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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口放生法会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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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城乡接合处的呼兰老城区拥有其特殊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地缘优势,群众为寻求精神寄托投身信仰消费本身有其发生上的自发性;三光庵作为组织核心,深受宗教洗礼的居士作为中坚群体,对放生法会等宗教消费活动的组织具有自觉性;经济实力超群的信众无论在“随缘金”等消费支出上的奉献还是家庭参与程度上均是最积极的,事实上为放生法会提供了可行性支持。放生法会组织环节有条不紊,体现着成熟性的同时,放生鸟、鳄龟等不容忽略因素也不能不算是民间信仰消费发展中的异化倾向。

关键词:放生;法会;消费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97-02

城乡接合部的哈尔滨市呼兰老城区有悠久佛教文化传统。作为清代黑龙江最早开发的五城之一,呼兰城早在乾隆年间就兴建关帝庙、观音庙。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关帝庙曾得光绪帝赐匾额“神功普佑”。清末呼兰境内仅关帝庙就有15处之多,20世纪30年代更广有寺庙庵堂35处。尽管呼兰城乡社会近百年来历经沧桑巨变,至今呼兰老城区遗留的传统佛寺尚有福极庵与三光庵,佛教信众仍然有稳定的规模,南大街西段是其他各地均无法比拟的“佛店一条街”,城乡间各类佛事活动异常活跃。笔者所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项目组近期参与式调查了一场较典型的放生法会。这起放生法会是由呼兰佛教协会驻在地三光庵具体组织的。2015年5月9日三光庵组织信众统一乘车到呼兰河口湿地进行佛门放生活动。项目组成员先前曾多次以志愿者的身份赞助过三光庵的诸多活动,所以及时从三光庵获悉这一活动的具体日程并被获准参与调查。笔者深切感触到,这一民间信仰的消费形式及其参与人群所折射出现实人文心态极具文化人类学考察意义。

一、河口湿地放生法会概况

2015年5月9日早7点40分,出发前的准备活动已在三光庵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居士统一组织行程安排,具体分配车辆及人员。三光庵主持了空师傅负责收取香客们购买放生鱼的随缘金。参与放生的信众大体可以分成个体与集体两种类型,即个体人群和家庭人群。两个人群在所献随缘金额度上的区别较明显,个体人群所献随缘金金额一般较小,而家庭人群所献随缘金金额则普遍更大。在抽样调查的30名居士里,献10元的有2人,50元11人,100元12人,500元3人,10 000元1人,20 000元1人。50-100元是个体居士平均额度,上万额度的往往是举家而来的。

分散的个体信众均乘坐三光庵统一组织的旅游大巴。三光庵共租用了6辆旅游大巴接送信众,每辆大巴乘坐32人,共计192人。包车费由三光庵与大巴车主协议定价,由需要乘坐大巴的信众集体交付,每车都会委派一名居士统一收取。大巴往返一次每人收取车费10元,车费共计1 920元。三光庵的师傅与家庭人群则使用私家车出行。三光庵前共停有待发私家30辆车,每辆车乘坐4人,这一群体人数约为120人,除去三光庵师傅5人,共计115人。参与人群年龄分层广泛,高龄达八十岁左右,低者才五岁左右,年龄高峰应集中在40岁到65岁之间。

早8点45分,参与放生■法会的全体人员到达呼兰河口湿地。放生的具置位于距河口湿地售票口50米处的河口湿地岸头边缘水域。载运放生人群的车队到达湿地公园时,负责运送放生鱼的工作人员已在此前摆放好了放生鱼。放生鱼均为最易活的泥鳅。经统计三光庵共购买了116箱活泥鳅,每箱重量约为三十五斤。另有3只鳄龟、2只小鸟所属个人携带。

经过一番准备,放生活动于早9点12分开始。三光庵5位师傅站在中心主持放生活动,26位穿佛衣居士跟随其后将鱼箱围成一个椭圆的圈,普通居士跟随在佛衣居士身后,所有人虔诚地双手合十共诵佛经。放生步骤根据《放生仪轨》过程进行。《放生仪轨》是正信佛教徒为所救护物命获得究竟解脱,在物命身边念诵的仪轨,为所救护物命获得究竟解脱。过程分洒净诵偈、说三皈依、放生发愿三个程序三个部分。

诵经期间陆续有不同的居士向鱼箱里加水,放食。诵经结束时间为10点07分,诵经环节持续了55分钟。所有人跟随师傅念三遍“南无阿弥陀佛”后,开始向水里投放所购放生泥鳅。与诵经时的井然有序心怀敬畏截然不同,放生时场面极其混乱,人们争抢着搬运鱼箱,两人或两人以上搬运一箱,将放生泥鳅倒入河水中,并在心中默念阿弥陀佛。放生环节持续了十分钟左右。随后,10点21分三光庵师傅乘私家车返回三光庵,信众乘坐来时的旅游大巴,回程目的地为呼兰城区街道,并不返回三光庵。一场佛门放生法会就此结束。

二、河口放生法会田野调查分析

通过这场放生法会可以看出呼兰老城区信众对佛门组织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难看出三光庵对这一民间信仰消费模式的组织作用。最明显的几例莫过于乘车、入园门票、放生泥鳅的统一组织上。数量不少的私家车本身就是对信众的经济资源的消费利用,在这之外十元一位的往返车费较呼兰市区前往河口公交车单程7元的定价优惠了近30%。由于此前三光庵已经与河口湿地公园沟通过,因此放生信众不需要另外再购买30元的门票。通过对三光庵主持了空师傅的采访得知,三光庵有专门负责放生项目的居士担任义工,在5月9号早四点去哈尔滨市里批量购买放生泥鳅,当天共花费3万元购买放生泥鳅。这样核算下来,每斤放生泥鳅花费仅7元左右,相对当月底浴佛节每斤20元的价位,堪称划算。就在当月底四月初八,笔者接触过一辆后备厢装着五袋放生泥鳅的私家车,每袋应该不超过五十斤,5 000元的开销是几位随车女居士凑的。

此次放生法会私家车众多,可见经济条件较好的信众是法会的积极参与者,其动辄万元以上的捐纳更是放生法会赖以进行的中坚力量。这一点与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呼兰城乡发展中富豪的崛起有关。交通、工程、物业等领域,甚至殡葬用品批发领域也不乏实力超群者。这些骤富起来的人群无不经历过创业与守成中的种种艰辛与风险,无论对自己产业还是整体市场的发展前景均难以恒久地保持自信与乐观,加之经济条件充裕,所以投入到宗教消费中寄托精神安宁成为自然的选择。笔者与参与调查的同学们曾多次见识过他们在这种消费中的惊人之举。我们曾遇到过几辆运输车装满锡纸元宝与锞子在同一地点焚烧,经调查确系一姓人户所为。城边缘地带分布的还愿土地庙中曾出现过琉璃瓦装饰占地二十多平方米者,四面筑有灰砖院墙,灰堆不下三十立方米,最高处经雨淋后竟还有二米多高。

信众放生本身多有令人难以平静的杀生之嫌。放生泥鳅在运输中本来就过于密集,当向水中抛撒放生之际,信众们出于方便又多密集地将它们置于脚下浅水处,那里铁丝网密布,泥鳅翻滚涌动向深水求生的样子令人难以正视。生命力本来顽强的泥鳅最后居然也有许多尸体粘连在铁丝上,或翻着肚皮漂在浅水水面上。放生鱼之外放生鸟与放生龟有更为复杂的因素。首先,放生鸟捕捉与消费在呼兰地区已经产业链条化。虽然鸟渔具商店数量在呼兰城区不及佛教用品商店,但光呼兰城区养鸟人就不下千人规模,这些人中大多捕鸟。尽管有关部门一再禁止,城边树林中还是不断有人设置粘网捕鸟。尤其是春夏之交,南方而来的迁徙鸟大量途经呼兰之际,更是捕鸟卖鸟者的黄金季。到月底浴佛节法会时三光庵门前聚集的卖鸟者多达五六十家,鸟的种类竟多达百余种,售价却出奇地便宜,若成笼买鸟每只仅一元钱。不等被买走放前,因拥挤、互虐致死的鸟不计其数。鳄龟放生更是富豪信众的任性之举。鳄龟根本就不是东北本地品种,一旦放生在本地水域,几乎没有天敌,加之其生性凶猛,对本地水生动物构成极大威胁。在全国很多地区放生鳄龟均受到口诛笔伐,甚至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禁止饲养鳄龟。热带鳄龟放生暖温带水域本身更是有违放生旨归的做法。但鳄龟体形硕大,价格高昂,购买放生足以收获观瞻,满足炫富心态。

三、结语

位于城乡接合处的呼兰老城区拥有其特殊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地缘优势,一方面,现代城乡建设与经济生活剧变之下,群众为寻求精神寄托投身信仰消费本身有其发生上的自发性;另一方面,三光庵作为组织核心,深受宗教洗礼的居士作为中坚群体,对放生法会等宗教消费活动的组织具有自觉性;第三,经济实力超群的信众无论在“随缘金”等消费支出上的奉献还是家庭参与程度上均是最积极的,事实上为放生法会这样的佛事消费活动提供了可行性支持。放生法会组织环节有条不紊,时间选择甚至支出控制上均体现其成熟性,但同样是本地特色放生鸟的生意链条及放生鳄龟等因素又不无时不在彰显着与其放生旨归的矛盾性,不能不算是民间信仰消费发展中的异化倾向。

参考文献:

[1]黄维翰.呼兰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2]姜世忠.呼兰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