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作为一种背后真实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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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的画像是草图，线条的勾勒和墨色的晕染初看都非常随意、甚至细碎。但初看就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精神性，你知道他是在直接书写精神而非表面物象。他2013年以来创作的《碎念》系列尤其如此，没有背景，只有人物、动物、植物的局部特写。甚至人物也是被遮蔽的或者只选取背影，图像充满了隐喻意味，引人探个究竟。在采访中得知，王煜选择这种简单、直接的书写方式正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精神容量与活力，他的用意被非常有效地传达给观者。但看似草图的画面在创作过程中并非一蹴而就，去到王煜工作室采访当天，他的画布上同时进行着三幅作品，这也是他独特的工作方法：留白一样“留”住自己的感情，有节制地表达，把感觉持续在作品的完成创作中。言简意赅，一座远山带出一片微茫，这正是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意境。

I ART：你最近创作的《碎念》系列选取的都是片段性的场景，画面没有背景，只是截取某一部位的特写，能否讲一下这个系列作品的创作？

王煜：《碎念》是我从2013年开始创作的系列。这个系列在材料的使用上有一个转折，我之前的作品是在生宣上完成，偶然间尝试了通过熟宣来表现物象。熟宣遇水会形成痕迹感的记录，墨迹可以浮在上面，而不是完全地吃在纸里，产生多变效果，这样的效果能够传达出很多我要传达的理想的画面意义。

我的创作更像“拾荒者”的感觉，《碎念》系列是我对生活琐碎片段的捡拾和整理，虽然看起来是碎片化的，但整体看来是一条线索。我把生活中的感知通过身体的片断、物的片断、动物的片断、花卉的片断作为局部反映出来。这种片段没有固定的概念，通过琐碎而片断的局部反映整体，琐碎的集合形成一念，是我那个时段的一个出发点。

I ART：为什么你还在做生宣、熟宣这种传统水墨材料的尝试？很多当代水墨艺术家已经开始进行水墨装置、水墨影像的创作了。

王煜：我对绘画、手感有一种迷恋，更倾向于用简单的手段迅速地表达，完成想法。在我看来，手段越简单，精神的容量与活力越大。反之，手段复杂了，表达的直接性和精神的传达也会受到影响和减损，所以装置等手段可能不太适合我。水墨的表达工具就是方便和简单的，它抛弃了很多颜色，仅仅用水、墨、纸无限延伸出各种变化，这种表现性也是水墨区别于水彩、油画的精神性的体现。

I ART：你从一开始创作就使用表现性的方式么？

王煜：我的绘画一直在强调直接性、书写性和草图性，它们都是绘画性的根本。绘画的入口是开放的，人在画画的时候应该是放松的状态，这样才能把所有感知都无障碍地记录在画面上。草图感的绘画可以缩短你与画面相对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敏捷地感知来保存精神性。而人在进入正式所谓创作的状态时草图感会降低，即兴的对物象的完全感知会受到削弱和消磨。

I ART：你是否会从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创作中汲取表现性的养分？

王煜：会的。从唐代水墨鼻祖王维、堪称水墨行为艺术家的王洽到以简笔写意著称的南宋画家梁楷，都是用最简单的笔墨方式来传达精神性。从前的院体绘画更多地强调物象表达的完整性，从徐熙开始野逸性绘画分离出来，以最原初的水墨方法来表达最强的精神强度。水墨和精神的关联度开始紧紧地匹配起来。

到了明代，徐渭的《杂花图卷》都是直接地传达精神性的东西，他笔下的每朵花卉都有独特的精神韵味。由于他笔墨的呈现和流露接近于癫狂状态，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梵高。但仔细看他的作品是有所控制的，大家对梵高的理解也有误差，他表面癫狂，内心中还是有理性控制。徐渭也是在癫狂与理性的临界点之下来用笔墨传达精神。一个老师曾说徐渭的书法就像是冰刀刀刃的行走，笔笔都是在最重要的线条上流动。他们对我的启示与影响很大。

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刘炜的绘画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学会了打开自己，他把画面的所有内容打散，无障碍地表达，所谓“坏画”之后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与认可。

I ART：水墨创作的工具笔与墨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水墨的文化语境已然消失，它是否还能够表达现代人的精神性？

王煜：可以。毛笔虽然被钢笔、计算机代替，但它还是存在一种特殊性。它在纸上呈现的线条是别的笔所代替不了的。大部分中国的绘画都与书法相关联，毛笔的线条质感是特有的，遇纸之后干湿浓淡的变化也是其他工具所不能代替的。只有毛笔能够在纸上传达出特有的水墨性、东方特质。这种特殊工具决定了特殊的表达，只要这种水墨性存在，精神性就会一直传达下去。

I ART：当代水墨艺术家会抛弃传统水墨的工具，是否还具备水墨的精神性？

王煜：当代水墨在我看来，既要有当代性也要有水墨性，这两个词无法分割。水墨的手段千变万化，有人会消解传统的水墨工具。比如梁铨老师会将宣纸成条，以茶来浸泡拼贴成为作品，虽然没有了笔与墨，但是还离不开水。水与纸的变化也是笔墨语言，还是具有水墨性。关于当代性，有人关注当代人的具体生活，有人关注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大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

I ART：你的一些作品是否包含着对于当代人精神、生活状态的隐喻？

王煜：是的，我有一批作品叫做《纯粹的表征》，其意在于画面表征带来的纯化的意义，不引伸、不附加，直接感受画面本身。而《碎念》系列中表现制服的作品都是我对当下权力控制的反思：人在权力的控制下如何实现完全的自由？政治控制下的自由是否是我们想要的？人民似乎变为权力拥有者阴谋和阳谋中的棋子，究竟真正的自由在哪里？这是被权力蒙蔽下的或者说是权力拥有者们视而不见的我们的生存体验。但并不是很具体的指涉。

我作品中的很多图像源于在生活中收集的报刊、杂志的照片，但我会剔除他们的具体身份，只选取表现对象的制服性与蒙蔽性。其中有一副朝鲜军官的图像非常简单，画的是在看台上的军官因为天热在脸上搭了一条毛巾。摄影师捕捉到了森严体制下军官短暂的放松、喘息状态，这里面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而我想表达的是权力蒙蔽下真正的自由、生存感在哪里，是更加普遍的一个问题。

I ART：那在你看来，艺术在现实面前是否具有力量？

王煜：艺术只是一种反映。博伊斯的政治感、社会感更强，他提倡的是社会雕塑，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但持续得时间很短。也许在政治控制下的艺术教育会发挥作用，但我认为艺术只能反映和刺激现实，如果可以也是在审美上进行对传统标准与权力的颠覆。谈论社会责任感已经超出艺术的范畴和职责了。

I ART：《美丽的背后》系列为什么会选择女人扎头发的片段进行描绘？

王煜：画这个系列的作品也是因为偶然间发现了一些与美容有关的图片，我觉得那些图片的正面没有背后传达的意义强。扎头发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是在美丽的背后对于真实的探寻。表面的假象太多了，美容只是修饰一种美丽与真实。杨德昌的电影《一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中的小孩专门拍摄人的背影，因为他觉得人的正面不真实。人和人之间最纯的东西都在交往过程中被遮蔽了。背后只是一个隐喻。我在画面中通过不同的手势，自己的手或者外人的手的碰撞来传达某种真实性，探寻一种背后的真实是我的目的，这个系列还是会持续。

I ART：东方的审美体系一直独立于西方而存在，但是经过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影响后独立的审美体系已经消失，尤其是在当代水墨领域。在你看来，当代水墨是否还能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

王煜：这几年水墨热一直在持续，早年皮道坚先生在85新潮之后掀起了复兴水墨的“实验水墨”运动。张羽、魏青吉、刘子健等一批水墨画家开始了探索。那个时期的水墨更多地借鉴西方的抽象元素，同时加入中国玄学和东方神秘性在其中，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他们当时也力图建立一个东方的审美系统，后来进入当代油画发展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系统慢慢建立，对水墨的探索虽然没有停滞但处于边缘位置。只是有个别艺术家在做着尝试，完整的水墨系统并未建立。当时我们正在上学，更倾向于刘庆和、田黎明等老师在学院里建立的都市水墨系统。这一系统植根于学院教育，我们水墨系统的建立更多地受惠于他们确立的水墨的当代性系统，但我们的当代价值体验有所不同。这几年又出现了新水墨的概念，但新并不是颠覆性的新，新水墨的概念还是暂时的，新水墨、新工笔都是一种对于不同于传统的题材、审美角度的新提法。但在材料使用与精神性上还是与传统水墨有着很大的关联。

新水墨探索的一代以70、80后的艺术家为主体，他们形成了新水墨的生态，大家的表达方法与实现手段完全不同，但整体的线索是一致的。中国当代水墨审美体系的建立不是一代人就能够完全承载的，我们只能从局部的角度来呈现多样化的新的观察方式和角度。整体的审美架构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都在过程当中为其提供营养。

I ART：你一直在强调在创作过程中要“有节制地表达”，如何实现既有表现性又是有节制地表达？

王煜：这是表现性水墨比较难实现的一点，要求创作的程序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开始会整理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能够引发我表达欲望的出发点，这被我称为绘画动机。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作为刺点的水墨”，罗兰-巴特所提出的影像的“刺点”被我运用到绘画当中。如何将“刺点”放大是我在着手绘画前需要思考的，先勾画草图再一步步设计描绘不是我的工作方法。前期我会对图片进行大量的解读，这就是一个控制的过程，在表达的同时需要照顾很多东西，比如形体、传达的意味、如何在很短地时间内用笔墨概括出自己的想法、如何把好的东西留住而舍弃不必要的东西等等。所有的想法都需要删繁就简、进行提炼，但同时还要保持绘画感和自然流露的东西。这就是表达和节制的协调。

I ART：是否要不断地训练自己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王煜：对。传统的中国绘画讲究程式化，必须不断地进行训练才能够让好的笔墨出现在简单的画面当中。笔墨不是描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这与个人的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必须熟悉程式，但又不能完全按照程式来表达。绘画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外，纸、笔、运笔的状态和情绪都会对画面造成影响，水墨与艺术家的关系更加紧密，它像是你的神经末梢，敏感地反映在纸上。线条的游走和墨的变化都非常玄妙。我想要努力以更简约的笔墨传达出更大的精神性。

I ART：你每天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王煜：我每天早上7点到工作室，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会几张画同时进行。近年来我更希望能够控制自己，节制自己的感情，其实不画的时候也是在画，而不是完全地扑在画面上。中国讲究留白，“留”也是必要的一部分，哪里留哪里画都需要完整的考虑，留下来的也是你所画的。没想好的时候要少动笔，多看多想，究竟如何更好地画。笔墨特别需要眼睛、情绪和思维的训练，想要达到好的效果都需要更好地控制各个方面。真正好的绘画是你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这一点很难做到。随着阅历的丰富与经验的积累，才能知道如何控制自己把感觉持续在完整的创作过程中。以前我是想把自己完全地表达出来，这样会产生多余的东西，情感很足，但方法没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会影响接受度。随着自己的成熟和阅历感受度的丰富，知道了节制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审美的传统，言简意赅，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中国绘画的余味通过这个而来，一座远山能够带出一片微茫，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情感寄托。这是中国绘画和审美的特质。

现在我极力想分配好自己的情感，一张图片特别刺激我，我会放一放，理性之后再感性。纯理性之后不能失去感性，没有感知的绘画是不能带给别人感动的。先有感知，通过理性的方法把自己的感知很好地完整地传达给观众，这样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采访/编辑：郭毛豆）