研究中。主要包括休闲旅游多元利益组织间的政策网络研究、休闲旅游企业的成长和知识管理研究，以及休闲旅游目的地的服务组织网络结构分析3个方面：在休闲旅游多元利益组织间的政策网络研究中，主要侧重于考察休闲利益组织参与旅游政策网络的动机、网络结构和网络互动对休闲旅游组织决策的影响，以及休闲旅游政策网络的评价等；在休闲旅游企业的成长和知识管理研究中，主要聚焦于休闲旅游企业组织获取资源的重要性、如何获取资源，以及休闲旅游企业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本进行知识创新和管理的作用和影响；休闲旅游目的地网络结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层次休闲旅游供应商和相关旅游组织间交织成的复杂旅游网络的结构分析，研究者们往往采用网络结构图形、网络密度、中心性和联系度等整体网络分析的基本工具进行结构分析，除了对营利性休闲旅游组织的网络结构分析外，个别研究者还对非营利性休闲服务组织所构成网络的权力影响、网络密度、中心性、派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应该说，休闲组织社会网络的研究内容比较深入，涉及了组织网络研究交换与权力方面的主题，并在休闲旅游管理领域中有开创性的拓展，如涉及了休闲旅游企业的竞争、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但该方面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在于过于重视营利性组织间网络的研究，而对于非营利性的休闲组织网络的研究则不够重视。另外，组织间社会网络研究中的网络对个体意义的生产过程研究还没有涉及。

四、研究方法的评述

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看，史托考斯基在社会群体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休闲社会网络研究范式，即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范式，克服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决定论思想，解决了个人与集体间互动产生的“意义”问题，并提出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试图将扎根理论、统计检验方法同韦尔曼所提出的社区结构主义和现象学观点融合起来，在一个理论综合的框架下解决社会网络在休闲分析中微观的个体分析与宏观的结构分析相融合的问题。从这一点看，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范式仍是目前为止社会网络研究中考量比较全面的研究范式。但该范式也存在一些不足，布莱克肖等（Blackshaw，et al.）从批判该范式所采用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入手，认为结构化理论研究中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吉登斯认为结构性的后果或效应是由许多个体行动者践行知识能力（knowledgeability）或集体意识（consciencecollective）意图形成的，但这容易导致心理学的倾向，吉登斯错误地将心理学的分析应用于社会学的争论中，对于“行动”来说，个体行动者动机的集合是心理学的事情，而不是社会学的任务。此外，吉登斯强调集体意识力量的观点也没有抓住结构主义分析的重点，导致不自觉地倒向平淡无奇的社会整合的观点。二是吉登斯虽然强调社会互动或社会实践中的意义、规范与权力，却没有证明行动者所需要的必须转变和再生产的社会世界，也即没有关注个体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性。为了解决上述两点不足，布莱克肖等考察了埃利亚斯（Elias）的过程社会学的方法，埃利亚斯同吉登斯同样反对结构主义的决定论方式，强调个人与结构的结合，其运用“型构”（figuration）的概念，强调从彼此依赖的人与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出发，从历史的动态过程角度，而不是从静态的角度，在行动网络的过程模拟中来考察社会变迁和产生的后果。这成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方法与吉登斯结构化方法最大的区别，埃利亚斯认为结构是由“相互依赖的个体间”的行动的无意识后果造成的，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无意识后果造成的，这一语义中的差别实际上体现出了两种理论方法的不同，埃利亚斯的过程方法强调社会行动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y），而在吉登斯的理论中行动者在社会世界中是孤独的。通过上述分析，布莱克肖等进一步提出对休闲结构性研究范式修正方法，即将结构化理论和过程化理论相融合，这将有效地解决休闲结构性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将埃利亚斯的历史过程理论应用于休闲结构性研究范式中潜力巨大，正如伯基特（Burkitt）所指出的，“埃利亚斯的方法是一种完全的社会学方法”，一是因为该理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现象，同时，将网络结构置于动态的历史考察之中，完全避免了个体研究中的心理学倾向；二是该理论从一开始就反对结构主义决定论观点，主张个体研究同整体研究的结合；三是埃利亚斯还将其过程理论方法实际地应用于休闲研究，埃利亚斯曾于20世纪60年代与其同事关注体育运动与闲暇方面的研究，相关成果于1986年结集出版，在这些成果中，埃利亚斯将其过程方法应用于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也验证了该方法的实践价值。

此外，上述研究从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上看，既有采取访谈法或半结构访谈方法的定性案例研究，也有定量的问卷社会网络调查方法和仿真计算机模拟方法。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在社区或团体这种小范围研究中更多地是使用质性的访谈方法，而在休闲旅行网络的结构和休闲组织这种大地域或复杂对象的研究中更多地是运用量化的方法。实际上，这并不是说定量方法一定优于定性的方法，而是在于休闲旅行网络的结构和休闲组织网络研究本身就很复杂，而质性方法的目标却在于发现行动者世界的意义和经验，这对于大范围的休闲旅行网络和休闲组织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可能更适合于小范围的社区或团体研究。对于社会网络分析中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评价，克劳和艾伦（Crow & Allan）就认为社会网络分析中定量方法虽然使用了复杂的技术，但它却无法超越早期的定性社会网络研究方法，主要原因在于定量技术无法识别社会关系中的主观意义，并进行超越调查层面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因此，在休闲领域中社会网络研究定量与定性的方法使用上，笔者同意韦尔曼等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网络分析中定量与定性方法相融合思路，韦尔曼和他的同事对于加拿大多伦多东约克地区的研究采取了社会网络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包括休闲网络、人际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社会关系数据，韦尔曼等认为这种定量与定性融合的方法可以使研究层次不仅局限在一个场所，甚至可以超越城市，或者更远一些。定量与定性方法的融合目前在休闲的社会网络研究中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在于社会网络数据收集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定性研究的网络数据，需要研究者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对研究地点的把控，而要将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同时收集就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偏好，一些学者要么偏好质性研究，要么倾向量化分析，导致定量与定性方法融合的困难。

五、总结与评论

上文对近二十多年中社会网络取向的休闲研究内容与方法进展进行了评述。从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的明确提出与确立看，社会网络视域中的休闲研究应该开始于史托考斯基的工作，其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网络取向的休闲研究框架，即休闲的结构性研究观点，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2个研究议题和3个实践研究方向，同时她还在“社区网络对休闲的影响研究”这一实践方向中进行了实证研究，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无论是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该领域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史托考斯基所提出的方向进行扩展与补充，在理论研究上游憩场所的休闲网络研究及休闲组织网络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视与发展；另外，“利己主义个体网络的社会资本使用”理论和“休闲伙伴关系发展”理论的发展也值得关注，这两个理论未来也许会发展出独立的研究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史托考斯基的休闲结构性研究框架被布莱克肖等进一步补充改进与发展，布莱克肖等提出将埃利亚斯的历史过程研究方法置于休闲的结构性研究框架中，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埃利亚斯的过程理论相融合，这将有效地解决休闲结构性研究范式中个体与结构研究、微观与宏观研究二元对立的问题。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韦尔曼等的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扩展了调查与分析解决复杂研究对象的能力。虽然社会网络视角中的休闲研究内容与方法取得了如此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而理论总结与批判性的文章比较少，笔者查阅的31篇论文中，仅有4篇理论总结与批判性文章，其余全部为实证研究文献，且这些实证研究理论总结不足；二是史托考斯基的2个研究议题中的一些方向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关于这点，将在下面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中具体论述；三是社会资本使用和休闲伙伴关系发展之间以及同社会网络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阿利克认为“社会资本的使用”和“伙伴关系发展”二者之间是不可互换的概念，但其认为二者间不可互换的观点仍然显得比较模糊；四是布莱克肖等所提出的将埃利亚斯的过程理论融入休闲结构性研究的观点在方法论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构架与完善。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的总结与考察，笔者在借鉴史托考斯基研究议题的基础上，尝试对未来社会网络取向中的休闲研究提出4点建议：

第一，关于休闲社会网络的结构研究方面，虽然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均有研究，但还需要对网络中的位置、角色和分布等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不同形态的网络结构与不同形态的团体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休闲心理是否随着休闲网络结构和指标的变化而变动，休闲关系网络对个人及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影响也是未来需要重视的方向。

第二，关于社会网络对休闲生活的影响研究方面，虽然此方面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但主要侧重于网络关系的强度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而对于结构性变量，包括网络中心性、密集性、相关性、角色、一致性等方面对休闲关系和网络影响方面的研究则重视不足，同时利己主义的社会网络中，对个体利己网络本身的网络结构研究，以及利己网络与社会资本间的核心概念的解释与拓展，都是需要重视的理论工作。

第三，虽然休闲伙伴关系发展理论突破了以往休闲研究中注重情感关系研究的传统，强调情感关系、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融合，但对于网络关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应该进一步考虑整体范围合作中的水平交换关系，同权力、利益为基础的纵向关系之间的持续性联系问题。

第四，目前的休闲组织社会网络研究对于组织间权力、利益、交换、竞争和创新等网络研究较多，而对于这些关系如何使个体产生意义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侧重于休闲组织间网络对个体意义的生产过程研究。

六、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对中国研究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从国内研究文献看，与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相比，中国的相关研究较国外研究晚了十余年，且相关研究非常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社会网络”和“休闲”、“闲暇”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出相关文献3篇，且均为实证性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休闲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研究相对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3个主题来说，研究内容过于单一，仅仅关注到了休闲社会网络关系影响因素分析，而休闲社会网络对未来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效应、社会网络关系对休闲交往的影响、休闲社区和组织方面的社会网络研究还没有涉及。而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过于注重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难以有效地进行中国化总结与思考。鉴于目前中国社会网络休闲研究现状，笔者认为要推进中国的社会网络休闲研究，首先需要借鉴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成果，从史托考斯基的3个研究方向出发，对中国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休闲交往和参与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重视社区网络关系对休闲的影响，及休闲社区网络和休闲组织网络方面的研究，并考虑比较中西方休闲社会网络的差异及其成因，在与国外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人休闲交往过程中运用社会网络的特征，这对于了解中国人的休闲特征和提升休闲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还需要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网络休闲研究的本土化总结，总结适合中国“关系社会”特征的休闲网络研究范式。中国社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调“关系”的网络社会，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更加注意对亲人和熟人网络的运用，通过亲人、熟人等强连带关系或在网络中依靠熟人位置而获取各种资源，这一获取资源的规则与运作过程对休闲的影响值得关注。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网络结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与范式，如在权力网络方面，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善于利用“日常权威”网络来获取资源，并总结了个人在“日常权威”网络中运作的过程与特征，在利益关系网络方面，吴毅则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利益结构网络的特征，及该网络对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影响。而交换网络方面，黄国光在借鉴国外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人情”关系在交换网络中的作用与使用规则。上述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网络休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因为中国人利用社会网络的方式与西方社会是不大相同的，在这些网络中，熟人、人情、面子始终是重要的，而理性化的制度、规范和标准则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值得我们引入休闲网络领域中进行深入研究。最后，还要借鉴国外社会网络休闲研究方法，提倡社区或群体范围内的定性分析研究，并鼓励在组织等更大范围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要借鉴史托考斯基和布莱克肖等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并尝试融合中国本土化的方法，形成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最终形成既有中国本土特色，又具国际视野的社会网络休闲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