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和转变“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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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认为，人口结构特征、资源能源价格机制、金融市场、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社会保障制度、外贸环境、汇率制度七个根本因素，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居民部门消费――储蓄选择、外贸发展阻断机制三种路径发挥作用，造成了我国“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增方式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和利用好这些根本因素，并要平衡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稳定运行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问题日益突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至2010年仅为46.98%， 2003年~2010年投资占比连续八年超过40%。
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消费率的合理区间是61%~65% ，投资率的合理区间相应为35%~38%（吴忠群，2002），按照这个标准判断我国投资率已经长时间超出了合理范围。其次，从我国建国后经济发展历史上看，共有三个历史时期投资率超过40%，分别是1959年，1993年~1995年，2003年~2010年，在前两个历史时期，当投资率超过40%后，均导致了随后经济收缩，因而最近连续八年投资率超过40%也显示我国经济失衡问题严重，经济存在运行不稳定的风险。再次，从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外贸需求大幅波动，导致经济出现大幅波动，进一步凸现了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国内有众多学者研究投资消费失衡问题，主要的观点有：一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储蓄率过高（程选等，2008）；二是农村人口巨大、城市化水平低、人口抚养比低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和“高投资、低消费”的特点（姚洋，2009）；三是“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两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龚敏等，2009）；四是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
1. 国民储蓄率过高。程选（2008）分析认为宏观经济恒等式（GDP=C+I+CA）背后隐含的国民消费-投资决策决定了高储蓄，根据储蓄与投资、出口的关系（S=I+CA），高储蓄又必然决定了高投资、高顺差。并指出资源品价格长期被压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社保制度不完善、金融资本市场发育不足、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府转型缓慢、居民拥有资产占比小、“低汇率安排”等六个因素导致了国民消费―投资决策的高储蓄。上述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S=I+CA反映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并不是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储蓄并非单方面决定投资、顺差，相反投资、顺差的实现制约着储蓄的形成；二是程选列举的六个因素并非并列关系，因素5（我国财产制度安排）是因素1（资源品价格长期压低）的原因，并导致因素四（收入分配格局）这一结果，因而这三个因素可归并为一个因素；三是程选认为金融市场发育不足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财富效应等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而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导致资金要素价格扭曲，进而影响了投资、消费格局。
2. 我国的人口结构。姚洋（200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与中国人口结构是紧密相关的。一是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二是中国的计划生育使人口抚养比下降得很快。这两个人口特征导致我国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特征。笔者认为人口因素只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因素。除人口因素外，资源品价格长期压低、环境污染负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金融市场资金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因素。
3.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龚敏等（2009）认为我国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导致“两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基于低要素成本，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向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建设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根源。笔者认为，我国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吸引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但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特征在2001年~2010年期间形成并日益显著。因此龚敏等只正确分析了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内因，缺乏对外因影响的分析。而恰恰是2001年起我国加入WTO以及人民币相对贬值的外因变化， 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市场空间，并造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特征。
4. 收入分配机制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认为我国现阶段分配机制不完善造成企业高利润，高利润高回报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原始驱动，实现的高利润又为下一轮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从而形成了“高利润――高投资――高利润”的循环。并认为分配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人成本被人为压低；二是行政行业垄断导致利润的相对集中；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对“三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笔者认同汪同三关于“高利润-高投资-高利润”的经济运行机制，但不认同其关于要素价格扭曲的论证：一是从2004年开始在“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表明我国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供求决定的，劳动力要素报酬低是人口结构因素决定，而不是人为压低的结果；二是与上游及垄断行业获取了高利润相反，经过笔者分析发现水、电、天然气、石油化工四个部门利润占工业部门利润比重，1990年~1999年的平均值为17.52%，2000年~2008年平均值为8.07%，甚至在2008年四部门共亏损342.01亿元，由于政府在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价格等领域进行价格干预，降低了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造成了下游产业的粗放式发展。
二、 投资、消费失衡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上述学者在“高投资、低消费”的因素分析、作用机制等方面可以互为补充，从中不难得出造成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七个因素、三种机制”，从而可以得出我国“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多种要素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共同造成的。
1. 七个影响因素。
（1）我国人口结构特征。我国人口结构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我国农村人口巨大，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大中城市转移，1978年~2009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从89.36%下降到了53.41%。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无限供给阶段（邵晓，2009），这导致劳动要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难以取得较高的报酬分额。二是抚养比持续逐年下降，从1982年的62.60%下降到2009年的36.89%。人口负担比较轻，有较多的经济剩余可以转化为储蓄。
（2）资源能源价格机制不合理。我国一些主要的资源能源产品（如：水、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属于政府干预定价，导致这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资源能源产品的稀缺水平。通过对工业行业利润构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游企业（包括水、天然气、石油、炼焦、核燃料、电力供应企业）在工业行业利润中的占比逐年降低，1990年~1999年的利润率的平均值为17.52%，2000年~2008年利润率的平均值为8.07%，在2008年亏损达342.01亿元。此外，在土地要素方面，政府部门为了招商引资，以低价格投入到工业用途，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3）金融市场的资金要素价格扭曲。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间接融资占主体；二是资本市场层次不丰富。这导致居民部门金融投资的主要形式为居民储蓄，同时由于我国信贷利率没有市场化，资金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资金要素的收益分配上利于企业部门。通过对1992年~2007年现金流量表（实物）计算可以发现，居民部门金融投资占企业部门资本形成额平均占比为45.36%，而居民部门获得利息、红利收入占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比率逐年下降，从1992年的26.5%下降到了2008年的9.09%。
（4）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及管理所是不健全，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企业粗放式扩张给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但没有全部承担相应的成本。2010年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的城市占21.6%；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四类和劣四类海水比例为23.2%；地表水污染较重， 七大水系中的五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5）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国正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0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 707万人、43 263万人、13 376万人、16 161万人和12 336万人，但从目前的覆盖范围来说还远远不够。由于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打破，个人的社会福利以及生老病死等不再由企业全部承担，但是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的负担加重，这大大降低了社会居民的消费意愿，加强了储蓄倾向。
（6）外贸环境更加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关税、贸易限额等壁垒大幅消除，我国企业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国际分工，而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环境、资金要素成本低等方面，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等粗放式发展的产业向我国大量转移。
（7）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汇率相对贬值。1994年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5.76:1一次性贬值到8.67:1的水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保持在8.3:1左右的水平而未做调整，汇率制度日渐僵化。2004年以后，随着我国外贸顺差迅速扩大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2005年7月，我国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此后，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大幅增加对美元汇率整体呈现升值状态。到2011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至6.54:1，相对于汇改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32.57%。但由于美元在2001年至今基本处于贬值通道，美元指数2001年7月最高位为121点，2008年3月美元指数低点为70.68点，贬值幅度为41.59%。至2011年6月美元指数为72.67，贬值幅度为39.94%。所以人民币对于非美元货币处于贬值中，这促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增强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2. 三个作用机制。
（1）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机制。我国人口结构特征（农村人口占比高）、资源能源价格机制不合理、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四个因素，形成了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向企业倾斜的内在机制。这一内在分配机制导致以下结果：一是企业部门“高利润、高投资”，一方面较大的盈利空间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高盈利为企业的高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从而形成了企业部门“高投资――高利润――高投资”的循环；二是企业部门高利润带动政府收入较快增长，由于政府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要低于居民部门，2001年~2008年政府部门平均消费倾性为0.63，而居民部门平均消费倾向为0.67，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的特征。
（2）居民部门消费―储蓄选择机制。我国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两个因素导致社会居民消费-储蓄选择时倾向于储蓄。（1）抚养比下降意味着人口负担较轻，有较多的经济剩余可以消费和储蓄。（2）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社会居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负担过重，使社会居民进一步强化储蓄意愿。两个因素通过影响社会居民消费-储蓄的行为选择，形成了居民部门“高储蓄、低消费”的行为特征。
（3）外贸发展的阻断机制。消费是投资及生产的目的，投资形成的产出能否在市场实现或出清，受制于由消费决定的市场需求的大小。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当投资增长过度超越消费增长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时，就会引发产品积压和价格调整，导致投资增长率下降，从而恢复消费、投资的平衡关系。而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投资不再仅仅受制于国内的消费需求，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求。刘瑞翔等（2011）研究表明，1987年~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对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 对国内消费的依存度从1987年57%下降到2007年的35.5%，对出口的依存度从1987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32%。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于非美元货币贬值导致我国外贸快速发展，这阻断了封闭环境下消费投资平衡恢复机制，造成2003年~2010年连续八年投资占GDP比更是超过40%。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发展“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是人口结构、资源能源价格机制、金融市场、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社会保障制度、外贸环境、汇率制度七个因素，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居民部门消费―储蓄选择、外贸发展阻断机制三个路径共同发挥作用造成的。
三、 转变“高投资、低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
1. 深化四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深化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推进水、电、成品油、天然气、土地等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使资源能源品价格能体现其稀缺价值。二是建立环境污染外部性内部化机制。建立健全环境的产权制度，发展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竞价提高企业污染环境的代价。三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直接融资，形成信息透明、融资渠道畅通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发挥利率的资金价格信号作用。四是改革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定价。
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将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中取得经济租金收入、税收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方面，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广覆盖、保基本、分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3. 积极研究和应对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我国的人口特征正发生转变，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正逐步减少，同时我国正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因此应积极研究人口变动趋势，降低新生儿缺陷发生率，积极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促进妇女全面发展，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 争取宽松的外贸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贸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贸需求大幅波动，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持续升值，这些都在不断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我国应该积极争取宽松的外贸环境，扩大和深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发展区域贸易自由区，为经济体制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争取有利的条件，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平稳的环境中进行。
5. 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目前我国外贸形势不乐观，而经济转型要求继续深化资源能源、环境、金融市场、外汇制度、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这势必对企业进一步造成经营压力。因此需要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要避免外部贸易环境恶化和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共同叠加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同时应出台与经济转型配套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形成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尽可能争取经济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 吴忠群.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3）.
2．程选,罗云毅.消费、储蓄关系状态判别与“三驾马车”的协调拉动.改革,2008,（8）.
3．姚洋.中国发展模式与当前经济危机.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9，（7）.
4．龚敏,李文溥.论扩大内需政策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东南学术,2009，（1）.
5．汪同三,蔡跃洲.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东北大学学报,2007，（1）.
6．邵晓.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有没有结束.经济学动态,2009，（5）.
7．刘瑞翔,安同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2011，（7）.
作者简介：贺京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