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歌手 温饱自给,音乐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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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一拨在等待他们演出的听众，从北京上海广州唱到厦门青岛大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不同的城市，他们的演出就是旅行，他们唱歌，更多时候是因为内心有表达欲。
“美好药店”的主唱小河曾经说过：“民谣不是流行，是流传”。
有这么一拨人，当天王天后们在最豪华的万人体育馆里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流窜”在各个城市的小洒吧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歌唱方式一小规模演出。
他们不签公司，收入通常从50―100元的票价中分成，顺带销售自费制作的唱片。没有赞助，他们没法从这样的小演出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但在他们看来，这足以维持他们理想的音乐生活。他们的生存方式类似于候鸟，有季节性的选择：不太冷的季节在北方唱，不太热的季节在南方唱，其余时候都蜗居在自己的城市。
4月，又到一年的演出季，他们又纷纷从各自的城市出发。新时代的民谣，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
北方冷了，就去南方看看
“新世纪的候鸟歌手”――最初是周云蓬的自诩，他很理想化地形容了这种小规模即兴巡演的现状：“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
冬天还没有结束，周云蓬就在南方唱起了“春天”。从大年初五开始，在三个城市各演出了一场：在深圳，是“春天的故事”；在泉州，是“拜访春天”；在厦门，是“沙尾坡也有春天”。
周云蓬的巡演之路开始于2007年。那一年，完全没有唱片推销经验的他，自费发行了《中国孩子》。“当时直觉演出时唱片才好卖，于是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演了下去，在三十多个城市演出了四十几场。”周云蓬没有料到，这些在小酒吧里的“流窜”演出，会成为之后最适合他的生存方式，“这样还挺好的，可以旅行，还能卖唱片”。
启发周云蓬走上巡演之路的，是曾被媒体评价为“生于兰州，却将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行走、弹奏和歌唱”的兰州歌手张俭。周云蓬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张俭：“我更熟悉他现在的形象：背着一个冬不拉，还有自己的唱片，像一个音乐货郎一样到处行走。他现在就是在云南生活一年，再出来巡演一年，没有更高的名誉和荣誉的期待，所以他不签约，也不靠别人推广唱片，完全是自给自足的音乐人。”
2004年，“野孩子”乐队解散后，张俭住到了丽江，在昆明和大理的酒吧里开始尝试个人演出。2006年，在“不是很有信心”的状态下，他开始了个人巡演之路：“在云南待了一两年了，我还想去别的城市里演出的地方看一看，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每到一个地方也跟朋友交流。”对于再无其他经济来源的独立音乐人来说，这一次巡演也多少给张俭带来了一些收入。
张俭已经在云南生活了快六年，买房安家，结婚生子。这六年里，每年有三个月可以在别的城市听到他唱歌：春天唱一个半月，秋天唱一个半月。偶尔他会在大理和丽江唱上一两场，如果恰好碰到朋友来旅游了，就到他家里去聊聊天弹弹琴，或者就在束河街头放一个帽子，做一些即兴演出。
张俭说：“春天和秋天，大城市里的气候比较舒适，所以出来演出。到了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就不想动了。”周云蓬也有季节性演出的即兴心态：“北方很冷了，就想去南方看看，阳光很好，晒晒太阳。会提前跟那边联系一下，通过朋友或者是介绍，然后就去了。”
这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
去年，全国巡演和各类音乐节加在一起，周云蓬巡演了三十多场。他现居北京，大多数时候却穿梭在北京以外的城市里，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看到一些新面孔，又和这些陌生人渐渐变成老朋友：“去年我在深圳演出，有一个小女孩，是爸爸妈妈带她来的，今年的演出，她又来了，好像长大了一岁。”对于周云蓬来说，巡演是另一种意义的寻找：“你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是你经过无数的现场，去寻找和培养一批你自己的朋友：来听你唱歌的人，其实他们也在彼此寻找，形成属于他们自己成熟的朋友圈，大家在一起听歌。”
今年的第一拨演出，周云蓬提前一个月才决定。去深圳，和设计师谈《红色推土机》升级版的进度，再顺道去香港买一把古典电箱琴。去厦门和泉州，他带着这把新买的琴演出，同时也在考察各地的居住环境：“在厦门，去鼓浪屿考察了下旧房子的价格，租多少钱、卖多少钱，到青岛也去看・看。我不打算永远住在北京，巡演也是在寻找吧，寻找一个自己觉得特别好特别满意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定居下来。”
与周云蓬相比，张俭现在的演出更少：一年三个月，不超过二十场。有人觉得他唱得太少，他却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我是一个农民，我只有三分薄地，那么每年我只能种出那么多粮食。如果我想让它再多一点，可能就要采取别的措施，比如说增点化肥……我不希望这样，我不希望这个行业是一个致富的行业。”
比张俭唱得还少的是“万能青年旅店”，这支被认为是当下最具诗人气质的独立乐队，至今没有发行张正式专辑，每年巡演不到10场，却在音乐气氛稀薄的石家庄，不可思议地存活了13年。
“万青”的音乐态度一直很松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谁也不着急，慢慢悠悠的”。1996年，乐队成立：2002年，乐队更名；2003年，在《我爱摇滚乐》上发表了第一首中文歌词《不万能的喜剧》；又直到2006年，这首歌才通过网络流传开来，虽然名字被误打误撞地简化成《喜剧》，却为他们赢得了一大拨死忠歌迷。
去年，“万青”的演出加起来只有八场：刚过完年，在深圳、广州和长沙演出了三场，接着参加了三个音乐节，最后在北京举行了两个小规模演出。对于某一时期一年都演不了一场的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很多了：“对于演出，我们的想法是：不指望它挣到什么钱，但是我们也不要为这个每个人再赔上很多钱，那样生活就保障不了了。所以会有选择，有的演出觉得票房不会很好，可能会入不敷出，那我们就不去了。如果是比较保险的，或者是朋友组织的，我们就去。”
“厂家直销型”歌手
与很多出了唱片才疯狂巡演的歌手相比，张俭的上一张唱片已经是四年前，他演出中推销唱片的性质渐渐变得很弱，演出对于他来说更多源于内心的需要：我需要唱歌，我需要表达，我需要跟我的听众交流，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想去看一看，每个地方都有我的朋友，我想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一起玩儿。
有一年雪山音乐节结束后，张俭在束河策划了一场演出。找朋友借了场地，一众民谣歌手在里面演出，不卖门票也不卖酒水，所有人都把手机关了，唱歌的人就静静唱歌，听歌的人就静静听歌。“其实我们最初的音乐方式就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在一个地方唱给朋友听，老板也不赚钱，歌手也不赚钱。当然歌手不可能每场演出都这样，那样就没有经济收入了，但有时候，需要这样的歌唱状态。”因为牵扯出的麻烦太多，张俭之后也没有再策划过这样的演出，但每当他和几个朋友遇到了，也都还会在家
里做小聚会，几个人轮流唱歌，歌手就是听众，听众就是歌手。
“我们这种演出，都是小规模的演出，策划也比较方便，只要网上发个帖子，然后自己背个乐器就可以，很自由。”网络上一些文艺青年聚集地的出现，让这些态度悠闲的歌手们有了更大的空间，周云蓬说，“无论是演出的人，还是策划演出的人，都比以前更成熟了。从前的宣传都很盲目，比如印几千张传单到处发，或者找一些媒体帮忙，现在大家知道怎么做民谣演出了'基本就是在网上发帖。其实网上发帖挺好的，因为我每次发现，豆瓣上的报名人数大致和现场人数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网上宣传的受众，基本就是看演出的那些人。”
这种边游边唱的生活状态，被周云蓬称为“厂家直销型”，比起签约公司来说要靠谱得多：“如果要进入一个大公司，那么成本会很高。比如说看我的演出，一张门票要两三百，我觉得太贵了，也会失去一些听众。我们现在是直销性质，运作成本比较低，可能这样会比较累，或者演出设备不是那么豪华，质量也不是太好，但是对于我现在这种音乐状况来说，我觉得这样比较节约，也比较合乎自己这种水平和位置。”
“如果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应该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生活方式可能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冒险，但如果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这个其实很正常。”对于目前候鸟歌手们的生存状态，“万青”的姬赓说，每天按时上下班的人们可能不太能理解，或者觉得有一点危险，“但实际上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应该有一部分人可以选择这样去生活，并且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这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周云蓬 像钟摆一样做音乐
从25岁就开始街头卖唱的周云蓬，2010年已经40岁。这一年，他的计划是：发一张新唱片，发一张《红色推土机》的升级版，在诗集《春天责备》的基础上出一本新书，当然，新唱片发行后，照例还有新一轮的巡演。
新唱片依然找到了老朋友小河合作，刚录完音，名字还没定下来，周云蓬心中的备选是杜甫那句“青春作伴好还乡”。与两年前的《中国孩子》截然不同的是，这是一张很古典的唱片，唱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古诗词：杜甫、李白、纳兰性德和李煜……由于《中国孩子》给人们的印象太过深刻，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但音乐之于周云蓬，就好像钟摆，摇摆在各个极端不停探索：“我从小就挺喜欢唐诗宋词的，背了好多，所以我就想，把自己过去对古典诗词那种文化上的感觉，用音乐做一个了断吧。其实古诗词也不是我们听到的古代吟唱，而是现代音乐所诠释新的古诗词，形式是很新很探索的东西。”
如何在现场传达古典诗词的意境，是周云蓬有关新一拨演出正在思量的事情，而他今年的巡演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进行《红色推土机》的盲童寻找计划。去年义卖唱片的钱，让这个计划帮助了十七八个家境困难的盲童，但对周云蓬来说，帮助的孩子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多，他还在努力想办法让效率变得更高一些：“我尽量一边巡演，一边到各地去寻找盲童，每到一个地方就去多打听打听，就地接触那些孩子，然后去帮助他们。”
张俭 希望我能够唱到终点
去年，《红色推土机》唱片的时候，张俭特地赶到北京参加了演出，在周云蓬、李志、小娟等一拨民谣歌手之中，他唱了一首日本民谣改编的《四季歌》，显得特别安静，不多说话也不特别煽情，几乎不和现场的观众互动。
“音乐在我的生活中依然还是最重要的部分，但和听众互动什么的，我自己的音乐方式不同，我想我们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更内在一些的，我在台上，听众在下面，我们之间的那种感应，应该是更内在的、更心灵的、更灵魂的。”张俭说，他不需要大家都很热闹的音乐。
有一个城市，是张俭每年演出都想要去的，那就是兰州。“它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我人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时期也都是在兰州度过的，我对它其实是比故乡更深的感情。”
尽管大多数时候张俭唱的都是西北民歌，但现在的他还是更习惯生活在西南：“现在的兰州，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它跟其他的城市区别已经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中间有一条河。现在的兰州，我是很想去，但你要我生活在那里，我不行。我已经不习惯在城市里生活。”在丽江，张俭住在远离旅游区的偏僻地方。
“外界环境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收入也比以前多一些，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行当还是可以干的，我这个职业养活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保证了正常的生活，就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创作新的音乐，或者去学习一些新的民间音乐。”张俭没有仔细想过自己要唱到什么时候，但他觉得自己肯定会一直歌唱，“我希望我能够唱到终点吧。”
万能青年旅店 做一个安静的业余乐队
2009年的最后的一天，石家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在北京MAO Livehouse演出，第一次在现场唱了新歌《大石碎胸口》：“渔王还想继续做渔王／而海港已经／不知去向／此刻他醉倒／在洗浴中心／没有潮汐的梦／胸口已暮色苍茫……”
如今在一所大学做老师的贝司手姬赓，根据主唱董亚千的曲子，写下了这首歌词。四个成员都是80后，他们的希望是：“以做一个安静的业余乐队为荣，悠闲地写点歌。”
姬赓说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想法，把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感受加在一起，唱的都是城市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他们的音乐――中小城市的封闭和闲散，成长的躁动和焦虑。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中，他们唱道：“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姬赓说：“我觉得这就是石家庄吧，这种压抑的气氛，就是石家庄。”
也许正是这种压抑，让听歌的人找到了共鸣，姬赓如此想象那些在小酒馆里听他们唱歌的人们：“城市里生活着很多人，有的人觉得城市里的生活很舒服，他离不开百货商场，离不开电影院，离不开摩天大楼，但有的人可能就会对这些东西很戒备，喜欢听这些歌的人，他可能从精神上比较接近我们，他也对这些东西有反感和排斥。”
他们也正在筹备发行第一张专辑，并计划带着专辑进行一拨大规模的正式巡演，依然不指望它能够赚到什么钱：“有的东西，没有经历就去体验一下吧，有的地方，没有去过就去玩一玩，去看一看。这个也挺重要的，如果总是在一个地方待着，那样的生活也挺无聊的吧。”
(文 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